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西方知識份子以及情報體系，往往無法準確預測威權國家的入侵。西方政權數次重大的預測失誤，導致了數個民主政體的滅亡以及地區強權的權力板塊變動。例如，1960 年代的西方國際關係專家們便沒有預料到蘇聯對於捷克斯洛伐克的軍事占領、蘇聯在 1970 年代末期發動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在 1990 年對科威特的入侵，或是本篇文章所要探討的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 1973 年 10 月 6 日，由埃及以及敘利亞組成的阿拉伯陣營，對以色列發起的突襲性戰爭。贖罪日戰爭讓以色列失去了兩千多名的士官兵，以及超過七千名的傷者。以色列在贖罪日戰爭中失態的調查報告一直都是機密，直到近年才隨著軍方在 2012 年的部份解禁，以及民間人士的揭露下，讓人一窺其內幕。
贖罪日戰爭不是以阿之間單一性的衝突，事實上以色列在 1948 年建國後，就與周邊的阿拉伯國家不斷的發生軍事衝突。1967 年六月，在俗稱的第三次以阿戰爭中，以色列以一己之力擊敗了埃及、敘利亞、約旦、伊拉克以及巴勒斯坦等國共約三十二萬的聯軍，並且控制了戈蘭高地、西奈半島以及巴勒斯坦全境。
以色列作為戰爭的勝利者，在第三次以阿戰爭結束後的四個月，表面上宣稱接受了聯合國的調停（由安全理事會一致通過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 242 號決議），並表示願意從他們在第三次以阿戰爭中佔領的區域離開，或者，至少願意對於佔領區的處理方式進行溝通。
但任誰都看得出以色列的心口不一。作為戰敗國的阿拉伯諸國，更從未相信過以色列會遵照聯合國決議案撤出佔領區。早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 242 號決議產生的一個月前，阿拉伯諸國便產生了卡托姆決議（Khartoum Resolution）。卡托姆決議的內容就是促使戰後的以阿關係徹底決裂的三不承諾：（1）阿拉伯諸國不和以色列共享和平、（2）不和以色列和解以及（3）不與以色列進行任何談判。卡托姆決議顯示，經過第三次以阿戰爭恥辱的阿拉伯諸國，並不想通過和平手段來討回失地 —— 於是來到了 1973 年幾乎讓以色列滅國的贖罪日戰爭。
以色列於 1948 年 5 月 14 日建國，隨即迎來與周遭阿拉伯國家連年不斷的戰爭。
第一次中東戰爭：於 1948 年 5 月 15 日開戰，以色列人稱之為「獨立戰爭」，阿拉伯人稱之為「大災難」。
第二次中東戰爭：於1956年 10 月 29 日開戰，別名為「蘇伊士運河危機」和「西奈戰役」。
第三次中東戰爭：於 1967 年 6 月 5 日開戰，以色列稱之為「六日戰爭」，阿拉伯國家稱之為「六月戰爭」。
第四次中東戰爭：於 1973 年 10 月 6 日開戰，又別名為「贖罪日戰爭」、「齋月戰爭」和「十月戰爭」。
第五次中東戰爭：於 1982 年 6 月 6 日開戰。
「先手權」是以色列對抗阿拉伯龐大的聯軍時最關鍵的武器。原本在 1967 的第三次以阿戰爭中，以色列以裝備優良的空軍取得了大部分的制空權之後，佐以行動快速的裝甲部隊，取得了以少打多的勝利。
但是，裝備精銳的以色列卻在贖罪日戰爭中失去了先手權。在 1973 年 10 月 6 日，埃及軍隊在西奈半島（Sinai Peninsula）以十萬軍力向東襲擊以色列，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則是同時被約三萬人的敘利亞軍隊突襲得手。以色列守軍人數處在絕對劣勢，有些地區甚至只有敵軍十分之一數量的以色列守軍大幅度被殲滅，防線也被突破，並且在西邊以及北邊同時面對雙重戰線，以色列國家的命運此時岌岌可危。
