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機槍封鎖布袋與官僚謀私失能（下）

用機槍封鎖射殺布袋嘴百姓並非突發的單一事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後起初那幾年的台灣，中國國民黨政權官僚貪污腐化，軍警仗勢擾民、開槍射殺民眾的案件，是三不五時都在發生的。許多軍警人員經常為了細故而拔槍殺人，比如無票坐車遭驗票，或調戲婦女不成，甚至購物不付錢任意索取人民財物，都動輒拔槍示威，甚至穿制服公然行劫、威嚇、殺人的新聞報導，屢見不鮮。

而一些不肖台灣人也如魚得水地暴露出漢民族血統的劣根性，跟著中國國民黨政權的貪官汙吏混水摸魚，日治下所培養的優良質素、文化、價值觀全面受到破壞，加劇了台灣社會的亂象。在布袋嘴事件中也可以看到這類現象，不肖台灣人跟中國人勾結利用特權營私；中國國民黨政權從基隆、高雄兩個大港，將從台灣劫收的大量民生物資、醫療用品與軍事裝備運補到中國戰場，布袋嘴港則一時也成為貪官奸商買通關卡，透過沒有檢疫的布袋港營私舞弊，連封鎖期間物資極度匱乏時也從未停歇，這才是釀成後來警民衝突的因素之一。

日治時期原本就有完備、嚴謹的檢疫制度，當時的衛生業務是劃歸警察局衛生課管轄，中國國民黨來後則劃歸長官公署民政處轄下另設衛生局，由中國人經利彬擔任局長，忙於劫收公營醫院及日本人經營的醫院、診所，完全不管檢疫業務，《民報》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最早提出警告，以社論要求〈檢疫制度嚴行〉，但長官公署無動於衷。

一九四六年一月創刊的《人民導報》【註五】二月二十四日就報導，中國的天花傳入台北市造成流行，很快地迅速蔓延到台北縣，到了四月十四日甚至連宜蘭也受到傳染（《人民導報》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四日第二版），四月二十六日《民報》則報導：「危險！危險！天花猖獗，市府未有積極方策，開業醫亦難處理」，這個標題也適用於霍亂病毒擴散時。

一九四六年二月間，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曾撥款給台灣防疫，可是，長官公署只在台北市修築及清理水溝的工作，再過兩個月才將基隆港務局檢疫課擴大成立「海港檢疫所」，隸屬於日治時期所設立的「台灣省檢疫總所」，由姍姍來遲的中國人程立擔任所長。「海港檢疫所」成立約一個月，霍亂就由中國溫州傳入台灣，並迅速從基隆、布袋嘴開始蔓延。

然而，中國人所長程立接受《民報》訪問時，令人錯愕地淡淡表示：「本省檢疫工作是處於停止狀態，我四月初才到任，工作才剛剛開始」，竟不知啟動日治時期所建立的檢疫、防疫制度；至於霍亂疫情，則只是要求台灣大學指派學生進行檢診，卻「還沒有得到確實消息」（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民報》報導），完全棄台灣既有的醫療體系於不顧。

台灣於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發生慘重的霍亂大傳染那次，也是由中國傳入，日本總督府的做法是：立即動員數百名的衛生人員進行檢疫工作，光是台北廳就設置了三四五所交通遮斷處、三十二所隔離病舍、二十一所健康者收容所，除了原有的警力支援之外，還增加近百名臨時派遣的巡查；另外，北部鄰近的州廳都有警察、公醫、私人醫生也加入應援。當年的霍亂患者達三、八三六人，死亡二、六九三人，死亡率為七○‧二％（重災區的台北廳達八三％。隔年病毒復發，可是，死亡率則降到六二‧七％。

中國官僚一直專心忙著搜刮台灣，並藉機貪汙收賄，對台灣原本具有先進國家水準的醫療體系毫不重視，接收官員只知掠奪醫療器材、珍貴藥材，當時甚至發生台大醫院約百位助理醫師，近半無薪，另一半則無聘書，中國國民黨派任的台大校長尸位素餐怠惰不處理（當時連很多學校老師也都領不到薪水而醞釀罷教風波，這是題外話），台籍醫學院院長杜聰明多次要求解決，卻一直被擱置懸而未決，以致造成一九四六年三月間台大醫院史無前例的職員大罷工，兩所附屬醫院罷診風波。

「連台大醫院的小小人事案件，都得不到其上級機關的支持，其他散布各地的中小型醫療機構，所處環境艱辛情形那就更不用說」【註六】。此次罷診風波拖延了超過半個月才獲得初步解決，中國國民黨官僚的無心無能，無疑是在天花、鼠疫、霍亂肆虐的情況中雪上加霜。

由於中國國民黨政權沒有積極的處理作法，任由病毒擴散，二月那波天花之災在北部延燒半年之後，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就蔓延了整個台灣，到了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連台東也開始大流行，造成數十人的病故（《中華日報》三版）。接著，同年六月又從中國傳來鼠疫，行政長官公署仍然束手無措，延至六月底才宣布「展開鼠疫防禦戰，省署商討緊急措施」（《民報》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四日二版），所謂商討緊急措施，只是中國官僚以拖待變的慣用說詞。

