民主是人生最高的生存情感，自由是與生俱來的天賦人權
—— 六四天安門廣場上的〈絕食書〉
如今被中國官方定名為「19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民間暱稱「535」的事件，是從追悼胡耀邦開始的。胡耀邦因為「改革開放」引發的政治路線衝突，極為不體面的被下台。就在他過世僅僅三天後的 4 月 18 日，北京大學與北京經濟學院的學生在人們大會堂東門靜坐，並提出了七點要求。除了要求對胡耀邦重新評價，以及要求確定改革開放路線以外，有兩個要求，從事後來看，顯然觸及中國共產黨的紅線，一個是「公布國家領導人及其子女的收入和財產」，另一個則是取消報禁，允許民間自由辦報，並且取消「違反憲法」的禁止遊行規定。
在改革開放上意見並不一致的鄧小平與陳雲，在六四之後迅速連成一線，並聯手奠定了往後中共的黨本原則。
一般認為，天安門抗爭的激化，是因為《人民日報》在 4 月 26 日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這篇取材自鄧小平講話的社論，將天安門的和平抗爭定調為「有計畫的陰謀，是一次動亂」，並將中共與廣場人民的矛盾，拉抬到「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的敵我矛盾。鄧小平對事件的態度，甚至超過中共 1957 年反右運動對「右派分子」的定調。這也就意味著，中共勢將動用武力鎮壓。事實上，早在 4 月 20 日凌晨，警力第一次驅逐學生未果後，隔天中共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從保定調集了兩個步兵師進入北京，除了保護中共中央的領導機構外，也是因應事態可能失控的後手。
「426 社論」對廣場活動的強硬定調，並沒有讓學生屈服。廣場上的大字報透露了學生對於胡耀邦被下台背後黨國體制的不滿，他們批評「太子黨」與「秘書班子」盤據黨政要職，新總理是子承父業（李鵬一直謠傳是周恩來養子），這些批評都已經遠遠超出80年代以來的路線之爭所能收納的範圍。
聲援學生的遊行隊伍也無懼中共威嚇，公開署名單位參與運動，還以單位名稱，設計出搭配的口號，例如署名中國專利局的遊行隊伍，他們的口號是「50 少年、60 青年、70 中年、80 正當年」，嘲諷中共的老人政治；北京婦產醫院的口號是「專治難產」，指的是鄧小平曾經許諾的政治改革難產；文物出版社的口號堪稱創意：「中國已無退路」。中共一度想以斷水的方式，逼退廣場的學生。但當「學生沒水」的消息從廣場傳出後，北京市民的物資立即八方來援，跟所有占領抗爭一樣，抗爭者最不愁的就是物資。
5 月 13 日下午，學生發起絕食，抗議中共的拖延以及 426 社論的定調。一篇不知名作者的〈絕食書〉，在沒有網路通訊，影印不普及的年代，靠著手抄，從廣場流傳到北京的大街小巷，它的開頭是這麼說的，「在這陽光燦爛的五月裡，我們絕食了。在這美好的青春時刻，我們不得不將一切生之美好，毅然地拋在身後了」。
雖然沒有參與絕食的確切人數統計，但 1989 年天安門廣場上的絕食抗議，肯定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絕食抗議。根據楊繼繩在《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一書的說法，絕食開始不到三天就有 150 多人昏迷，18 日晚，送往醫院急救的就有 1,768 人，直到 19 日，累計 3,500 人次暈倒，其中 2,500 人次留院治療，「搶救學生的救護車在天安門廣場和各大醫院間來往穿梭，淒厲的警號晝夜不停」。
5 月 19 日，中共宣布戒嚴，但這依然沒有讓廣場上的學生與北京人民屈服。北京市民自發的封堵住所有進京的路口，大型的巴士、馬路上的隔欄，甚至是木頭，都被拿來當成阻止軍隊進城的防具，直至 6 月 3 日晚間，解放軍真槍實彈對準手無寸鐵的人民。儘管最後仍然無法阻擋血腥鎮壓，廣場外的北京市民赤手空拳與之僵持了近兩週，並第一線抵抗了中國共產黨的暴力，他們的故事不應該被遺忘。
