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銘緯】澳洲反外國勢力干預：澳洲如何從紅色滲透覺醒？

2018 年 6 月，澳洲參議院在反對黨工黨的支持下，由執政的自由黨–國家黨聯盟（The Liberal-National Coalition）以壓倒性 39：12 的票數通過了《國家安全立法修正案（間諜活動及外國干預）法案》、《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兩項重要法案。這兩項立法被視為是澳洲自冷戰以來，針對間諜活動和外國勢力干預最大幅度的法制改革。民調顯示，有超過 6 成的民眾強烈支持或支持這項杜絕外國勢力介入澳洲的法案，反對者只有 11%。

為什麼在「反對外國勢力干預」這個議題上，澳洲社會有這麼強的民意基礎？澳洲的兩大政黨也取得這麼大的共識？究竟，澳洲面對多嚴重的外國勢力滲透致使澳洲政府不得不採取行動？

澳洲安全情報組織（ASIO）首長 Duncan Lewis 曾在 2017 年向國會警告，以「史無前例」形容外國勢力威脅到澳洲民主和主權的尺度及程度。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國家安全學院院長麥迪卡夫（Rory Medcalf）以一段精煉的描述，概括澳洲的現況：「澳洲在外國影響力和干預上，經歷了全方位的爭議。近乎地毯式地從：外國政治獻金捐獻、透過外國勢力動員的宣傳、以及對個人的恫嚇，到被指控濫用文化學術連結、入侵網路和間諜行為。」

雖然，《國家安全立法修正案（間諜活動及外國干預）法案》、《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兩者都沒有具體點名「外國」究竟是誰，但矛頭無不指向：中國。

本文將會具體聚焦回答以下三個問題：
　一、中國銳實力滲透澳洲狀況為何？
　二、澳洲如何從中國滲透中覺醒並採取立法行動？
　三、立法過程中澳洲經歷了怎樣的正反論辯？

最後，希冀能對目前正在台灣推動相關立法倡議，帶來一些借鏡和啟發。

一、「現況盤點」：中國銳實力在澳洲？

麥迪卡夫的這段話，出自 2018 年 9 月他在美國華盛頓大學「席格爾亞洲研究中心」（The Sigur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發表的演講。在這場名為〈澳中大辯論：對美國和世界的影響〉（The Great Australian China Debate: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的演講中，麥迪卡夫全面盤點「澳中關係」在這十年（2008-2018）經歷的劇變，並將之稱為「現況盤點」（reality check）。

澳洲社會確信，唯有重新認識或理解中國作為龐大且不可忽視的境外勢力 ── 已非在傳統經貿外交或軟實力的影響範疇，而是轉變成新穎的銳實力直接或間接地干預澳洲政治決策和公民社會 ── 才能更進一步採取具體行動。因此，我們可以將「現況盤點」理解為，澳洲回應中國因素的第一步，但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總體看來，澳洲社會發現，在這十年間，中國利用部署在澳洲的海外中國草根組織、團體、商人、中文的媒體宣傳、以及傳統的威脅利誘，組成了所謂的「統一戰線」為中國利益和政治目的服務。中共在澳洲的統戰，已嚴重干預了澳洲的內政，破壞民主政治、新聞媒體和學術自由、壓制移民社群的異議。換句話說，中共已經可以直接動員在地組織、代理人和輿論媒體左右澳洲決策制定的過程，利用澳洲自由民主的開放性滲透、控制澳洲人自身決定自身事務的權力。這何嘗不是發生在台灣同套的劇本而且情況更加危及？

2008 年，可被視為中國銳實力干預澳洲象徵性的元年：中共當局在當時動員上千名澳洲當地的中國學生和「和統會」團體高舉五星旗「護持奧運聖火」，與圖博和其他人權團體爆發衝突。之後十年，澳中關係陸陸續續都有發生大小不一的摩擦（詳見圖表一歸納）。

2014 年澳洲時任澳洲總理艾伯特（Tony Abbott）曾經在一個閉門對談中，被德國總理梅克爾問到：澳洲對中國政策受到哪些主導因素影響？Abbott 以兩個詞言簡意賅地濃縮了這十年來澳洲如何看待中國影響力的看法：「恐懼」和「貪婪」。恐懼，是出自政治上的保護，澳洲深怕中國在「和平崛起」表面的敘事底下，極力地想要擴張重塑國際秩序，並移植威權式的政治控制，進而改變澳洲民主政治的生態；貪婪，則是出自經濟上的野心，澳洲也不諱言地嚮往中國崛起所應許的龐大內需市場和雄厚的對外投資，來帶動澳洲經濟成長。

