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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值得仿效的中國治理模式 —— 中國疫情大外宣之四個策略

中國武漢肺炎全球大流行之際,中國領導者正更進一步強化「大外宣」政策,試圖讓人忘記他們對疫情危機管理的缺失。法國戰略研究基金會(FRS)專家博達(Antoine Bondaz)在法國《世界報》3 月 16 日的論壇專欄上,向受疫情影響的國家提出警告,希望他們要能夠抗拒威權的引誘:避免為了阻擋疫情,而誇耀威權治理的功效。最後提到台灣和南韓等民主國家防疫的治理經驗,兼具效率與價值─強化的公共衛生措施、透明化以及個人自由,才是值得仿效的。博達是一位政治學家,專長在中國問題以及南北韓研究。

博達提到:正當歐洲國家陷入前所未有的公衛危機之際,中國展現了一個明確的策略,這個策略不僅是媒體式的 —— 為中國的形象鍍金 —— 更是政治性的,強調中國式(中共式)治理,優於西方治理模式。

他提到,就如同中國《人民日報》在 3 月 10 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反映出中國式社會主義制度的各個顯著優點」,武漢肺炎一開始被視為是中國領導人的政治危機,像是中國的車諾比事件,在全世界疫情大流行時,轉變為中國的政治轉機。
【註:3 月 10 日也是習近平出訪湖北武漢市的當天,很巧的是,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就在隔天 3 月 11 日宣布武漢肺炎「全球大流行」。】

博達簡述了最近中國針對武漢肺炎全球大流行,所進行的「疫情大外宣」策略,有四個想要達到的目標:

一、卸責地方、中央收割

中國領導人的第一個目標,是讓人遺忘在疫情開始時,中國在管理上應負的責任。北京重新建構一個公衛危機的故事發展。北京先將中國地方和中央政府對立起來,地方政府要為危機負責,中央政府則是危機處理的典範。然後,圍繞著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進行政治宣傳,例如透過紀錄片的方式,將習近平塑造成一位危機管理的英雄

中國大外宣目的在主導武漢肺炎疫情的話語權,界定可說與不可說,還要走得更遠,要讓人懷疑疫情發生的來源。

2020 年 3 月 5 日的記者會,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確就宣稱「如果武漢冠狀肺炎確診案例首度在中國發現,疫情的起源一定不在中國」(註:這段話更早見諸於2月27日,中國呼吸道醫學專家鍾南山的說詞) 。已經準備傳遞 COVID-19 武漢肺炎病毒可能來自於美國的謠言。


【註: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後來在 3 月 12 日提到「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美國要透明!要公開數據!美國欠我們一個解釋!」;3/22開始中國在微博上散佈武漢肺炎的起源來自於義大利的謠傳。中國的「疫情大外宣」,從美國轉移到歐洲,目的要甩鍋為「境外傳入」。義大利之所以如此嚴重,除了對疫情的疏忽之外,義大利本身有大量的中國勞工,許多人懷疑,這是因為農曆過年,這些勞工返回中國,過完年之後再返回義大利工作,將病毒帶到了義大利】

德國《明鏡》二月份封面標題為「中國製造 —— 當全球化成為致命危機」
圖/DER SPIEGEL issue 6/2020 (February 1st, 2020)

二、降低中國治理缺失的效應

中國第二個目標是努力降低中共政權的諸多錯誤,這些錯誤包括未能在第一時間告知大眾以及更早地採取移動(旅行)限制的措施,而讓疫情擴大到武漢、中國、最後到外國,還要加上最高層一開始在決策上的不作為。如果疫情的危機早在 1 月 7 日已於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被討論,而習近平在 1 月 20 日才首度「對疫情」發表官方談話,就表示已經延遲了地方以及全國採取可行的措施。

更糟糕的是,北京想要讓人忘記在危機管理上針對言論的審查與抑制,不僅在疫情爆發一開始,許多醫生就已經被迫緘默,如同不幸過世的李文亮醫師、武漢中心醫院醫生艾芬、許多想要告知大眾而前往武漢現場,後來被消失的公民記者,如陳秋實、還有一些批評中共中央政權並要求習近平下台的行動者,如許志永,他可能因為顛覆國家罪名而遭受到多年的牢獄之災。

最後,上述這些都是外界需要了解的多重消息來源,而這些消息所形成的各種爭議,亦是中國在內部亟欲消滅的對象,且官方不惜任何代價,也要呈現中國經濟再度起飛的景象。同時,武漢肺炎的疫情危機也說明我們過度依賴中國,特別在與醫療相關(原料藥、防護裝備)等戰略物資領域。

