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近半世紀的老友翟君從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好幾年了，他在香港住上十三年，再忍受不了了。從反國教、爭普選，接下來佔領中環、學生罷課、一路到雨傘革命、反送中、國安法，之後共產黨的全面掌控香港，老友決定舉家搬到美國去，已在灣區買了豪宅，擇吉卜居。一旦遠遷北美，大約不會有很多機會訪台，臨別前他決定一一拜訪老友，也跟我約了見面。
他當過紅衛兵，當時就讀中山大學，文革後期從廣東冒死游泳到香港，當電焊工人謀生，後來投考新亞。他學過俄文，沒讀過英文，英文考得慘不忍睹，好在中文試卷得到徐復觀青睞，破格錄取，終拜在新儒家門下。畢業後徐復觀又把他推薦給東海老學生杜維明，得以進入柏克萊加州大學歷史系。
我當時是《中國時報》駐美記者，住在柏克萊，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中與他攀談，結成朋友。在柏克萊交往的三年、四年間，這位前紅衛兵幾乎每天到我們家來，把他在中國可怕的經歷，鉅細靡遺的說給我們聽，聽得我們驚心動魄，一愣一愣的。我能瞭解中共，雖不能說全因為他的關係，透過他親身經歷的敘述，絕對讓我有淪肌浹髓的現實感受。
文化大革命前後的中國
他厭惡中國到全然不信任中國來的任何人，基本上拒絕與中國逃亡者見面、接談，他的名言之一就是絕對不能娶中國「老婆」（他的用語）。後來他與台灣的留學生結婚，岳家可能是黨國權貴，系屬深藍，很不以「台獨」為然；他既是新儒家，當然殷殷以中國為念。我與他政治立場、思惟不同，交情也不免慢慢淡薄。這次他約我見面，大約鬱積很久的心結要一吐為快。坐下來問我的第一個問題是：「台灣為什麼要『去中國』？」
這是很多人耿耿於懷的大哉問。余英時曾當面對我吐槽說：「中國對台灣來說，時間越久越重要！」前輩學人把中國當神主牌供奉在神聖的頂峰，是普遍現象，連魯迅都有「我以我血薦軒轅」詩句，軒轅是虛構的歷史人物，竟可以成為魯迅獻身的對象。是什麼造成這個現象？當然值得研究；我的推測或許是長久歷史積澱的集體心理結果，也可能對政治現實不滿，衷心無所附麗，把一腔憂憤寄託在杳古的祭壇上。
余英時有很濃的「中國情懷」，自稱對中國、對台灣的現實政治只有遠距的興趣。至於怎麼看所謂的「中國情懷」或「文化中國」？這些大課題，在此不能論列。
老友的質疑。我簡單回答。大意是，我們這一輩矢志以追求民主為志業，服膺康德所說「普世價值」：凡是專制政權都是我們的死敵。台灣能走上民主，進入全球民主國家之林，是台灣的驕傲，也是我們奮鬥的成果⋯⋯。
他當然了解我的政治立場，我的迂迴回答，不是他要的答案，急忙下一轉語，說他很贊成我的的民主理念，與他沒有二致；反對中共，他確是與我一樣。自我解釋之後，他馬上提出質問與反駁。
他說：中共不代表中國。意思是，中共既不是中國，反共可以、追求民主可以，但為什麼要反中？他對我的批評不啻像瑞典諺語所說：「倒洗澡水把嬰兒同時倒掉」；中共既不是中國，當然不能因為反共而把「中國」一起倒掉。
「中共不是中國」之類的話，我聽過不知道多少次了，也曾寫過文章質疑美國白宮幕僚余茂春的相類似言論，他認為要把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切割開來看待。我在《自由時報》專欄上寫了〈中國、中國人民與中共的距離〉（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表示不能苟同。
拙文中援引當年七月初美國哈佛大學發佈的「中國民意長期調查」，他們從二○○三到二○一六年共進行六次民調，受訪對象超過三．一萬人，在民調中可以看到中國人民對中共政府的滿意度不斷攀高，二○一六年甚至創下九十三．一％的新高，證明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難解難分。