至於中國霍亂傳入布袋港之疫，台南縣政府直到七月中旬才派遣專科醫師前往布袋嘴，在此之前的一個多月都靠當地少數幾位醫師協助看診，澎湖籍的許整景醫師（後來曾任中國國民黨籍國大代表）當時路過布袋嘴，也曾義務加入看診行列。另外，像在家鄕台南佳里行醫的吳新榮醫師雖然沒有前往布袋，但因台南全境都是疫區，他除了在自己診所為霍亂患者注射，還多次前往醫師公會參與防疫活動，以及與警察隊搭車前往蚵寮看診，因荒廢自己診所的一般看診業務而陷入財務困境。【註七】

一九四五年九月自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的郭琇琮，曾出任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衛生局防疫科長，曾力主立即啟動防疫作業，他對於長官公署在疫情大發期間的無能無為，大失所望，再加上時任衛生局長的經利彬跟行政長官陳儀勾結營私，遂對中國國民黨政權徹底絕望之餘轉為左傾，後來涉入一九四九年的「光明報案」，隔年十一月二十八在馬場町遭槍決，一位優秀的台灣人醫生就此無端被害。

前述提到的既有醫療體系情形如何？當年台灣確實不乏優秀的醫護人員，從台大醫學院、日本醫校及短期醫科畢業的台灣人，以及戰後暫時留在台灣的日本醫生與公共衛生人員，總計有有兩千名註冊在籍的醫生，但沒有疫苗、特效藥及官僚無能與漠視的情況下，所有醫師束手無措只能盡力而為。至於對患者的處理，嘉義縣老中醫師吳火旺在二○二○年受訪指出，大批患者被隔離在第八區鹽場倉庫裡，該倉庫是堆放及縫補裝鹽布袋之用的【註八】。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中國分署專員韓克禮，一九四六年四月間疫情蔓延之際曾專程來台考察，向衛生局長經利彬強烈建議儘速恢復衛生機構有效運作；五月間，該總署台灣分署長費培克（Walter D.Fitzpatrick）也同樣關切長官公署的作為。可是，經利彬卻只是走了中南部幾個縣市作所謂的觀光式「視察」；台灣分署看到疫情擴散到了危險程度，立即於六月中旬請救濟總署派內科醫生白愛絲（Agnes. D.Brown）、救總駐台公共衛生護理顧問雷瑪（Helen Reimer）到台南協助救治傷患。

著作《被出賣的臺灣（Formosa Betrayed）》一書的葛超智（George Henry Kerr），曾如此批評經利彬：

經利彬醫師（專長是生理學及藥理學）。他在上海曾經營一個陳儀頗感興趣的藥品企業，但本身並無任何公共衛生方面的行政經驗，因此，很快就顯露出他對公共衛生毫無興趣。陳儀將他調過來的主要目的是要他以台灣醫療物品股份有限公司主任的身分，為他管理在台灣醫藥方面的利益。

透過公家付予他的權責，經利彬掌控了醫生、護士、藥劑師執照的發行，以及醫療服務領域。他控制被公家沒收的醫院、診所、藥品及醫療器材，並有權發給藥品進口、島內藥品製造及販賣的執照。

私底下，經利彬更是迅速的為陳儀成立一個新的製藥中心及行銷公司。出售專利藥品和處方藥是一門獲利極其龐大的生意，身為衛生局局長的經利彬，大多數的時間卻都投注在這些企業的經營之上。他最初的私人投資中，有一項是關於治療結核病的專利藥品的生產與銷售，他公然以個人名義在市面上販售。【註九】

葛超智所提到的製藥中心及行銷公司，正式名稱是〈台灣醫療物品股份有限公司〉，那是長官公署接收日本人企業：台灣武田藥品株式會社、台灣醫療物資株式會社、台灣生藥株式會社、資生堂藥鋪、醫藥品生產會社、化研生藥株式會社、熱帶化學工業株式會社等七家，所組成的公司，由經利彬兼管。一九四六年五月底，他在省參議會作工作報告時宣布開始籌備的，六月中旬就大登廣告招收農業專門人才、公司門市店員及推銷員。同年七月七日，公司門市迅速開幕，這段期間正是疫情大流行的時刻。

另外，葛智超還批評：

衛生局長蓄意的袖手旁觀，他安插到台南負責公家醫院的人，自然也抱持相同的態度。台南的疫情最是嚴峻，但即使在疫情最巔峰的時期，他們仍維持平常的上班時間，拒絕接受在下午五點到次日早上八點之間送上門的霍亂病人，並且斷然拒絕發給定額以外的藥品——而所謂的定額，指的是供正常時期使用的極少之數量。【註十】

由此可知，台南乃至全台疫情失控的問題癥結所在。救濟總署台灣分署還指出，衛生局提供的疫苗不可靠，因而緊急向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求助新疫苗。【註十一】另外，救濟總署台灣分署又加派醫療部門主任喜施（J. D. Hirschy）前往隔離病院協助醫治患者；馬偕紀念醫院護士長赫瑪遜（Miss H. Hermanson）及台灣分署長費培克也協助調派醫師、護理人員支援。足夠十萬人施打的新霍亂疫苗於七月中旬運抵台灣，後來又陸陸續續運來血清、醫療物資，以及派來兩位外籍醫師奧特森（丹麥籍）、米達爾（哥斯達黎加籍）趕來協助。

