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一直以來，都有以諷刺漫畫（caricature）來「靠北」的傳統，《查理畫報》就是這種在沒有小畫家和photoshop年代，製造迷因梗圖（memes）的老宗師，他們擅長利用漫畫來諷刺時事，創造弦外之音外，最後再加上一句很靠北（台文：哭爸）的標題。
本期，就帶大家來看看上上週出刊的封面：一座寫著「為 GDP 而死」銅像，上面有一尊拿著板手的工人和拿著鉛筆的學生，雙眼直視前方、左手緊貼耳際、45% 前傾。另外，一位看似面目可憎或心懷不軌官員向他們行舉手禮。左黃標壓上一句「用 5/11 取代 5/8？」，5 月 11 日是法國開始解除防疫封城的日子，而 5 月 8 日則是二戰歐戰勝利紀念日，言下之意就是在諷刺「抗疫勝利」。
還不好笑的話，翻到下一頁保證「笑甲袂振袂動」。的確，你看到一群「袂振袂動」的銅像：有「翹孤輪」的外送員、在玻璃啤酒瓶中的戴高樂艦、開戰車推車的收銀員、拉吊點滴桿當弓箭的護士、還有騎乘拖把奔月歸去的家務女傭、在垃圾桶上芭蕾的街道清潔工、一副退休老人（到南部弄）的假牙、最後是坐在充氣獨角獸上的鄉村別墅主。橫大的主標「平白送死」（MORTS POUR RIEN），副標為他們獻上了榮譽的悼念詞：「為紀念我們那些在武漢肺炎沙場上光榮戰死的戰士豎立紀念碑。」
幽默歸幽默，《查理畫報》的厲害之處仍是讓你諷刺社會。本次專欄，我將會環繞在此張漫畫中的主角，回顧法國在此次疫情中有關勞動、階級、性別的初步觀察和反省。
五一勞動節剛過不久，法國針對武漢疫情衝擊下的勞動問題進行反思，有兩個清楚的軸線：
1. 首先，是「居家遠端工作」（Télétravail）的討論，集大成的代表作是左派《解放報》在五一勞動節前出刊的封面跨版專題，另外，中間溫和派立場的《十字架報》週刊也有不錯的分析。
2. 另一條軸線則是落在：那些「被社會無視（但卻讓社會得以繼續運轉）不可獲缺的工作」，（Les métiers indispensables mais invisibles），他們在最近被稱作英雄，有許多人開始感謝他們在他們的崗位上，但一直以來卻是僱傭勞動最彈性化、最沒有保障，並且有嚴重性別與族群不平等的現象。
然而，必須澄清的是，這兩條清晰的軸線並非無中生有或因疫情才起，而是業已因為馬克宏新自由主義路線和劇烈的退休改革政策而起，並伴隨著科技、新興平台經濟而起的勞動條件鉅變，觸發再思考「何謂工作」與「工作為何」的思辨。
「居家遠端工作」浮現出各種問題，可以用馬克思分析勞動生產的角度來區分為兩點：
1. 生產工具的分配問題，例如，用筆電工作到一半，小孩吵著要用筆電寫作業，又或者，家裡沒有印表機怎麼辦？
2. 工作與休息時間該怎麼區分？在家裡工作還是要打卡嗎？但是明明打卡下班了，怎麼手機群組還是隨時要 on call 回報？
此外，當我們把工作上的習慣也帶回家時，可是連家人都會遭殃。美國一位雜誌編輯在推特上發布的「第一次發現自己的另一半在工作模式的樣子」討論串，看了讓人不禁哭笑不得，許多人因為疫情，才發現另一半就像你最討厭的同事，總是只會說「這個我們再討論看看」。更糟糕的是，當居家工作者同時面臨來自工作與家庭的壓力時，家暴頻率就會大幅提升。
以上所說的，畢竟還是「白領階級的煩惱」，更大的社會問題來自查理週刊漫畫中的勞動者。
法國社會中報酬最低、最沒社會地位、最彈性化、最沒有技術門檻、最沒有社會保障的工作，諸如外送員、收銀員、護理人員、清潔工等等倉儲管理員、麵包店員、肉舖魚販老闆、快遞員、長途貨車司機、汽修技師、殯葬禮儀人員等職業，卻在疫情爆發後，突然間被捧為無名英雄，左派《人道報》（l’humanité）在週六特刊中稱他們為「使國家運轉的必要職業」（ces métiers essentiels qui font tourner le pays），並側寫了來自以上職業中的五位人物。