但澳洲所採取的行動證明：對中共威權政體及其銳實力的恐懼，會壓過心懷中國經濟市場、無止境的貪婪，伴隨著理性的現況盤點，才能破除中國崛起的神話，凸顯和平修辭底下種種暗中脅迫的行為。然而，事實上，在討論澳中關係變化時，我們不能只著重在澳洲對中國威權擴散的恐懼這一邊，而忽略澳中經貿依賴緊密的程度。

從帳面上來看，中國是澳洲最大的貿易夥伴，佔澳洲出口的 1/3，也就是出口賺進每三塊之中有一塊來自中國。從 2000 年的 68 億澳元到 2017 年 1159 億，擴大 17 倍之多，而兩國進出口總額相加總，還超過澳洲和美日兩國的金額。而從歷年澳洲雪梨大學和 KPMG 會計事務所定期發佈「解密中國投資報告」（Demystifying Chinese Investment）統計的趨勢研判，中國對澳投資的產業廣度，從最早針對採礦業投資，擴大至石油、天然氣和再生能源；在近年來轉向擴及至一、三級產業，帶動農業潮和大量房地產投資的熱潮。另外，也包含醫療保健、旅遊教育、基礎建設投資等等。根據澳洲「外商投資審查委員會」（FIRB）的統計，中國自 2012～13 年以來至 2017～18 年都超越美國成為澳洲最大的海外直接投資國。

在如此緊密的經貿關係下，在政治上的任何舉動牽一髮則動全身，無怪乎《經濟學人》會形容「自二戰以來，澳洲從未曾感到如此的脆弱」而期待澳洲能成為一個勇敢「向中國說不的澳洲」。澳洲受中國箝制而起的憂心正逐漸增加，但任何使中國不悅的舉動即會挑起中國易怒的神經。正是因為處在這個矛盾、基於這個前提 ── 澳洲在經濟依賴近乎到達被中國挾持的地步 ── 澳洲尚能在政治上採取積極行動，這個故事除了充滿張力、更值得我們一探究竟。

麥迪卡夫在演講時，給了我們看待這個矛盾的一個答案：澳洲在「與中國的關係，朝向更注重自身國家安全和主權維護的基礎，在平衡經濟機會時，也不忘加強風險意識」。

二、中國「再定位」：澳洲如何從中國銳實力滲透中覺醒？

時間來到 2017 年，這年可說是澳洲徹底從中國銳實力滲透集體覺醒的一年（詳見圖表二歸納）。雖然，在此之前，澳中矛盾已逐漸浮出檯面，但總是零零星星的、無法形成社會主要矛盾進而引發討論。但在 2016 年 9 月，時任工黨議員鄧森（Sam Dastyari）因為收授中國富商、同時也是「澳中和統會」會長黃向墨高額的政治獻金，而改變其對南海議題的立場。這起政治醜聞遂引爆政壇震撼彈延燒至 2017 年。

然而，真正拉開澳中矛盾序曲並敲響澳洲社會正視中國銳實力干預的，當屬澳洲廣播公司（ABC）與費爾法克斯（Fairfax）報紙聯合製作「四角節目」（Four Corner Program）於 2017 年 6 月，聯合美澳情報機構與國家安全等專家學者，重磅推出《權力與影響：中共如何滲透澳洲》（Power and Influence：How China’s Communist Party is infiltrating Australia）的專題節目紀錄片。(點擊以下圖片，即可連結到紀錄片)

影片詳述中共如何透由各種手段滲透澳洲各領域、干涉澳洲內政，震撼全澳洲社會，隨後中國問題就成為澳洲 2017 年的社會焦點。

澳洲安全情報組織（ASIO）在這個過程中也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早在 2015 年 ASIO 據傳聞，即公開警告已掌握澳洲兩大主要政黨所收受的大量政治獻金，可能跟「中國共產黨有極強的關聯」，而且這些政治捐獻是有「附帶條件」的。前文也提到情報首長 Duncan Lewis 在 2017 年 5 月向澳洲參議院的陳詞中說到，情報活動和外國介入已達到「史無前例的尺度」，其潛在的危害將嚴重威脅「國家主權、政治體制的完整性、國家安全能力以及我們的經濟和其他利益」，而情報單位的工作即是去對抗「漸趨惡化的整體安全和操作環境」。而 ASIO 在 2017 年 10 月公佈的年度報告中談到澳洲國家安全面臨的兩大威脅：恐怖主義與間諜活動及外國干預活動，前者並無削減的跡象；而後者的複雜性卻不斷地擴大，是必須立即面對的「潛在威脅」（insidious threat）。報告更確定指出，「各個外國勢力試圖形塑澳洲公眾、媒體和政治官員的看法，以推進那些國家的政治目標。」

