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專訪對象：廖郁雯，現職為「臺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的秘書長，致力於改善醫護人員的勞動環境，在涉及到醫護人員工作權益的議題，例如防疫期間禁止醫護人員出入境、防疫津貼縮水、主治醫師是否適用勞基法等，都可以看到郁雯奔走的身影。本次專訪將回顧她過往的學生運動與社會運動經驗，並且邀請她針對防疫、工會運作現況、以及醫護人員勞動權益等議題，分享她的獨到見解。
郁雯從大學時代積極參與學生運動，曾任輔仁大學第 27 屆學生會會長，在學生會長任內除了處理校內學生權益問題、推動換發新式學生證以外，也發起「輔大灰姑娘」運動，廢除不合理的女生宿舍宵禁；畢業之後，先是籌備與運作專櫃銷售人員產業工會，後來則協助發起設立臺北市醫師職業工會，並擔任秘書長一職。
2014 年 318 學運剛結束時，郁雯偶然參與了一場在輔仁大學校內的講座活動，那場講座其實是要談校內的議題，但是郁雯有點搞不清狀況地談了當時正熱門的服務貿易協定，讓主辦活動的負責同學印象深刻，雙方開始互相交流對於公眾議題的看法、（社會）運動的策略等。
後來，輔大校內有學生組成異議團體「浣腸花刺客」，並發起「裝置藝術蔣」活動，以非破壞、非暴力但諷刺意味十足的方式，重新「裝飾」蔣公銅像，以喚起大眾對於校園內轉型正義的關注。
郁雯也參與了輔大的「浣腸花刺客」，當時她恰好認識陽明大學的同學，他們也準備發起「裝置藝術蔣」活動，郁雯得知以後即與陽明大學接洽，陽明與輔仁就一起針對「裝置藝術蔣」活動發表聲明，希望大家關注校園中的轉型正義。
其實，郁雯還在念高中的時候對於學生會、學生運動、社會運動，是毫無感覺的，以前在高中的時候她對於有同學參與班聯會的選舉，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願意花自己的時間去做這種事呢？」郁雯就讀高中時雖然對於公眾議題是冷漠與無感的，但卻因為 318 學運的影響，以及到了輔大之後認識了一群熱衷於公眾議題前輩、夥伴，才逐漸投身到公眾議題中。
回顧郁雯投身公眾議題的關鍵，擔任輔大學生會長或許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
郁雯先是在第 26 屆的輔大學生會中擔任學權部次長，初步累積在校內推展議題的經驗，任期結束之後決定參選第 27 屆的輔大學生會會長，順利當選後卻馬上面臨到「沒有團隊」的困境。
當時的狀況是，郁雯只組成一個「三人團隊」，也就是一起參選副會長的搭檔，以及一名協助設計海報文宣的夥伴。從輔大學生會的組織架構來看，至少還需要找到學生權益部部長、資財部長（財務長）、公關部長等重要幹部，否則實在難以處理多達兩萬六千名輔大學生們的權益事務。
於是郁雯透過朋友介紹、找回原先的學生會成員、公開招募新夥伴等三種途徑，開始組建自己的團隊。團隊的成員彼此並不熟悉，甚至連郁雯自己都不認識，因此整個團隊之間並沒有任何信賴基礎，但是上任後，經歷了學生會費的收費爭議、舉辦新生茶會活動等難關，逐漸培養起團隊默契，並且建立起深厚的信賴基礎。
這也是郁雯第一次帶領團隊、設定自己想要推動的議題，並設法落實成具體的政策。最終，郁雯在卸任時，除了緊盯宿舍費用的漲幅、協調社團使用場地的爭端、處理學生會長選舉爭議等學生權益事務以外，也終於把輔大傳統的學生證換發成具有悠遊卡功能的新式學生證。郁雯在短時間之內，就將一群彼此毫無私交、從未共事過的工作夥伴整合成一個團隊，並且盡可能落實了自己承諾的政見，實在不容易。
