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武漢肺炎全球大流行之際，中國領導者正更進一步強化「大外宣」政策，試圖讓人忘記他們對疫情危機管理的缺失。法國戰略研究基金會（FRS）專家博達（Antoine Bondaz）在法國《世界報》3 月 16 日的論壇專欄上，向受疫情影響的國家提出警告，希望他們要能夠抗拒威權的引誘：避免為了阻擋疫情，而誇耀威權治理的功效。最後提到台灣和南韓等民主國家防疫的治理經驗，兼具效率與價值─強化的公共衛生措施、透明化以及個人自由，才是值得仿效的。博達是一位政治學家，專長在中國問題以及南北韓研究。
博達提到：正當歐洲國家陷入前所未有的公衛危機之際，中國展現了一個明確的策略，這個策略不僅是媒體式的 —— 為中國的形象鍍金 —— 更是政治性的，強調中國式（中共式）治理，優於西方治理模式。
他提到，就如同中國《人民日報》在 3 月 10 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反映出中國式社會主義制度的各個顯著優點」，武漢肺炎一開始被視為是中國領導人的政治危機，像是中國的車諾比事件，在全世界疫情大流行時，轉變為中國的政治轉機。
【註：3 月 10 日也是習近平出訪湖北武漢市的當天，很巧的是，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就在隔天 3 月 11 日宣布武漢肺炎「全球大流行」。】
博達簡述了最近中國針對武漢肺炎全球大流行，所進行的「疫情大外宣」策略，有四個想要達到的目標：
中國領導人的第一個目標，是讓人遺忘在疫情開始時，中國在管理上應負的責任。北京重新建構一個公衛危機的故事發展。北京先將中國地方和中央政府對立起來，地方政府要為危機負責，中央政府則是危機處理的典範。然後，圍繞著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進行政治宣傳，例如透過紀錄片的方式，將習近平塑造成一位危機管理的英雄。
中國大外宣目的在主導武漢肺炎疫情的話語權，界定可說與不可說，還要走得更遠，要讓人懷疑疫情發生的來源。
2020 年 3 月 5 日的記者會，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確就宣稱「如果武漢冠狀肺炎確診案例首度在中國發現，疫情的起源一定不在中國」(註：這段話更早見諸於2月27日，中國呼吸道醫學專家鍾南山的說詞) 。已經準備傳遞 COVID-19 武漢肺炎病毒可能來自於美國的謠言。
【註：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後來在 3 月 12 日提到「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美國要透明！要公開數據！美國欠我們一個解釋！」；3/22開始中國在微博上散佈武漢肺炎的起源來自於義大利的謠傳。中國的「疫情大外宣」，從美國轉移到歐洲，目的要甩鍋為「境外傳入」。義大利之所以如此嚴重，除了對疫情的疏忽之外，義大利本身有大量的中國勞工，許多人懷疑，這是因為農曆過年，這些勞工返回中國，過完年之後再返回義大利工作，將病毒帶到了義大利】
中國第二個目標是努力降低中共政權的諸多錯誤，這些錯誤包括未能在第一時間告知大眾以及更早地採取移動（旅行）限制的措施，而讓疫情擴大到武漢、中國、最後到外國，還要加上最高層一開始在決策上的不作為。如果疫情的危機早在 1 月 7 日已於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被討論，而習近平在 1 月 20 日才首度「對疫情」發表官方談話，就表示已經延遲了地方以及全國採取可行的措施。
更糟糕的是，北京想要讓人忘記在危機管理上針對言論的審查與抑制，不僅在疫情爆發一開始，許多醫生就已經被迫緘默，如同不幸過世的李文亮醫師、武漢中心醫院醫生艾芬、許多想要告知大眾而前往武漢現場，後來被消失的公民記者，如陳秋實、還有一些批評中共中央政權並要求習近平下台的行動者，如許志永，他可能因為顛覆國家罪名而遭受到多年的牢獄之災。
最後，上述這些都是外界需要了解的多重消息來源，而這些消息所形成的各種爭議，亦是中國在內部亟欲消滅的對象，且官方不惜任何代價，也要呈現中國經濟再度起飛的景象。同時，武漢肺炎的疫情危機也說明我們過度依賴中國，特別在與醫療相關（原料藥、防護裝備）等戰略物資領域。