簡言之，我們要對 2017 年澳洲從中國入侵中覺醒有一個清晰且完整的圖像，那就必須找出催生這波反擊的關鍵行動者。我們可以很清楚地歸納出澳洲社會是在四股、缺一不可的力量相互努力下，讓中國銳實力的破壞活動在澳洲公共輿論中現形：

一、不斷呼籲中國威脅的澳洲的「情報單位」；
二、落實第四權揭露真相的「媒體」；
三、積極倡議、深入追蹤中國干預活動的「學者和智庫」；
四、願意正視問題、採取行動不怕得罪中共的「政府決策機構」。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加上各方行動者的努力，終於促使澳洲政府採取反制中共及其在澳洲代理人種種干預的行為。最具象徵性的，是時任總理滕博爾（Malcolm Turnbull）在 2017 年 12 月提請國會立法時所發表的演說。但事實上，早於媒體在 2017 年大動作揭發中國銳實力的干預，總理滕博爾即曾在 2016 年 8 月份動用總理辦公室和 ASIO 資源，由（前）總理資深顧問加諾特（John Garnaut）策劃主導，展開一份被列為機密的、關於外國勢力介入跨領域的秘密調查。

值得一提的是，澳洲政府也在 2017 年 11 月暌違將近 10 年罕見發表《外交政策白皮書》(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這份俱有歷史參考價值的文獻，雖然不是針對中國銳實力的直接回應，但卻可以說明澳洲政府對於中國在戰略上和態度上重要且明確的「轉向」。正如上文所提及，中國崛起直接影響澳洲經濟二十年，但這同樣也是給予澳洲政府深層的「焦慮」。在白皮書中談到，這是肇因於中國是一個威權國家和澳洲有著「完全不同的利益、價值和政治法制制度」，而在交往的過程「摩擦」是不可避免的。

如今，我們已有相對清晰的輪廓：經過了全面性的現況盤點，澳洲從內政到外交重新定位了自身與中國的關係。他們也更加明瞭，伴隨中國經濟依賴而來的銳實力，正在重新定義澳中兩國交往的基本原則，它有別於正常外交手段（維持對等談判、不干涉他國內政等原則），也有別於純粹以文化吸引力為出發點、因雙向交流而受益的軟實力，而是直接干預、控制、影響澳洲的政治和社會領域。

正如澳洲時任總理滕博爾在《外交白皮書》前言所說的一句話：「澳洲是主權獨立的，而不是依賴的。」澳洲必須反擊，它知道這一切並不是正常自主的國家所該容忍或容許發生的事；然而，迫使澳洲不得不採取立法行動反擊的，除了一份從現實中覺醒的危機感外；還有一份面對新型態的銳實力威脅「現行法律工具不足以制裁」的無力感。

三、反外國勢力干預「立法行動」：來自澳洲的反擊？

就在歷經一整年關於中國因素的爭議和調查，澳洲時任總理滕博爾終於在 2017 年國會會期的最後一天 12 月 7 日，送交兩項法案提請國會立法並發表演說，迎來澳洲政府的絕地反擊。

這份演說稿，無論從研究的文獻參考價值或是將其置於當時澳洲整體的政治氛圍或脈絡來看，都是不可繞過、極具歷史意義的一份文件。但事實上，值得一提的是，滕博爾在這份演說時，國會台下幾乎是「空無一人」（deserted）。加諾特在一篇文章中提及了當時議場的現況，「在成功通過同性婚姻立法的幾分鐘後，眾議院看起來幾乎空無一人。許多國會議員在趕著去坐飛機之前，被拉回補框合照。長廊上只剩下加諾特自己和漢米爾頓教授（Clive Hamilton）」而在台下聚精會神聆聽只有兩位國會議員，他們分別是議會情報和安全委員會的主席和副主席。然而，無論如何，這都無損這份講稿內容為我們揭示的重要意涵。