當然，最為人所知的可能是郁雯為了廢除輔大女生宿舍的宵禁問題，所發起的絕食抗爭活動。
在輔大女生宿舍舊有的管理規範中，要求女性住宿生必須於午夜十二點之前回到宿舍，否則就會被鎖在宿舍外頭，但是，男生宿舍卻早已沒有類似規定，實有性別歧視之嫌疑。而且，許多住宿生可能在外頭打工、實習，下班時已經很晚了，卻還要趕著回宿舍，實在不符合實際需要；更遑論，宿舍管理中心表示之所以設有此規範是為了「住宿生的安全」，但他們寧可讓午夜之後才回家的住宿生被關在外頭，也不願意讓住宿生能夠回到宿舍休息，實在讓人匪夷所思。
郁雯為了破除這個已經有數十年歷史的「輔大傳統」，在既有的學生會成員以外，另外尋覓夥伴並重新籌組團隊，與眾人共同發起「輔大灰姑娘運動」，並以絕食抗議的方式，向校方施予壓力。最終，校方在輿論壓力之下，終於宣布修改宿舍規範，不再以設有「宵禁」，讓輔大女住宿生不用再當「灰姑娘」。
郁雯之所以投入工會運動，一開始只是因為雙主修的關係（雙主修公共衛生學系與食品科學系），必須要在輔大再多念一年書，為了籌措生活費用，經由學長姐的介紹，參與一個新北市勞工局政府標案。這個政府標案的內容是針對在百貨公司或購物商場服務的櫃哥櫃姐，訪談他們可能遭遇到的職業病，經過這次訪談的過程，也順利把這群櫃哥櫃姐組織起來，形成專櫃銷售人員產業工會的雛形。然而，當這個標案執行完畢之後，卻沒有經費可以繼續聘雇郁雯從事相關工作，因此這份工作也就必須告一個段落。
郁雯在擔任學生會長之前，其實曾與一群還在唸醫學系的同學，參與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針對醫師的勞動條件與環境定期聚會討論，在結束專櫃銷售人員產業工會的專案之後，這群原本在念醫學系的同學，也已經成為第一線的醫師，開始有了收入之後，這群醫師打算拿出薪水的一部分來籌組臺北市醫師職業工會，並且決定聘請郁雯擔任秘書長，交給郁雯來籌辦相關會務。
她在接受醫師工會的聘任後，中間仍有一小段時間協助處理專櫃銷售人員產業工會後續的會務運作與交接，但目前專櫃銷售人員產業工會已全部交由其他夥伴處理，郁雯目前也專心從事臺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的會務運作。
她分享到，自從投身工會組織的運作後，在組織人群上遇到很多困難。
很多勞工對於參與工會運興致缺缺，甚至害怕加入工會之後會不會遭受到什麼不利對待。之所以會有這種現象，她解釋，以前在白色恐怖時期，很多人誤以為工會就是共產黨，因此老一輩的人會恐懼加入工會，深怕會遭受到不利對待，這是第一個原因。
再者，對於新一輩的人來說，勞動教育嚴重不足，郁雯舉自己的經驗為例，自己到了大學四年級時，對於勞動基準法的一些基本規定也毫不知悉。
另外還有一個比較少人知悉的原因，那就是台灣目前有「全國總工會」，「全國總工會」之下有許多成員是「國營事業工會」，另外台灣也有各類「企業工會」，從數量或名稱來看，台灣的工會並非少數，而且這類工會都有資格參與勞資協商，也就是說，這類工會名義上可以代表勞工的聲音，但是否真的如實代表，則屬二事。
這類工會對於勞工的權益仍舊有正面幫助，也會協助勞工與業主爭取福利，但是這類工會通常與業主已經形成長期配合的默契，因此這類工會不一定會更積極地協助勞工爭取更多進步的權益，也就是說，雖然這類工會對於勞動權益有正面意義，然而因為作風比較保守，在某些議題上顯得為德不卒。
當然，在此要特別說明的是，如果是最近才成立的「企業工會」仍然可能相當積極，尤其是醫療界近年來才開始成立「企業工會」，像是「北市聯醫企業工會」、「臺大醫院企業工會」就多次在勞動權益上替第一線人員發聲。