1989 年後，民間一直有「平反六四」的聲音，然而，六四的本質並非政爭，事件更非特定一兩個中共高層的「錯誤」所致，這注定了六四不可能得到如文革的待遇。鄧小平與陳雲在經濟改革的路線相左，但一旦事態被認為為上綱到反革命，他們毫不遲疑的連成一線，六四之後，鄧陳迅速確立了中共專政政權不容挑戰的兩個基本原則：「世襲的」黨天下，以及反和平演變。
六四之後，鄧小平在花了五天時間統一黨內政治路線後公開露面，他不只堅持 426 社論的「動亂」定調是準確的，更進一步主張，事態的最後發展是「反革命暴亂」。對於胡耀邦與趙紫陽，鄧小平則承認自己的錯誤，認為他所選的這兩人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上犯了錯誤」，而四個堅持中，最核心的是「黨的領導與社會主義」。
整個 80 年代，作為中共實際核心的鄧小平，之所以反覆在「堅持四個原則」與「政治改革」之間移動，固然部分原因是改革開放的路線衝突，但更深層的原因是中共政治繼承的難解。六四讓鄧小平不得不接受陳雲「紅太子」接班的提議，陳雲據傳的「遺訓」之一「權力要移交給自己的孩子，不然以後會被挖祖墳」成為中共在後六四時期重新鞏固權力的基本原則，這個原則背後的預設是，「紅太子」彼此之間的政治鬥爭會是有底線的。儘管很難想像經歷最殘酷政治鬥爭的鄧陳居然會有如此天真的期待，但無論如何這都是在眼見天安門抗爭與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中共元老，唯一所能選擇的路。名為共產黨專政實為「世襲」黨天下，始終都是中共不容挑戰的紅線。
李瑞環固然因實幹作風而受鄧小平賞識，然而，他在六四之後出線的一個主因是對陳雲「黨天下」思想的領悟。早在 86 年學潮時，時任天津市委書記的李瑞環就態度強硬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是成千上萬革命烈士的腦袋換來的，誰要我們的領導權，也得拿這麼多腦袋來換！」李瑞環後來接替改革派的胡啟立接任中共的宣傳思想工作。李瑞環的出線，說明中共在天安門鎮壓之後在黨本路線上的一致。
長期主政新疆，中共「八大元老」之一的王震在六四之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言，指出美國「和平演變」手法對中共的威脅，「近幾年來，國外、海外敵對勢力，採用『和平演變』手法越搞越兇」。
在天安門血腥鎮壓之前，「和平演變」本是陳雲一派用以抨擊改革開放進程的提法，如今已經被抬升到中共專政的「黨本」地位。六四之後，陳雲在談話中指出，帝國主義的侵略正從過去的「武」到現在的「文」，並鼓吹黨內必須學習列寧的並不過時的帝國主義論述，列寧自然只是包裝，重點是「反和平演變」攸關黨本。
六四天安門事件的遠因固然是中國改革開放路線之爭，以及政策執行所引發的社會矛盾，也有論者認定由於各方盤算的落差，才最終演變成悲劇。事實上，早在學生提出「七點要求」碰觸到黨天下紅線時，這場屠殺就已經無法避免，至少，中共高層早在戒嚴之前就做好軍事鎮壓的準備。
六四之後，陳雲的「紅太子繼承」以及「反和平演變」充實了鄧小平的「堅持四個原則」，前者成為中共政治繼承潛規則，後者毫不意外成為中共持續控制與鎮壓社會的藉口，直到如今，它們都依然是中共不容挑戰的黨本路線。
距離 1989 年的六四已經過去三十五年。三十五年前六月四號在天安門的暴力血腥鎮壓，不僅是中國對於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反撲，還奠定了中共政權的黨本政治路線：世襲的黨天下與反和平演變，這也就意味著，中國共產黨不倒台，六四就不可能平反。
沒有六四，就沒有習近平；沒有天安門事件，就沒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六四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的黨本，習近平如今的「中國夢」是建立在六四大屠殺的基礎上，如果中國共產黨不倒，中國就沒有民主化的可能，中國也就沒有文明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