這些「頭等雜務工作」（les premiers de corvée）雖然被人們視如敝屣，但也不是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嚴格定義下的「狗屎工作」（Bullshit Jobs）。雖然這些工作可被取代，但他們提供了實質生產性以及不太被重視的社會效用（l’utilité sociale），為（資本主義）社會的運轉提供了源源不絕的動力。反過來說，那些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蓬勃發展的管理、行銷與督導等部門，才是格雷伯主要感興趣的研究對象。
經過這次疫情，人們才得以反思這些基層的勞動背後的社會矛盾：「社會公共效益和實質薪資報酬」的不成比例。本次疫情終於讓人們知道，格雷伯的警告絕非戲言，「某天早上我們醒來發現，護士、垃圾清運員和技師，或是公車司機、生鮮超市工作人員、消防員或快餐廚師都被掃進另一個次元，結果都會是場浩劫。」
其實，法國內部也有自己的「狗屁工作」（Boulots de merde）討論。法國記者 Julien Brygo 和 Olivier Cyran 踩在批判繼承格雷伯的立場，撰寫了一本同名書但在研究對象和概念定義上更加擴充的社會田野調查。在訪談中他們談到，「打從大衛．格雷伯對狗屁工作下定義，我們就有機會質疑並發展、論述我們自己（對狗屁工作）的概念。而且我們尤其聚焦在『社會效用』（l’utilité sociale）這個問題上。」「社會效用極高，但實質報酬極低」的「貶值化」（dévalorisation）現象，具有三重的貶值：
1. 勞動形象象徵上的貶值化；
2. 報酬上的貶值化；
3. 勞動地位上、社會保障上、以及伴隨著非典雇用勞動彈性化的工作形式上的貶值化。
在社會效用與實質報酬之間的不平等之中，其實也鑲嵌著性別與族群不平等的問題。
法國哲學家和勞動社會學大家 Dominique Méda 在訪談表示，這些第一線維持社會繼續正常運轉的職業（尤其是一線照護和銷售人員），在「社會專業分類」上被歸類在「無熟練技術職業」（l’emploi non-qualifiés）（在法國大約有五百萬人），且經統計，2012 年女性勞工佔總無熟練技術職業 63%。
無熟練技術職業又分為兩大類：「無熟練技術工人」（les ouvriers non-qualifiés）以及「無熟練技術僱員」（les employés non-qualifiés）。Dominique Méda 在《L’obs》報導指出，「無熟練技術僱員」裡頭，女性具有超高的比例，35 萬收銀員中女性就佔了 8 成，在 100 萬的清潔和維護人員方面佔 7 成；而照護醫療方面，60 萬助理護士（aides-soignantes）中女性佔 9 成，40 萬家傭方面佔 97%（她所使用的資料可能出自法國《不平等觀測站》）。這些都是在這次疫情中位居第一線和維持社會運轉必不可缺的職業，凸顯了階級不平等下更嚴重的性別不平等。
Dominique Méda 認為，造成性別不平等更深層的矛盾，顯然是出自對於無熟練技術的判準。雖然任何職業都必定有其技術成分，但某些職業所需的技術卻被我們視為「無用」，也就是所謂的「無熟練技術」。這個現象對於女性勞動者來說尤其如此，我們常常將女性在社會化過程中習得的技術視為「自然習得」，並將這些技術否定為「無技術」。
我們是不是常常聽見以下論調：之所以很多收銀員是女性，是因為「女性本來就比較會算錢」；之所以清潔員很多是女性，是因為「女性本來就比較會打掃」。但我們卻忽略了，女性之所以有這些的技術，從來就不是「自然而然」，而是我們習慣把女性分配到家戶工作（house work）的領域，但同時又貶低這些工作所富含的技術價值。趁著這個疫情，也是該重新檢討這個呼籲已久、如今更顯迫切的問題了。
在這些「無熟練技術職業」之中，「移民」也佔了非常大的比例。《世界報》在一篇報導中訪問了清潔工、倉庫管理員、保全、物流運送員，他們全部都是「外籍移工」（les travailleurs étrangers）。他們大多住在郊區（les banlieues）所以必須搭乘大眾交通運輸每日來往通勤（增加曝險機率），且因雇主沒有給予應有的衛生防護設備，暴露在險惡的勞動環境下。