總之，郁雯表示自己在組織工會成員的過程中，遇到最大的問題就是勞工不願意參與、投入工會，而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一者是在過去白色恐怖時期的陰影仍舊存在，許多老一輩的勞工不願意投入工會運作；再來則是勞動教育的不足，讓很多年輕一輩的勞工，對於自身的勞動權益毫無認識；最後則是在台灣特殊的全國總工會、企業工會的歷史脈絡下，因為這類工會作風較為保守，因此顯得勞工的聲音也比較保守，而無法針對勞動議題有「大破大立」的進展。
郁雯一開始之所以會關心醫療議題，主要也是因為自己就是公共衛生學系的學生，但郁雯也曾經提及自己在高中時期，對於社會運動毫無感受，因此雖然自己是相關科系的學生，也是慢慢接觸之後才逐漸對醫療議題產生興趣。
在成為臺北市立醫師職業工會的秘書長之後，在組織工會的過程中除了遭遇上文提到的問題以外，在醫師勞動權益的議題上，醫師究竟是不是「勞工」，對於很多醫師而言是有疑義的。
許多醫師對於自己有高度的專業倫理的要求，他們願意自我犧牲、隨時「On Call（待命）」，為的不是金錢而已，也是認為這樣才符合醫師的社會期待，以及自己對醫師這份工作的尊重。因此，縱使是不太合理的勞動條件，甚至已經影響到醫師自身健康的勞動要求，很多醫師仍然願意奉獻自我，將病患擺在最優位。
另外，對於職場上既有的學長學弟/學姊學妹制，醫師們也會覺得這是基於專業倫理的合理制度，因而對於學長學姊不合理的要求，也願意概括承受。
這樣的想法，會造成醫師無法辨認：究竟哪些是專業倫理上的要求，哪些是不合理的勞動條件？進而無法體認到，自己的勞動權益可能正在遭受侵害。如果都無法辨識自己的勞動權益是否受到侵害，當然也不會對於加入工會、從事工會活動、關注勞動權益問題，有任何動力或興趣。
目前醫師的勞動條件現況，如果是在診所工作的醫師，通常都已經是「主治醫師」，普遍而言並不存在過勞的情況。至於在大型醫院的「主治醫師」，如果是資深的主治醫師也通常不會有過勞的問題，但是如果是重大手術或關鍵科別，或者是中小型的醫院，在人力不足夠的情形下，這些主治醫師總是在待命故而仍有過勞的情形。
涉及重大醫療議題的政策形成過程，政府機關為了強化決策品質、避免遭到壓力團體的反對，通常都會找專業人員進入溝通程序，讓該專業人員可以表示意見，協助政府機關作出合法妥適的政策。
然而，在這個政策形成與溝通的過程中，到底該找「誰」來代表專業人士？找「誰」來代表基層心聲？對於最終的政策品質就顯得格外關鍵。
郁雯分享，在這個過程中，通常是由主管機關負責承辦會議的公務人員來負責聯繫，實務上通常傾向找「公會」（而非工會），或該領域的各大協會推派代表，這些出席人士通常都是醫院的管理階層，並非基層醫師；另外，勞工代表通常就只會找「產業總工會」推派。
還有一點要注意的是，診所的利益團體跟醫院的利益團體，他們各自在乎的觀點是不同的，我們在觀察該場公聽會、聽證會、或是內部閉門會議，到底找了哪些人士參與決策，以及他們各自可能代表哪些觀點，就務必注意到診所與醫院所代表的聲音、考量的重心並不相同。
郁雯表示，有了醫師「工」會之後，才能夠在這類政策形成與溝通過程中，確保醫界裡面勞工的聲音出現。
有關先前沸沸揚揚的「自付差額醫材設上限」爭議，臺北市醫師職業工會也有推派兩名代表出席表示意見。郁雯分享到，其實不是衛福部主動給他們名額的，是她自己打電話去爭取名額的，但她也表示，這就是以「政治」而非以「法律明定」來決定出席與會的代表人選。