滕博爾在開頭即說到，雖然經過多方深入的調查，但經過這幾年發現，澳洲在面對新形式的外國威脅時，越來越感到挫折。因為，現有的法律不足以把這些威脅澳洲國家安全或影響澳洲政治或政府決策過程的外國勢力繩之以法或定為目標。顯然，我們的執法機關「缺乏法律工具」，而且「持平而論，我們的整個系統沒有意識到威脅的本質和規模」。

這樣持續下去的結果，反而會創造一個縱容外國勢力惡意見縫插針的環境；況且，如果我們「假設對此免疫，那將會是魯莽的（reckless）」。因此《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和《國家安全立法修正案（間諜活動及外國干預）法案》的立法，正是要對抗這樣逐漸惡化的環境並「加強我們開放民主系統的優勢，同時支撐起民主體制的種種脆弱性」。這兩項立法共構了 1970 年代以來澳洲反間諜立法框架最重要的改革，滕博爾更說：「在非戰爭時期，從來就沒有任何國家安全的威脅需要整合總體政府部門能力這樣要求。」可見，澳洲政府知道自己正在面對的是怎樣一個全新陌生且不可小覷的威脅。

那麼，到底什麼是新形態的銳實力或國安威脅呢？他和典型間諜活動或外國干預的差異又在哪裡？一個非常關鍵的核心因素是來自：身份界定的模糊性。如今從事間諜活動，已不再只是像電影 007 裡傳統的情報單位而已，而是身份界定模糊或身份變換不定的代理人或機構。它們遊走在法律的模糊地帶，所以很難去界定它，它可能：表面上是商人、學生、工程師或媒體，但直接服務或聽命於中共情報局或中共統一戰線的指示、或為一個由中共主導、用於發展軍事用途的技術大學服務、負責盜取關鍵技術等等。中國在習近平登基以後，尤其急欲在海外尋求或建立中國影響力，但中共使用的手法，卻是利用這種民主社會的「灰色地帶」去進行暗中的顛覆和滲透。

我們或許可以這麼說，這個「灰色地帶」徹底打破了國外和國內的疆界，讓外國干預成為直接影響國內政治議程中可見的因子，重新定義了「21 世紀國家安全的本質」。漢米爾頓教授形容這種「灰色地帶」介於：「國家和非國家之間、和平和戰爭之間、公開和隱蔽之間、以及國內和外國之間模糊的界線」。尤其這種「模糊性」，我們又必須考慮加進這個時代最具影響力的元素：網路空間的「複雜性」。滕博爾在演講中，威權國家透過網路彷彿渦輪加壓般地強勢介入或襲劫澳洲公共討論或政策決定，而澳洲安全情報組織也再不只一次地在國會聽證上反覆強調，這些外國干預和間諜國動已「越來越廣泛、老練、複雜和模糊」。

如果，要用一句說明，澳洲新的立法試圖完成什麼的話：《國家安全立法修正案》即是試圖把這個灰色地帶定性為黑色地帶，界定成法律不允許的範圍；而《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則是要讓這些充滿模糊性和複雜性的外國干預，成為公開「可見」的、「可受監管」的單位。然而，澳洲到底如何定義的？有沒有什麼具體可操作的原則可循？

這就必須提到，滕博爾在演說中最精彩和重要的一段話：「我們拒絕暗中的（covert）、強迫的（coercive）、貪腐（corrupting）的行為自然導向了催生『反外國干預的策略』，而這又建立在四根支柱上：陽光（sunlight）、（法律）嚴格執行（enforcement）、遏制（deterrence）和能力（capability）上。」這是一個極為豐富的短句，他同時做出概念上的界定和操作上的指引，值得給在思考類似問題的我們細細斟酌。

在概念上，三個特徵構成了外國干預：暗中、強迫、貪腐，換句話說，這三個元素，畫出了介於可被接受的「正當影響」和不被接受的「非法干預」的那條線。而在操作上，又以「陽光」最為核心：在《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的規劃下，無論你是以個人身份或組織實體（entity），只要你代表外國機構或國家介入澳洲的政治運作，那麼你就有義務進行相對應的登記。而這個代理人關係認定，不僅限於金錢利益的交換關係，還包含：雇用、委任、指導、或同意以外國代理人身份從事影響力活動等。

