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 1989 年的「六四」已經過去三十年。三十年前六月四號在天安門的暴力血腥鎮壓，是中國對於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反撲，這個反撲不只直接奠定共產黨政權的政治基礎，而 1989 年的歷史關口，更注定了六四自始就是一個注定被「遺忘」的歷史過場。
天安門的鎮壓固然血腥，但或許不比當時全世界人民為自由民主奮戰所遭遇的抵制，來得更慘烈。兩年後蘇聯瓦解冷戰結束，對沉浸在「自由民主」勝利的「歷史終結」氛圍的西方世界，中國的天安門鎮壓不過插曲；對於這波民主化浪潮中倖存下來的中國政權，西方世界期待它能在融入全球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秩序後，能夠自行「和平演變」，逐步走向民主化，在這種期待下，六四將遲早獲得「平反」，一段期待能被平反的歷史過場，注定了它自始就被遺忘的命運。
如今看來，對於西方世界以及港台人民來說，這個期待無疑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好傻好天真）。中國不只沒有和平演變或許還是其次，如今它更變形為遠遠超越蘇聯的極權巨獸。在中國境內，談論六四依然是個官方禁忌，不過，讓六四在公共輿論絕跡不過是老派極權政體的做法，新的時尚是搭配高科技的生活審查與控制，務求從中國人民的腦袋徹底抹消六四。
過去，在東歐共產國家的民主抗爭，主婦的餐桌是傳遞反抗情緒的重要媒介，主婦對共產黨的抱怨並不宣諸於公眾，但主婦在餐桌上的能動性影響了他們的丈夫與孩子，日常生活中的 small things（小事）往往是對抗極權的微小火光。
本來，正如鄂蘭對於「真相政治」的觀察，抹除一些「敏感」的人事物，是後極權時代出色的政治把戲。托洛斯基因此消失在蘇維埃官方的「革命」故事（以及照片）中；美國五角大廈官方的越戰報告用上了麥迪遜大道廣告業者的公關話術，掩蓋了他們的各種決策失誤：「事件」本身是存在的，但是它的存在可以用公關話術把其敏感度化約到最小，公關話術是人類所發明的語言形式中最為暴力的一種，語言不再用以溝通、證立事實或駁斥謊言，而是「宣傳」事件的「另一種觀點」，自此謊言與真相再無以區分，「真相」本身不過是一種「意見」。
每一年的六四前夕，中國的「國台辦」都要鄭重警告，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只有「大陸人民」最有發言權。當然，中國的人民不會天真到以為他們對六四有發言權，「國台辦」的邏輯是無限遞減的：港台人民沒資格評論六四，所以中國境內的新疆與西藏人民恐怕也沒資格談論六四，那麼，哪一個省份、世代、階層的中國人民對六四有發言權呢？顯然是沒有，對中國來說，「真相」不只不能是「意見」，「真相」就是中國說了算。
但讓西方世界始料未及，遠遠不僅於此。中國對人類政治文明底限的下探並沒有底限，不只中國人民對六四其實沒有發言權，搭上「大外宣計畫」的全球佈署，如今的中國更透過各種軟硬手段，企圖在世界各地消滅六四的種種。
於是中國成了人類社會有始以來，第一個企圖在全球範圍內完全消滅事實的政權。
迫於中國壓力的學術出版社從資料庫拿掉了涉及六四的「敏感」論文，台灣的誠品不願明說就取消了六四的紀錄片放映。而全世界每一個單純只想紀錄六四，甚至只是研究需要觸及六四的研究者，都被迫進行與中國的諜報戰：據澳洲學者林慕蓮的說法，寫作《重返天安門》一書期間，她從不在電郵或電話中討論這本書，也不使用可以連上網路的電腦寫作，更把已完成的書稿鎖在衣櫃中。
出於某些顯而易見的緣由，港台的「天然獨」世代對於六四相當疏離，不願同做中國夢的他們，對於六四所過度承載的「民主中國」想像，更是先天上排斥。不過，既然中國的極權已經不限於一時一地，六四也早已不是「中國的」六四，
選擇遺忘六四，無疑助長中國全球的六四大遺忘工程。
中國將六四「虛無化」的手法是強調事件總是有各種詮釋，有各種的「反華勢力」正努力「歪曲」六四，但也因此，六四需要重新「被記住」，必須以「如其所是」（as such），作為一個無以被化約的個殊性事件而記住，一個「就是如此」的六四，與緬懷 80 年代的懷舊無關，不再是 90 年代自由民主勝利的過場插曲，更不是對任何民主中國的期待，六四就是六四，它既是「坦克人」這樣一個不需要任何內容的符碼；也是「535」這樣一個躲避審查的神秘數字。
這樣的六四，是任何耗費再鉅的大外宣計畫都無從抹殺的存在，也正是這樣如其所是的六四，會招致力度更大的打擊，正如阿岡本在他成書於六四隔年的《將臨的共同體》（La comunità che viene）一書中所說，「哪裡有天安門，哪裡就有坦克」，儘管這位義大利思想家已經在華人知識圈被高度關注與引介，唯獨這麼一句話，消失在華文世界的所有翻譯與引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