在組織工會並且針對各類議題表示意見時，最常被質疑的一個問題就是「代表性」。常常許多人會質疑：「你憑什麼代表所有醫師的意見？」郁雯對於這個「萬年考題」回應，我們本來就沒有要代表所有醫療界的人員，以「自付差額醫材設上限」爭議為例，醫療器材界與醫療界本來就會有不同的觀點與考量，進而有不同的聲音，而我們（指的是臺北市醫師職業工會）也只是代表勞工、是代表我們全體工會會員而已，郁雯強調：「我們不是要代表全台醫療界呀。」
簡單來說，政府機關作成決策，必須本於專業，作出合法且妥適的決定，合法與否交由法律人來處理，尚可理解；但是「妥適」的決定就不容易了，在專業化分工的社會下，每個領域的知識越來越專業，「隔行如隔山」，不可能期待公務人員對於各種專業知識都高度熟悉，因此往往必須仰賴民間專業人士或學者來給予意見，此時問題就產生了：
首先，是到底該找「誰」來開會，才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以「自付差額醫材設上限」爭議為例，我們該找大醫院的醫師、醫院管理人員、診所的醫師、醫材廠商…，是不是已經沒有遺漏？是不是足以反映真實民意與專業意見？這是第一個層次的難題。
郁雯對此表示，目前在實務運作上，究竟要找誰來開會，仍然仰賴第一線承辦人員的專業，才能找到「對」的人來參與會議，做出好決策。
第二個層次的難題在於，如果專家之間、找來的代表之間，意見也高度分歧，又該如何是好？以「防疫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為例，是否要進行普篩，台大公衛所的陳秀熙教授與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諮詢委員李秉穎意見分歧，以此來說，指揮中心應該依誰決定？基於科學終究有其不確定性，恐怕這個難題永遠都會困擾著我們。
郁雯談到，有關傳染病防治法的適用上，醫療人員上班時受到傳染病防治法的拘束，尚可理解，然而有疑問的是，醫療人員下班之後，還受到傳染病防治法的拘束嗎？拘束的程度又是如何？與上班時（執勤）時一樣嗎？這些都是有待商榷的問題。
再來，對於紓困條例第 7 條，郁雯表示她最想問的是，監督機制何在？因為第 7 條看起來好像什麼措施都可以使用，那麼誰來監督不會濫權？郁雯更進一步地問，如果有監督機制，那麼工會可以扮演什麼角色？工會如何參與監督機制呢？
郁雯也談到：「我們並非不信任指揮官，是不信任管理階層。」以 SARS 期間爆發的和平風暴為例子，當時之所以會做出：將染病與未染病者通通「封」在和平醫院中的決定，就是管理階層擴大解釋法規的慘痛結果。而很多醫療人員是因為過往的這種恐懼，而懼怕本次的紓困條例第 7 條，不一定是真的想去爭執那個法源依據。
最後，郁雯針對工會工作者的高齡化表示擔憂。
她說，和我年紀差不多的工會工作者其實不多，原因在於台灣的工會組織率低、經費不高，因此所開出來的職缺並不吸引年輕人。而台灣每兩年一次的選舉，各政黨藉此創造很多比工會還要優惠的薪資待遇，所以有社群經營能力、表達溝通和社會對話技巧的年輕人都會選擇政黨去從事政治實踐，這讓工會的工作者、會務人員越來越高齡化。
郁雯說，回過頭來看，不管是以前經營學生會、現在經營工會，邏輯上都是改善不合理的環境、讓生活變得更美好，選擇繼續在工會運動的領域，是因為還想把一些新的想法、年輕的行動，為勞工運動注入新血，希望讓經營工會、推廣勞動權益、參與勞動政策等等事務，能夠成為吸引年輕人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