習近平以「大外宣」政策企圖為中國武漢肺炎發源地此一概念擦脂抹粉。

三、塑造「負責任的」強國形象

第三個中國領導者目標是重整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同時進行前所未有的宣傳攻勢。如同習近平在 2013 年 8 月在宣傳與意識形態工作的國家會議所呼籲的「我們應該有方法帶領對外宣傳工作 […] 以便能夠好好講述中國歷史以及讓中國的聲音被聽到。」

博達說道,中國發展出越來越有攻擊性的雙重標準話語。比方說,先前就批評西方國家撤離自己的僑民,中國自己卻從伊朗撤離自己的僑民;先前批評西方國家執行禁止進出中國的旅行禁令時,北京小心地避免批評他自己的盟友,同時也祭出同樣旅行禁令手段。在中國官方宣稱確診率下降、正在復工的同時,西方正經歷武漢肺炎的高峰期之際,他進一步提醒,中國運用他的防疫設備產能,作為防疫外交手段。中國對許多國家展現出提供物資和技術援助的積極態度,從伊朗到義大利,同時試圖再度活化「健康一帶一路」的措施。中國表現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態度,並且想要讓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了解到中國是一個可信賴的夥伴,而與美國相反。

四、展現「中國治理模式」的優越性

博達提到:中國領導者的第四個目標,是吹噓中國治理模式的諸多優點,這點讓人最為擔心。中國領導者不管在中國內部還是對外,都想要說服中國模式是優於西方的治理模式。博達進一步說道,中國已經在這十年利用財政和經濟危機,去形塑西方國家沒落的國際輿論;這回,中國則利用武漢病毒的全球大流行,來展現中國制度的優勢

因此,中國的社論作家在 Twitter 發展出多種類似的評論,像是《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在 3 月 11 日(WHO宣布「武漢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同一天),針對武漢肺炎疫情控制,從批評華盛頓無法勝任與川普的無能,一直到懷疑美國政府是否把保護自己的人民放在首要位置,而跟中國政府相反。中國的外交人員則淹沒了社群媒體,如同中共駐南非大使林松添在 Twitter 強調,鑒於全球疫情大流行,對外國人而言,最安心、最便宜、最明智、最合理的選擇就是待在中國。

武漢肺炎疫情延燒全球,台灣防疫成果成國際焦點。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右2)12日表示,盼WHO藉此疫情認清防疫不分國界,台灣不應被遺漏。
圖/郭日曉/中央社

當疫情開始讓歐洲人對於自己國家治理者只剩下脆弱信任的脈絡下,歐洲一部分的公眾輿論可能被中國這種宣傳所引導,以為中國威權治理模式是最好的,以及相信中國以假亂真的成功。不僅是某些國家想要以健康安全之名,合理化對人民不斷擴大的控制,而且民粹陣營也可能用簡單化的例子,來鼓勵某種專制獨裁的形式,以及質疑歐洲國家相互合作的理念。

博達最後說道,對西方民主的治理模式失去信心,不是一種命定的必然,更重要的是,要提醒大家,跟西方分享共同價值的民主國家如台灣和南韓,已經證明他們的效率來避免與抑制疫情,能夠同時連結強化的公共衛生措施、透明化以及個人自由。治理模式的對立不應該被化約到民主還是專制的選擇。要脫離公衛危機,應該要進一步提昇西方民主的治理模式,並保證中國獨裁專制模式,不是應該要遵循的模式。

2020年2月11日中國透過支付寶,推出健康碼,
分為綠、黃、紅三種,監控每個人的健康狀況。

【 編譯者後記 】

中共進一步把大外宣轉向「大內宣」,出口轉內銷,從「模糊」武漢病毒起源到「定調」為境外傳入,形塑中國是這次災難的受害者。中共藉此「受難者形象」,自我宣傳在對抗疫情如何戮力以赴、堅苦卓絕 ,然後,搖身一變為「抗疫大英雄」。中共官方宣傳機器,在吹捧中國式抗疫是如何地有效時,配合著確診率與死亡率數字的隱匿或造假,同時大肆宣傳西方世界如美國和歐盟是如何積弱不振,一種內建於中國歷史教育的民族自卑感,得到了某種集體狂譫下的滿足。

當世界各國陷於疫情的泥沼,中共「對內」大力宣傳世界紛紛向中國取經、中國是如何地寬懷大度、西方又是如何地對中國感恩戴德云云,復刻中國天下觀,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敘事,重複地展演了中國古裝劇中萬邦來朝、近悅遠來的劇本。這波武漢肺炎的疫情,中共看到了一個強力鼓動民族主義的大好時機,而「武漢災難」轉向到「武漢抗疫」萬眾一心的催淚劇情發展,中共的「疫情大內宣」,不正走向「只有中國才可以救世界」的虛構結局?

參考連結:
2020/03/16 Le Monde Coronavirus : « Le modèle de gouvernance chinois n’est pas un modèle à suiv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