為什麼要非登記不可？滕博爾在演說中提到，整部陽光法案的重點「當境外國家或個人嘗試想要影響澳洲的政治議程和公共討論時，這部法案將會給予澳洲公眾和政策制定者適當的可見性（visibility）。」這段話的最後三個字是關鍵，可見性是要讓外國干預得以現形、曝光；換句話說，這部法案想嘗試解決的，即是上文提到的外國干預三個特徵，再加上難以辨認的模糊性和複雜性給澳洲政府所帶來的困境。給予一個較為形象化的比喻，就好比在潛水艇上加裝辨識能力更強的雷達探測器，以防禦反追蹤能力更高、隱匿性或攻擊性更強的反民主魚雷一樣。

然而，這之間可能會陷入一個常見的誤解：登記即表示合法、即間接允許或正當化外國勢力干預？當然不是，因為這些人或組織早就以合法的身分在掩護非法的滲透。滕博爾在演講中有提到，登記本身，不該被視為任何「汙點」或犯罪，但如果你未能如實「揭露與外國組織實體的關係時，將有可能會要負上刑事責任」。登記後，「如果以隱蔽或欺叛方式促進外國利益，我們將會使你的行動見光，必要時我們會打擊它。」這句話的意思，判定合法非法本身，不在登記與否，而在行為本身是否符合認定不正當外國干預的三要素；如果符合不正當的構件，即必須將其採取必要的法律行動打擊它。一言以蔽之，正好比「報稅」是每個人的義務，不會因報稅本身而犯罪，但會因虛報或逃漏稅而觸法。

有《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就足夠了？當然是遠遠不足的，潛水艇不可能只靠雷達探測器，而不裝載任何反制或嚇阻的武器。這個武器，也就是除陽光以外的其他三支柱子：嚴格執行、遏制和能力，而這又落實在《國家安全立法修正案》這套大幅度的國安修法改革中。我們可以總地來說，《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或外國代理人登記制度是，事前預防、監管；而《國家安全立法修正案》事後的對症下藥、精準打擊，兩者相輔相成而又缺一不可。

如果這篇演講，還有什麼重點是筆者錯過的，那可能就是這兩點：

一、「我們的移民族群，是解答的一部份，而不是問題。」
二、「（境外）國家及其代表將根據他們的行為來判斷，而不是他們是誰。」

第一句話，我們或許可以把它當作展露高度、高明的演說修辭，但遠非如此而已。從當時的政治處境看來，滕博爾或許知道，他所迎來的許多種族主義或排外情緒的指控，所以他或許在打預防針：中共擅長的指控和故意的分化，用對移民種族歧視的虛假的命題，去模糊「中國銳實力干預澳洲」的真正問題。不過，這句話也可以有另外的解讀：他在向澳洲人喊話，澳洲致力於關注中國銳實力影響的倡議者，其實有許多是俱有華裔背景的，包含：馮崇義教授、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國際網路政策中心研究員 Alex Joske、前中共駐雪梨領事館代表陳用林、<雪梨晨鋒報>的華裔記者 Philip Wen（溫友正）、作家楊恆均等等。

而第二句，也為我們帶出一個重點：「境外勢力」不是依一個國家是敵對抑或是同盟關係來判斷，境外勢力的「在地代理人」也不是去考核他對澳洲的忠誠度或認同感，而就只是純粹依其「行為」本身做界定。某某行為如果在客觀上，已經造成危害澳洲民主政治議程或開放自由的討論方式時，上述的兩項立法則賦予政府權力可以事先防範與仲裁。

這或許可以間接回答到台灣當前相關立法所遇到的疑難和指控:為何不直接用針對性的「中共代理人」而是選擇以「外國代理人」指涉之，以及為何指控外國代理人登記制度為「麥卡錫主義」或「XX 恐怖」是失效且是可笑的，因為進行這樣指控的國民黨才是在戒嚴時期以政權忠誠和認同作為人事考核、以無限上鋼的國家安全論對人民施以身殺大權。

四、激烈的「論戰」：民主的火花？

在滕博爾 2017 年底所發表這場國會演說之後，直到隔年 2018 年六月立法通過之間，並不是毫無阻力。這段期間充滿一連串漫長但又精彩正反論辯，各式各樣立場迥異來回攻防、是一場由不協調音巧妙調和成的二重奏、也是民主社會決策之所以因為謹慎而緩慢、但又是不可或缺的必要過程。

只有在獨裁政體，會沒有異音地、一致拍手鼓掌通過；反之，民主社會的歷險，勢必不會一帆風順，在澳洲反外境外勢力干預或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的立法過程，遭遇到怎樣的阻礙、反作用力？事實上，有許多反對的聲浪，直指這兩項立法過度擴大了情報機構和相關單位的權力，可能會侵犯言論和媒體自由、也可能加諸莫須有的罪名；也有些人反對這兩項立法的人，認為誇大了對中共的威脅、強化了對中共的恐懼，並且很有可能在公共輿論中會挑起種族主義和社會分化的敏感論調。

