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專題文章中提到，中國慶祝「一帶一路」10 週年的第三屆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2023 年 10 月在北京召開，不僅參與國家元首銳減，本屆會議參與出席的國際組織只有 30 多個，相較於第一屆的 80 多個，第二屆的 92 個，堪稱雪崩式下跌。
然而，中國依然宣稱這是一項成功的國際合作會議。
根據中國官方發佈資訊，自從習近平 2013 年於哈薩克納扎爾巴耶夫大學演講時提出一帶一路倡議開始，迄今中國總共與 152 個國家、32 個國際組織簽署了 200 多份關於「一帶一路」的合作文件。涵蓋範圍包括中國 83% 的建交國，以及聯合國 193 成員國中近八成的國家。
中國推動一帶一路的方式，如同上篇文章提及的匈牙利狀況所述，一開始是透過大撒幣。中國大量借款給經濟狀況有待改善的國家，稱為是一種「投資」。中國宣稱「一帶一路」已帶動投資近 1 兆美元，美國研究機構 AidData 也發現，中國在國際發展融資方面的支出已超過美國，比例是 2 比 1。但中國之所以能灑出這些鉅額借款，不完全是因為經濟起飛、錢多到沒處花，而更大部分是因為中國政府決定借錢給其他國家之前，並不需要透過民主機制選出的國會議員批准。
正因如此，近兩年中國內需市場嚴重萎縮、青年失業率攀升，並沒有影響他們的撒幣外交。
此外，一帶一路的發展方式，也與一般民主國家的習慣作法不太一樣。譬如，當匈牙利以布達佩斯─貝爾格萊德鐵路（Budapest–Belgrade railway）建設計畫跟多個電池工廠接受中國的「投資」時，附帶的條件是「拒絕長期影響評估」。這裡所謂的長期影響評估，就是台灣人熟知的環境評估、永續發展評估。
當大型計劃會影響當地居民、自然生態、地形地貌與文化資產時，一般正常民主法治國家會要求召集第三方專家小組進行影響評估。但匈牙利布達佩斯─貝爾格萊德鐵路建設計畫不僅「對中合約細節保密十年」，還直接跳過了長期影響評估，引發絕大爭議。
此外，「一帶一路」，或者應該說是 2013 年以後一切的中國政府與私人對外投資，都具有一種特質，就是難以分辨這些資金究竟是來自於中國政府，還是中國私人企業。即便是中國私人企業展開的項目，也隨時可能會被政府接手管理。因此區分中國企業是官營還是民營，沒有多大意義。或許我們應該稱呼為「交織型」的「掠奪式經濟外交戰略」。如果說中國是想從投資中謀利，以他們投資的各種項目看起來，不太像是能回本；如果說是要拓展國際政治影響力，則為何很多項目都不是以國家的名義去做？如果說是要發展軍事戰略，那麼重點推廣的「中醫診所」跟「孔子學院」又是在幹嘛？唯有把三個可能目的全部綁在一起看，才能知道中國真正要的是什麼。
一帶一路的倡議從一開始就具有文化隱喻，畢竟它的另一個名字是「新絲綢之路」，召喚著「張騫通西域」、「大唐盛世文化樞紐」的古典想像。因此，一帶一路的跨國合作領域從最初的貿易、能源、基礎建設，已擴展到數位、健康、文化、安全、永續發展等領域。從表面上來看，如果我們不知道中國實際上是什麼樣的國家的話，它提出的願景看起來跟新唐人電視台與法輪功每年都會籌備轉播的「神韻晚會」頗為相似——和平、繁榮的中華文化在西方現代技藝的輔助下，達到世界一家的夢想。
這也難怪一帶一路會衍生出各種樣貌，諸如數位絲綢之路、冰上絲綢之路、健康絲綢之路、太空絲綢之路和綠色絲綢之路。任何好的、新的東西都可以加上絲綢之路四個字。中國在海外開展的所有合作項目沒有意外的話，基本上都是一帶一路的一環。
評估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與會國家元首名單，可以發現，出席與否，跟皮尤調查之前對世界各國進行的「中國好感／惡感度」調查高度相關。舉例來說，匈牙利具有歐洲最低的對中「惡感度」，但也有高達 50%，同時具備最高的好感度，約莫 42%，這顯示匈牙利人民對中國的感覺其實十分分裂，因為好感跟惡感並沒有相差非常多，但兩種無法共存的意見同時並存，加上奧班的強勢執政，讓匈牙利得以成為歐洲的害群之馬，繼續頌揚一帶一路。
值得注意的是，皮尤民調顯示，「印尼」近年來在亞洲是對中國好感度攀升最快的國家，只有 25% 印尼民眾不喜歡中國，49% 的民眾對中國有好感。想當然耳，印尼總統出席了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其他亞洲主要國家，諸如日本、南韓、印度對中好感度不停下降的時候，印尼與眾不同的看法顯得特別令人注目。