這些移工，許多是沒有工作證件的所謂黑工（缺乏與之而來的社會醫療保險），有些除了面臨接觸無形病毒的擔憂外（因為家裡還有長者或小孩），還有深怕被解僱的恐懼，更遑論行使在險惡勞動條件下勞工自身擁有的「退避權」（droit de retrait）。這些還不涉及更彈性化、更無工會化的新興平台外送經濟，多半由移民工承擔的被剝削處境。
或許讀者還有最後一個疑惑，那就是漫畫右下角的一群坐在充氣獨角獸上面、面露流離失所感、被稱作「我們的鄉間別墅主」，這個梗要怎麼解釋？
「鄉間別墅」如果按照法文原文直翻，其實就是「第二住所」（La résidence secondaire），根據法文維基，第二住所通常是指涉：那些平時擁有居住場所者（大多是在都會），在度假時會暫居一段時間的地方，而這通常是「鄉間別墅」（maisons de campagne），據統計在法國有 13% 的人擁有之。
而法國社會學家 Jean Viard（他的研究領域尤其關注在閒暇時間、領土空間等）最近在接受《十字報》的訪談可以提供我們有關這個梗的線索。他在訪談中耳提面命了市民和「都會左派」兩次不要太如「諷刺漫畫般嘲諷」（caricatural），因為如今已有這樣的風聲或說法「啊，（你看）這些有能力出走的資產階級真是可恥！」。
但訪談最後他談到，在危難時期逃去農村避難確實是富裕階級的典型，從羅馬時期的菁英、貴族城堡到 19 世紀擁有別墅的資產階級為逃避城市惡臭或夏季疾病和騷亂，皆有跡可循。而在二戰後大量都市家庭湧入農村購買別墅，奠定了現下「第二鄉間別墅」的基礎之一。
若有看過社群影音平台 Brut 的街訪短片，就會明白這不是一小撮都會左派的飯後佐魚子醬酸捧的話題，而是住在狹小移民郊區擁擠的工人住宅中的移工最真實的心聲。這位受訪者表示「我們別無選擇，我們必須繼續生存。我們沒有 100 平方公尺、住在塞納–聖但尼（Seine-Saint-Denis）這個比巴黎更容易接觸到病毒的地方，是我們的第一住宅。我們沒有在外省的別墅、我沒有第二鄉村別墅。我住在一棟狹長房屋的 17 樓，電梯還壞掉，我家中有五人…」，最能清楚呈現階級與地域不平等在這次疫情中的反差。
從一個左翼的觀點，吸允新自由主義乳汁長大的馬克宏激怒了法國的雜眾，他承襲了法國在 1990 年代以降並在 2000 年後蓬勃發展的去管制私有化浪潮（這個回顧請參），在黃背心運動達到高點，但顯然要到了這次武漢肺炎疫情席捲法國才觸礁。觸礁並不代表他將浪子回頭，儘管他有聲稱他將是第一個要反省的人之一。危機將鞏固統治者的鐵律，顯然也不適用於當下的法國。但反觀因議題而碎裂化的左翼，加上過往相互背叛的運動傷害，即使有領袖想登高一呼，團結起來直到明天的歌詞後面，還得再加上明天的明天。
但無論現實政治的團結再如何困難，法國公共參與介入式的反思將不止會止息。許多人呼籲值得更好的明天，每一篇投書和訪談，都為法國社會診斷諸多病徵，並開立藥劑不等的處方籤。但正如法共成員、《人道報》的總編 Patrick Le Hyaric 一語道破的：「改變就是現在！」
回顧法國在疫情有關勞動不平等問題的反思，我們將會發現這些問題不脫蓋伊．史坦丁（Guy Standing）所提出、在全球化下生成的《不穩定無產階級》（The Precariat）（2019，臉譜出版）此一概念。所有這次關於階級、性別、移民等等或大或小的討論，以及有關這些不穩定無產階級的生活物質層面（收入、閒暇、勞動條件、權利）與精神層面（心靈、情緒、精神壓力）的問題，都在這次疫情中浮現並被比過往更大幅度的關注。
如果，有犧牲者的銅像，那我們該記住他們或她們，或許不該那麼輕易被平白犧牲的理由，這才是記憶的真諦。否則，銅像就可能淪為遺忘的一種技術性策略，為「適時放下」提供開脫的藉口，成為定期紀念（獻花擦擦灰塵）、定期忘卻（致詞展望未來）空洞虛假的儀式。
如同這些或在疫情中奮力獻身的勞動者，關注的眼光或許只有一時，而極有可能被用完即丟。他們的在場有意義，也不該是道德性的：即讚頌他們付出了我們自身不願出納的善良，因為那只凸顯我們自己的自私和膽怯；而更該是批判性的，使他們的實質報酬與他們的社會效用一般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