不過，就筆者目前所爬梳過的資料中，正反雙方來回論戰駁火最經典的作品，當屬 2018 年 3 月兩封發表在「亞洲和太平洋政策協會」（Asia and Pacific Policy Soceity） 「政策論壇」正反方的連署公開信，最具標誌性。如果，再加上漢米爾頓教授隨後於四月、同一論壇發表的參戰專文，可以提供我們很重要的參考。

首先，3 月 26 日反對方投書公開信，由澳洲漢學家 David Brophy 發起、79 位俱有漢學或中國研究背景的澳洲或華裔學者所響應連署，標題叫做：「一封來自關切中國的學者和華裔澳人們的公開信：『中國影響力』在澳洲的爭論」（An open letter from the concerned scholars of China and Chinese diaspora: Australia’s debate on “Chinese influence”）信中率先發難認為，這兩項立法將會嚴重危害到學術自由，在「平衡國家安全和保護公民自由」之間嚴重傾斜。所以，他們不認同這次的立法。

而緊接著，他們針對澳洲這陣子以來，關於「中國影響力」提出了辯駁的理由，我們可以之簡單歸納有四：

一、他們認為，沒有證據顯示：中國正「意圖輸出他們的政治體制到澳洲」或「中國正在損害澳洲的主權」。
二、澳洲主流媒體的敘事，太過頻繁地將焦點只著重在，關聯到中國國家的個人和組織活動，而忽略了一系列相對應行為者，譬如：澳洲的同盟。
三、中國影響力在澳洲的討論，被危言聳聽地貼上了「種族化」（racialized）和充滿中國官方陰謀論（conspiracy）的標籤，這將助長對華裔澳人的懷疑和汙名化。
四、中國影響力在澳洲是複雜的，但卻被過度簡化「親北京」和「反北京」的二元對立，這只會創造、激化極端的對立。

然而，如果細讀這封公開信，會發現它帶有濃厚的「中國崛起論」、以及我將稱之為「對中國寬厚、對澳洲嚴苛」的論調。仔細觀察這兩段段值得我們玩味的話，即可明白：

「我們都察覺『中國崛起』可能帶給澳洲的影響和許多困難的問題要面對。澳洲的學者、記者和政治家最好要嘗試提供給公眾，這個正在急劇轉變中的世界一個正確的圖像、以及澳洲在這之中的位置。而且，越寬廣越好，中國和非中國其實沒什麼差別。」

「當然，對於中共侵犯表達自由，我們必須採取適當的措施。但是這樣的外國影響力，並不是使中國的聲音在澳洲公共生活中短缺的唯一或主要原因。用這個術語來描述本身就是忽略，澳洲社會自身沒有給予主流社會更容易接近多元聲音的失敗。」

就在反對方公開信的隔天，3 月 27 日馬上就迎來了 47 位贊成方學者的回擊，連署學者不乏從事漢學、中國研究和亞洲研究背景，更多了中澳關係、國際關係和國安相關領域的學者。這封贊成方的公開信，標題叫做：「中國影響力在澳洲：持續討論」（China’s influence in Australia: Maintaining the debate）。

作為回應反對方的公開信，信中一開頭就提到，關於中國影響力的討論「至關重要的是，它是由以事實為基礎的調查和報導所驅動的，不是危言聳聽（sensationalism）或種族主義。」他們相信，中共在澳洲從事一些不可被接受的干預活動，包括「限制個人自由、妨礙民主程序、和影響國家安全」。而採取這項必要的立法行動是，立基於澳洲國家的基本價值：「保護少數移民族群」，尤其是「從中國、台灣、香港、維吾爾及圖博社群的移民利益」，而非種族主義。更重要的是，「如果繼續允許中共干預的手段，將會分化澳洲人和中國社群（Chinese community）、弱化澳洲政府和中國社群溝通能力、並危害華裔澳洲人民主權利」。

在這封公開信中贊成方的連署者，也反覆重申這兩項立法的必要性。任何有關外國勢力干預活動，「存在證據確鑿的地方，澳洲管理當局應積極地採取適當的行動，反對外國干預和威脅主權。我們體認到，現存的法律工具要達到這麼目標是不足的，我們也認知道面對當下環境需要合宜的法律。」並督促澳洲政府和公民社會必須對以下中共干預保持警覺：

