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竹崎人。
竹崎，位於阿里山腳下，是一個純樸的小鄉鎮。
靠近牛稠溪，有一處竹崎親水公園。每年二月底開始，進入了花季。首先是洋紅風鈴木盛開，接著是黃花風鈴木，黃色的花朵飄落灑滿野薑花步道。
三月中旬開始，正是現在這個時節，開始進入花旗木的季節，直到四月底為止，隨著花旗木的凋萎，整個花季才告一個段落。
就在靠近竹崎火車站及吊橋旁的野薑花步道下，肅立有一座銅像，很多經過的遊客都不會在此駐足，畢竟他位於一處偏僻的角落。同時，這座銅像的人物也並不出名。
他叫做詹益樺。朋友稱呼他為「阿樺」。
1989 年 5 月 19 日，他在鄭南榕的葬禮遊行隊伍行經總統府前的時候，自焚而亡，享年三十二歲。
我最近每逢假日都會回到竹崎老家，照顧年邁的母親，到公園散步的時候，經常會望著銅像思考一個問題，為何一個年僅三十二歲的青年要選擇自焚來結束自己的生命？
竹崎曾是日本統治時代台灣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開的地點，我有一度懷疑，竹崎是否有一種激進抗爭的傳統呢？
今年 3 月 11 日，台北下著清冷的雨，我前往景美人權園區，參加「五一九白色恐怖記憶日」發起人大會。
會中，讓我感觸最深刻的話語，第一個是關於白色恐怖的歷史容易被遺忘，的確，歷史多麼容易被遺忘阿！第二個是這些血淚斑斑的歷史經常被質疑是否真的發生過。第三個是即便被記憶，也常常遭到扭曲。
離開景美人權園區，我望著天空濛濛細雨，心裡突然浮現一個念頭。五一九不就是詹益樺的忌日嗎？
一個人用自焚來抗議不公不義的政府，看起來行為好像是弱者，也有人認為詹益樺的行為好像只是在模仿鄭南榕自焚。我仔細想想，這樣的說法似乎完全抹煞了詹益樺獨立自主的人格。
但是到底為什麼要採取這麼激烈的手段來抗爭呢？我的心中仍然沒有答案。
伴隨著二二八紀念日的到來，各種追溯歷史的文章紛紛在網路上出現。
1947 年 3 月 11 日，正好是「白色恐怖記憶日」運動發起的這一天，
哲學博士林茂生，第一位自日本東京帝大文學院畢業，第一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也是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曾在中山堂發表演說慶祝日本戰敗，創辦「民報」，代理台灣大學文學院長。
在 3 月 11 日這一天，林茂生因為二二八事件而遭到持槍的士兵帶走，從此人間蒸發，渺無音訊，下落不明。
大溪檔案中記載，「三月十日陳儀令憲兵駐台特高組秘密逮捕國大代表林連宗，……彼等聯名接收高等法院，係律師。」林連宗遭士兵帶走後，一去無回。
1980 年 2 月 28 日，林義雄因為美麗島事件被羈押在景美看守所，林義雄六十歲的母親游阿妹及七歲雙胞胎女兒林亮均、林亭均被刺殺身亡，九歲長女林奐均受重傷，此案至今仍未偵破，已成懸案。
1981 年 5 月 20 日，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統計系助理教授陳文成全家由美國返台探親，7 月 2 日被三名警備總部人員帶走約談，隔日清晨被人發現陳屍於台大研究生圖書館旁。
林茂生、林連宗、林宅血案游阿妹、林亮均、林亭均及陳文成，所有受害者均是國家暴力的犧牲品，他們無力抵抗，在國家暴力的面前，他們是弱者。
在回憶二二八事件以及白色恐怖記憶的當下，我發現了詹益樺自焚的象徵意義。
詹益樺面對國家的暴力，他試圖超越了所有犧牲者，他不再甘於當一個國家暴力的犧牲者。他要奪回自己生命的主導權，向不公不義的政權宣告，用行動捍衛自己的尊嚴。
詹益樺曾說：「我希望自己也成為一顆偉大而美好的種子。」
生命可以帶來美好，如果麥子不死，他只是埋葬在土裡。因為死亡，他超脫了現實的一切，就像竹崎公園的繁花盛開一般，讓我們望見理想的遠景就在眼前，如此燦爛，如此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