令人疑惑的是，善於情報作戰的以色列，其實早就掌握了大量阿拉伯諸國大量的軍事情報，這些情報之精細，甚至連阿拉伯諸國軍隊的命令體系、駐紮位址等情資都是在以色列人的掌握中。而以色列方也早在 1973 年的九月、戰爭發生的三個月前，就知道埃及與敘利亞從俄羅斯進口了大量的防空武器來彌補制空權的不足。此外，在贖罪日戰爭發生的兩個禮拜前，連理論上仍然與以色列在交戰中的約旦國王海珊（Hussein of the Hashemite），都親自來警告說敘利亞已經全面進入備戰狀態。甚至直到在戰爭發生的三天前，以色列的特務也得知埃及的幕僚長和敘利亞國防部長的早已經在秘密見面
無數跡象顯示，阿拉伯聯軍即將對以色列開戰。但是，以色列情報機構卻無視它們，最終導致以色列失去了贖罪日戰爭中的先手權。究竟以色列是怎麼犯下建國以來最大的情報失誤？
為了不要讓贖罪日戰爭的錯誤再度上演，以色列特別成立了贖罪日戰爭軍事調查處阿格拉那特（Agranat Commission），來為贖罪日戰爭的失敗進行了調查。軍事調查處發現，主要的問題出在以色列情報機構—以色列軍事情報局，也就是俗稱的阿曼（Aman）身上。
以色列軍事情報局阿曼（Aman）
以色列軍事情報局，希伯來文俗稱阿曼（Aman），是獨立於三軍的情報組織，與以色列國家安全局辛貝特（Shin Bet）和以色列情報特務局摩薩德（Mossad）共同組成以色列情報體制。
根據軍事調查處的調查，阿曼的情報分析師一直堅信阿拉伯不會入侵以色列，原因是，以色列的高層認為他們透過一名部署在埃及的高級間諜，已經對阿拉伯諸國軍方的戰略思維有著通盤的掌握。這名間諜聲稱，埃及領導人薩達特（Anwar Sadat）不會在沒有其他阿拉伯國家幫助下進攻以色列。同時，這名間諜也向以方洩漏，薩達特覺得其他阿拉伯國家在沒有擁有長程戰鬥機的情況下，絕無可能擊敗以色列空軍，而以色列空軍一旦擁有制空權，就擁有能夠嚇阻埃及的優勢。
高級間諜提供的情報，讓以色列國防參謀總長大衛．伊萊薩（David Elazar）以及以色列軍事情報局局長以利．澤拉（Eli Zeira）非常滿意。但是，這個情報卻也因此造成了以色列情報單位重大的誤判（兩人在日後都被解職逞處，並且以利．澤拉日後改口，責怪俗稱摩薩德的以色列情報局，宣稱該局提供資訊的高級間諜其實是雙面間諜）。
以色列人自以為掌握了阿拉伯諸國的戰略思維，卻讓他們選擇性了忽略了許許多多的其他情報。事後證明，即便1970 年代的以色列情報部門非常擅長收集資訊，但是他們並不擅長對於所收集來的情報進行評估與整理，以致於太多的情報沒有被確實評估，才讓以色列堅信，在己方擁有空優的情況下，敵人不會進攻。
以色列情報部門的致命的失誤，就是讓情報系統陷入封閉迴路：所有以色列收集到的訊息，都被放入「阿拉伯聯軍只會在能夠擁有制空權的情控下才會聯合進攻」的分析架構裡面分析。日後解密的資料顯示；當以色列軍事情報局認為自己從以色列情報局的高級間諜口中得知阿拉伯國家的戰略思維時，是那麼的欣喜若狂與堅信不移。調查處的報告顯示這名高級內應讓當時的以色列情報部門認為自有擁有了「史上最大的情報優勢」。這也導致「阿拉伯聯軍只會在擁有制空權的情況下才會聯合進攻」的分析架構在以色列內部幾乎不可撼動，從 1969 年起的分析幾乎都圍繞著同一個分析主題而進行。
在這個封閉迴路中，沒有人想到要提出一個跳出框架的理解。所有新得到的情報都被放入同一個框架。
這也導致根據情報分析結果去訂定政策與戰略的政府高層都只是在下錯誤的指導與規劃，情報局與政府高層雙方只是在不斷的強化先前得到的結論。所有費盡心力收集而來的情報，只是在情報分析單位與政策制定者之間來回不斷的強化舊有的分析。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