印尼是一個經常被忽略的隱形大國，它具有 2.7 億人口，排名世界第四，接近一半人口在 30 歲以下，而且還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就體制而言，它稱不上是個完全成熟的民主國家，但提到它時也不會馬上聯想到極權。它不算特別富裕，但又沒在貧窮線以下，這樣的特殊條件，讓印尼非常適合成為中國打造「平行數位帝國」的環境，甚至比中國過去銳意教好且掌握的非洲國家如衣索比亞、肯亞更有利可圖。
何謂「平行數位帝國」？按照中國的想法和邏輯，美國跟歐洲自有一套「數位帝國主義」，譬如 iPhone 跟 iOS 作業系統是美國人打造的，Google 跟 Android 系統也是美國人開發的，這些數位服務、智慧手機市場「受到西方國家的帝國主義控制」。
中國透過華為在世界各地推展資訊硬體建設，目的除了營利之外，更有想要打倒、或者至少建立一套「平行」於西方數位帝國主義的「中國數位帝國」的野心。其中讓人感到比較不理解的是，世界上大部分的地球人使用 iOS 系統、iPhone 手機、Android 系統的時候，都沒有覺得「自己在被美國人控制」，只覺得在使用很方便的設備而已，為什麼中國會這樣覺得？
撇除掉清末以來中國民族主義中參雜的嚴重被害妄想不論，中國在千禧年開始擁抱的「數位極權主義」扮演了很大的角色。1990 年代網路剛剛普及時，中國政府並沒有像現在這樣嚴格控管網路資訊，那時中國人民連往外國不需要翻牆。但就在社群媒體開始興起的同時，中國也開始變得更加富強，而且中國政府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強力控制人民能造訪什麼網站、看什麼資訊、使用什麼軟體。
21 世紀非民主政權若要確保自己的統治地位，徹底掌握數位基礎建設與軟體監控，打造一個煉蠱般包含數位支付在內一應俱全但唯獨沒有言論自由的自給自足內部數位生態圈，中國已經證明了他們可以成為全天下獨裁者的樣板，許多民主尚不穩固的國家更是迫不及待的等著要抄答案。
在自由亞洲電台的報導〈華為「攻占」印尼通訊產業：「他們控制了市場，就控制了國家」〉中，揭示中國通訊公司華為如何透過廉價的基礎建設、人員培訓和政府公關，在這塊肥沃的新興市場上佔地為王。報導中提到，印尼是東南亞最大的市場，卻沒有自己建立基礎通訊設施的能力，他們只能當消費者。
過去，印尼仰賴歐洲、北美通訊公司來幫忙建設，加拿大北電、摩托羅拉和西門子曾經是最受青睞的對象。但漸漸的，中國全面取代這些公司，提供更便宜的服務。這主要是因為中國政府會半買半相送，不僅價格壓得很低，還提供貸款。這讓人聯想到匈牙利的狀況，匈牙利議員抱怨西歐國家（主要是德國的西門子和法國的阿爾斯通）不肯借錢給他們，所以他們跟中國要錢「理所當然」。
從事電信產業的印尼受訪者指出，現在印尼的電信公司走進去已經像外國了，沒有人在講印尼語，全是中國口音：「中國大陸的工程師是最厲害的，因為他們比印尼人勤勞，也比台灣人願意上山下海、日晒雨淋。」基地台的規劃和分布大部分都是中國的工程師操刀，因為印尼沒有這種技術能力。
當然，並不是所有印尼人都覺得這是好事。他們的基地台、手機、機上盒全都是中國製造，而且正在被推廣中國文化。印尼網路安全論壇主席兼創始人阿爾迪．蘇德佳（Ardi Sutedja）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表示：「掌控電信技術，任何對手都可以預測將要發生的事情。他們可以竊聽，他們有數據，因為數據流使用基礎設施。他們可以知道我們計畫做的一切。這就是風險。」
中國在印尼的發展模式，亦即透過政府去補貼華為等企業來蓄意壟斷交易，是其他民主國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而這短期來說，是中國的「優勢」。但這也在美中貿易戰之中帶來了問題，因為中國政府跟私人企業是綁定的，因此 TikTok 海外公司不可能向美國國會證明自己沒有替中國政府服務，而一旦以西方國家為首的民主聯盟決心徹底剷除中國勢力，華為註定要第一個滾出歐洲。
從以上總結，當我們闡述加入中國一帶一路的壞處時，其實「就事論事」是沒有用的。因為客觀上來說，中國抱著銀子、帶著人馬，說要幫大家鋪橋修路，貌似沒什麼問題。但問題從來都不是在於一帶一路的實質內容是什麼，而是中國是什麼樣的國家。
它是一隻無害的貓熊，還是亞洲版的普丁、印太的哈馬斯？只有時間可以證明這一切，只怕當接受一帶一路的國家人民領悟之時，一切已經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