在救濟總署及台灣民間全力投入防疫時，台灣大學熱帶醫學研究所製造的血清、疫苗，竟然發現遭仿冒檢查證、標籤混入市場（一九四六年七月五日台灣社通訊、民報），是誰仿冒的則查無下文，是否與救濟總署台灣分署所指陳的疫苗不可靠，或是否跟經利彬所主持的醫藥物品公司有關，則不得而知，不過，台灣民間的「台灣藥劑師公會」為了防止仿冒偽藥，後來特別設立「藥品試驗鑑定處」，接受委託試驗。

救濟總署分配給台灣的醫療用品及救濟物資，還曾被軍紀敗壞的中國國民黨駐軍搶奪沒收，國民政府行政院為此一度下令「善後救濟總署救濟物非軍用品，憲警駐軍不得擅自沒收」（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民報》）。此外，檢疫所的台灣籍職員召開職員大會，不滿程立所長的專制封建無能領導，要求建立檢疫制度、補強施設，以及發放積欠的三個月薪水，如果不改革，將發動罷工力爭【註十二】。

布袋嘴疫情是在等到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提供醫療物資和技術援助，以及美國緊急支援救濟藥品之後才趨緩；台南到了八月二十一日仍有上百病例，東石、布袋嘴則多達六十二例，死亡二十人，月初時還出現豬霍亂，報紙上也大標題指出「防疫工作極馬虎。惡性虎疫勢必跳梁，重大責任究由誰負。」（八月二日《民報》），然而，長官公署衛生局竟宣布「台南疫氛平息」，經利彬更設宴款待防疫官員慶功，中國人粉飾太平、以內宣欺騙台灣人的本質暴露無遺。

南部霍亂疫情是到了九月初才已逐漸被掌控，但仍有零星病例被發現【註十三】。至於民生問題救濟，行政長官公署及台南縣政府也很怠慢，是在布袋嘴民間成立「救濟委員會」募集十四萬元之後，才象徵性各撥補十萬元協助。布袋嘴的機槍射殺事件並非單一事件，其實在布袋嘴遭封鎖之後，鄉民為了解決生活問題跟警察之間的小衝突無日無之，蔡成活所謂的警察貪腐給行賄者方便，是當時布袋嘴鄉民耳熟能詳的傳聞，七月十八日是積壓太多民怨的總爆發而已。

時序進入一九四七年，中國國民黨官僚貪污腐化、軍警紀律敗壞，物價全面暴漲，失業率也暴增，民不聊生，生靈塗炭，終於爆發二二八事變，台灣陷入極度肅殺恐怖的境地，可是，霍亂、天花、鼠疫、傷寒並未絕跡，一直到一九四七年年中全台各地仍有零星死亡病例，此時各海港口岸檢查救濟總署協助下才逐漸周密起來。而布袋嘴改制為布袋鎮後，直到一九五○年才設立衛生所。

本文上篇：國民黨機槍封鎖布袋與官僚謀私失能（上）

【註五】該報創刊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但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的整肅中，被臺北綏靖司令部以「思想反動、言論荒謬、詆毀政府、煽動暴亂之主要力量」為由查封停刊。前後期社長為宋斐如及王添灯、著名的版畫家黃榮燦等人，後來都遭蔣政權處決。

【註六】賴進祥著，《傳染病與二二八》，「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出版，二○一五年二月第一版一刷，p74。

【註七】吳新榮，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的日記。

【註八】二○二○年二月十九日接受聯合報訪問，題為〈大陸封城防疫，老中醫師見證七十四年前布袋霍亂封城〉。二○二○年四月七日接受台視新聞訪問，〈七十四年前嘉義大霍亂封城老中醫師見證歷史〉。

【註九】節錄自葛超智（George Henry Kerr）於《被出賣的臺灣（Formosa Betrayed）》第八章（The UNRRA-CNRRA Story）中，描述一九四六年台灣公衛體系解體、行政長官公署的漠視，甚至阻礙防疫的情形。p180。

【註十】同前註。

【註十一】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在台官員一九四六年的工作週報，UNRRA China Officeʹs Formosa Weekly for Office of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dvisor。

【註十二】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民報》第二版：〈揭露檢疫所無能求改革，職員決罷工力爭〉。

【註十三】許峰源，〈戰後臺灣霍亂的防治：1945-1947〉，《檔案》半年刊第十七卷第一期。

【註十四】林孝庭，《意外的國度》第一章，p55。林孝庭在註釋中說明，是根據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四、二十一、二十四日的〈蔣介石日記〉。

　　——初稿發表於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六日《民眾日報》，並收錄於二○○七年六月前衛出版社發行的《近代台灣慘史檔案》。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增補改寫，發表於《想想論壇》網路媒體，題名〈曾經用機關槍來防疫的國民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