而出版《無聲的入侵》的漢米爾頓教授在雙方公開信發佈的兩周後，在同一個論壇以專文形式重砲回擊反對方的論點（用現在網路用語形容叫做「撿到槍」），此篇文章的標題叫做：〈中國共產黨的影響：為何反對者們是錯的〉（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fluence: Why the critics are wrong） 。

針對論點一，漢米爾頓教授劈頭說到：當然，沒有人說中共正在輸出「列寧式的黨國體制」到澳洲來，但是，難道澳洲九成的中文媒體被親中商人收購後，一致變成中共的傳聲筒，或者工黨議員鄧森與中共統一戰線會長富商黃向墨被爆有極其親密的關係，甚至是有議員被中共大使館威脅如果參加法輪功的活動將被施以經濟報復，這些「難道是澳洲政治制度正常的一部份嗎？如果不是眼盲，那看來就是『被眼盲』。」身在台灣的我們，不覺得有強烈的既視感嗎？我們不禁要自問，中共每天對台的滲透干預難道是台灣社會正常的一部分嗎？更遑論都準備輸出它們的政治體制了（探索「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

而關於論點二「雙重標準」的批評，漢米爾頓教授認為，講白一點言下之意就是再問「那美國呢？」但漢米爾教授反問：這個提問「如何否定中共干涉的事實呢？」對於許多中共的同路人或護航者而言，把美國拖下水其實只是為中共開脫、找藉口，他們會說「中國沒有做任何獨特的事情，美國人也在做同樣的事情。」但漢米爾頓教授強硬地回問：有多少美裔澳洲人在使用社交軟體時，（會像中國一樣）被美國政府監控？…有多少美裔澳洲人因為政治價值觀不同會（像中國一樣）被美國驅逐？…總歸一問：一位在澳洲出版商，會因為出版一本批評美國當局的書，而被威脅說將會遭到華盛頓當局的報復嗎？」

他也提到，在澳洲有許多對中共最嚴苛的左派批評者，長期以來也批評澳大利亞在外交政策上過度服從美國，即是一個很好的反證。

至於「種族主義化」的指控，漢米爾頓也不客氣的回應問題其實出在中共而不是澳洲社會。他引述了加諾特在一篇文章中談到的論點：是中共自己「常常把中國共產黨、等同於中國、等同於中國人民」，把所有東西混為一談，所有跟中國簽扯上邊的人「都是華夏炎黃子孫（sons and daughters of motherlands），根本無視現代國家的公民權（regardless of citizenship）」而當遇到別人的批判時，就自動滑波說別人是反中、反中國人、恐華、排華。

綜以上述，第四個「親中或反中」的論點其實就是一個不攻自破的假議題。因為，重點是澳洲要保護他自己免於外國勢力的干預；澳洲反的不是中國，是中共滲透干預澳洲的現狀。在面對「中國崛起論」和「對中國寬厚、對澳洲嚴苛」的論調時，漢米爾頓教授也提醒那些為中國辯護的學者，別利用自己作為專家學者的身份來使「北京的政治宣傳（agitprop）正當化」，「批評加害者固然可以使人感到寬慰，因為就此可以不用去面對加害者對我們構成的威脅。在這樣的情況下，雖然，批評澳洲可恥的過去或誇大澳洲屈從於美國，可以很好地融入左派標準的敘事，但我們必須承認這一點，即這個敘事已被一個圍繞在以具侵略性的新權力為中心的地緣政治所取代…。」

所有的論戰，可能都未有終了的時候，這是爬梳論戰的人的苦衷之處。但吾人深信真理之明晰，是出自於有意義的辯論；正如同中心霸權之解構，是來自於位於邊緣者以其清明的理性無止境地抵抗。

五、未完的「結局」： 剩下的就是我們的事？

來到尾聲，我們終究要將欽羨的目光從南半球的大洋洲，暫時拉回位處東亞帝國霸權邊緣的這座島嶼。

回望台灣，屬於我們的「現況盤點」是什麼？我們該怎麼書寫我們的「立法行動」？

學者吳介民曾在中央社的專訪中談到，澳洲和台灣在面對中國因素入侵時的差異：台灣因為語言、文話的親近性，使得中國滲透得以遠比澳洲輕鬆地跨過那個門檻；再加上台灣本身認同的雜異以及中國擘劃龐大經濟大餅的幻覺磁吸下，促使許多人自甘成為中共在台的代理人和協力者，為台灣被統一併吞的悲劇鋪路、辯護和美化。然而，最大的迥異仍在於，澳洲並不需要「認同中國」也不可能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員」。但台灣都是極有可能發生的，尤其，台灣人民又普遍對於中國因素滲透台灣嚴重的現況感到麻木冷感和視而不見。