第三個中國領導者目標是重整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同時進行前所未有的宣傳攻勢。如同習近平在 2013 年 8 月在宣傳與意識形態工作的國家會議所呼籲的「我們應該有方法帶領對外宣傳工作 […] 以便能夠好好講述中國歷史以及讓中國的聲音被聽到。」
博達說道，中國發展出越來越有攻擊性的雙重標準話語。比方說，先前就批評西方國家撤離自己的僑民，中國自己卻從伊朗撤離自己的僑民；先前批評西方國家執行禁止進出中國的旅行禁令時，北京小心地避免批評他自己的盟友，同時也祭出同樣旅行禁令手段。在中國官方宣稱確診率下降、正在復工的同時，西方正經歷武漢肺炎的高峰期之際，他進一步提醒，中國運用他的防疫設備產能，作為防疫外交手段。中國對許多國家展現出提供物資和技術援助的積極態度，從伊朗到義大利，同時試圖再度活化「健康一帶一路」的措施。中國表現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態度，並且想要讓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了解到中國是一個可信賴的夥伴，而與美國相反。
博達提到：中國領導者的第四個目標，是吹噓中國治理模式的諸多優點，這點讓人最為擔心。中國領導者不管在中國內部還是對外，都想要說服中國模式是優於西方的治理模式。博達進一步說道，中國已經在這十年利用財政和經濟危機，去形塑西方國家沒落的國際輿論；這回，中國則利用武漢病毒的全球大流行，來展現中國制度的優勢。
因此，中國的社論作家在 Twitter 發展出多種類似的評論，像是《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在 3 月 11 日(WHO宣布「武漢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同一天)，針對武漢肺炎疫情控制，從批評華盛頓無法勝任與川普的無能，一直到懷疑美國政府是否把保護自己的人民放在首要位置，而跟中國政府相反。中國的外交人員則淹沒了社群媒體，如同中共駐南非大使林松添在 Twitter 強調，鑒於全球疫情大流行，對外國人而言，最安心、最便宜、最明智、最合理的選擇就是待在中國。
當疫情開始讓歐洲人對於自己國家治理者只剩下脆弱信任的脈絡下，歐洲一部分的公眾輿論可能被中國這種宣傳所引導，以為中國威權治理模式是最好的，以及相信中國以假亂真的成功。不僅是某些國家想要以健康安全之名，合理化對人民不斷擴大的控制，而且民粹陣營也可能用簡單化的例子，來鼓勵某種專制獨裁的形式，以及質疑歐洲國家相互合作的理念。
博達最後說道，對西方民主的治理模式失去信心，不是一種命定的必然，更重要的是，要提醒大家，跟西方分享共同價值的民主國家如台灣和南韓，已經證明他們的效率來避免與抑制疫情，能夠同時連結強化的公共衛生措施、透明化以及個人自由。治理模式的對立不應該被化約到民主還是專制的選擇。要脫離公衛危機，應該要進一步提昇西方民主的治理模式，並保證中國獨裁專制模式，不是應該要遵循的模式。
【 編譯者後記 】
中共進一步把大外宣轉向「大內宣」，出口轉內銷，從「模糊」武漢病毒起源到「定調」為境外傳入，形塑中國是這次災難的受害者。中共藉此「受難者形象」，自我宣傳在對抗疫情如何戮力以赴、堅苦卓絕 ，然後，搖身一變為「抗疫大英雄」。中共官方宣傳機器，在吹捧中國式抗疫是如何地有效時，配合著確診率與死亡率數字的隱匿或造假，同時大肆宣傳西方世界如美國和歐盟是如何積弱不振，一種內建於中國歷史教育的民族自卑感，得到了某種集體狂譫下的滿足。
當世界各國陷於疫情的泥沼，中共「對內」大力宣傳世界紛紛向中國取經、中國是如何地寬懷大度、西方又是如何地對中國感恩戴德云云，復刻中國天下觀，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敘事，重複地展演了中國古裝劇中萬邦來朝、近悅遠來的劇本。這波武漢肺炎的疫情，中共看到了一個強力鼓動民族主義的大好時機，而「武漢災難」轉向到「武漢抗疫」萬眾一心的催淚劇情發展，中共的「疫情大內宣」，不正走向「只有中國才可以救世界」的虛構結局？
參考連結：
2020/03/16 Le Monde Coronavirus : « Le modèle de gouvernance chinois n’est pas un modèle à suiv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