在這樣的情況下，吳介民認為，有三件迫切的工程急需完成：

一、建立並完善民主防火牆，也就是在行政和立法上建構「民主防衛機制」；
二、在中共大規模、鋪天蓋地的資訊戰或輿論戰宣傳中，提升大眾的「識讀能力」；
三、降低台灣產業面對中國的曝險程度，致力於經濟結構的轉型和升級。

筆者認為，這皆是正確且重要的方向，在美中貿易戰或科技新冷戰全面對峙的胎動下，藉著這個契機所創造的全球供應鏈的重整，也連帶促成台商回流形成曝險減低的新局，這可視為第三點的結構性回應。

然而，澳洲的經驗可以更具體地告訴我們，在政治上要達成前兩項工程所必需的「行動者要素」，也就是上文提到的構成澳洲現況盤點四股行動者力量的匯聚：一、情報單位；二、學者智庫；三、新聞媒體；四、政府機構。

我們不要忘記前美國中情局的國際事務分析師、現任詹姆斯基金會研究員馬蒂斯（Peter Mattis）曾經提醒：「台灣已成為中共顛覆活動實驗室」。對比於澳洲紅色滲透的程度，台灣實在有太多千奇百怪的「中國白蟻」：中國因素深入到基層村里、宮廟黑道、政黨和校園，隱藏在虛擬世界的行銷公司、社交群組和網紅直播背後。我們已不期待主流媒體勝任第四權「看門狗」的角色，而只希冀他們不再做唱和中共的走狗。但是，我們卻只見極少數的學者和民間團體、政黨，願意正視並不斷大聲疾呼問題的嚴重性，而不見情報單位給予國民應有的警告和提醒。政府部門雖然已在國安五法等法案上採取相對應的措施，外國代理人登記制度也已快逕赴一讀，但整體而言硬是比澳洲慢了一大步。

而針對「中國因素」或「紅色滲透」的論辯，台灣雖然不會落入澳洲「種族主義」的爭論，但卻不乏漢米爾頓教授在《無聲的入侵》倒數第二章所提到的各式「中國的隊友」。在台灣的「中國俱樂部」中，所有的論調皆是告訴我們：在敵我辨識上，盡其所能降低對中共準備統一台灣的警覺和危機意識，並提防對美國及其他盟友的不信任感和懷疑；在價值選擇上，憎恨我們自己所擁有的、繽紛的民主制度和自由，並去緬懷一個講求秩序、由民粹領袖吹捧起的、不切實際的發財幻夢。這種顛倒敵我、顛倒是非的論述，正是中共努力想在台灣移植的地氣、想在台灣營造的氛圍：中共作為將臨的殖民者，要用被殖民者自身的貪婪去豢養更大的貪婪、把奴隸對於自身命運的理解，限縮在主人所籌劃的方案。但澳洲活生生的案例，告訴我們：否定的可能性和抵抗的必要性。

回過頭來，再回想一次澳洲面對中國威脅的故事，筆者仍難忘許多光彩和令人動容的時刻，像是澳洲前總理滕博爾在國會殿堂的演說中說到，「我們絕不允許境外國家用我們的自由去損害我們的自由；用我們的民主去破壞我們的民主；用我們的法律去侵蝕我們的法治。」漢米爾頓教授也在一篇投稿寫到，「其他國家正在做筆記。澳洲正在中國全球干預策略抵抗的最前線。」

澳洲無疑像是一面「遠方之鏡」，給予我們最重大的啟發在於：主體持續不斷地確立與維護。我們可以看到，這麼多詳細周全的報導、統計和調查，這有賴於「區分」，區分是以「主體/非主體」為前提的；我們也可以看到出於龐大且充分的、對現實的理解，才有可能形成政策或立場、甚至最後下決斷、採取行動的時刻，這些都關乎到我們是誰、我們想要守護什麼的問題。

也許，不僅澳洲，當代的民主國所遭遇到的外在威脅或內在挫折，都使得民主政體不斷返回叩問民主人，是否有對民主堅定的認同和為維持民主生活的意願。而澳洲做出了可稱之為典範的選擇；剩下的，不就是我們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