我當然知道余茂春的論述可能出於「統戰」，誠如後來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另一個視野的解構，他把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打成兩橛，「美國不能一味對中國強硬，必須與中國人民接觸，並給予他們力量，他們與中國共產黨截然不同。」
蓬佩奧把中國人民拉入圍堵中共的統一戰線之內，這是政治喊話，更深化余茂春的說法。問題是，只突出一廂情願想法，會不會忽略現實面？要給中國人民力量先得救助那些異議分子罷，至於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截然不同」的此一命題，看前引的民調，可能通不過檢驗，危險的是，不實事求是的說法會造成誤導，嚴重的話，恐怕會影響白宮對中政策的偏差失誤。
「中國為什麼不能產生民主」以及「中國人民為什麼卑躬屈膝，忍受專制政權蹂躪，達數千年之久直到今天？」是一事的兩面，（我在〈台灣的民主跌蕩與族群糾葛〉中有舉一些實例，請參看。）孰為因、孰為果，還很難釐清。
我一直思考有沒有辦法用簡單的話語回應「中國為什麼不能產生民主」，討論這個議題的人很多，記得韋政通生前，八〇年代中期罷，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學術研討會中曾做過演講，談「儒家開得出開不出民主？」說了半天還在打轉，台下聽講的人類學學者李亦園顧不得禮貌，站起來發問：「到底儒家開得出開不出民主？」當然得不到答案。
新儒家最大的的罩門厥在「開得出開不出民主」此一關鍵關口上；民主為什麼敲不開中國的門？必須在中國傳統的權力結構中找答案。我對權力問題很着迷，也深入研讀權力課題，義大利的馬基維利、印度的憍底利耶等的書到現在都是案頭讀物，其他現代的著作能到手的盡力涉獵 。中國典籍，韓非、管仲、商鞅以法家著名，我都大致瀏覽過，基本上諸子着重的是治術，這裡也不能細說。
舉一個例。學者從政的羅隆基與浦薛鳳是清華大學同學，晚年浦薛鳳回憶羅隆基，說當年與羅隆基有過坦率交換性格與預卜前途的對話。羅隆基認為浦薛鳳太過書生氣，「只是一個書生，不夠現實」，恐怕只能成為「政治理論家而非政治實行家」。羅隆基要浦薛鳳忠實地對他提出批評。浦薛鳳委婉表示，他讀「子書」多於「經書」、喜歡「法家」甚於「儒家」，然後祝他將來官運亨通；然而儒家的經典也非常講權謀，據說毛澤東熟讀《資治通鑑》，難怪打敗只推重王陽明「心學」的蔣介石。
中國古籍只有治術、權謀，完全不含西方所說的「民主」因子，有人摭拾《孟子》文字一、二句做為中國自古以來已見民主思想的萌芽云云，完全胡說。法國政治學巨擘 Paul Janet、美國政治理論史開山宗師 William Dunning 等都說中國沒有政治思想，此中訊息值得尋味。
重要的核心問題是：中國為什麼產生不了民主？讀來讀去、想來想去，總以為馬基維利所說：「一個道德腐敗的民族絕不會有良好的統治」最言簡意賅，最有教訓意義，也最有力。
若然，在中國那麼窳敗的政治下，中國人民難道不須要擔負「共犯結構」的責任？為什麼中國人民值得享有與中國共產黨分而論之的評價？如果覺得援引馬基維利的話太狠，也可以聽聽吉朋（Edward Gibbon）的說法：「各個帝國的歷史就是人類的悲慘史。」這是從另一端來看問題，表達的意思也相當。
老朋友的責問，等於做了一個球讓我打。他是學歷史的，又是大中國民族主義者，針對他的學思屬性，我就以他的問題來反問。我的反詰很簡單，如果「中共不是中國，中共不能代表中國」，那麼，清朝呢？是不是中國？代不代表中國？大清是滿族，大清帝國當然廁身中國歷史之林，連滿族政權都是中國，中共為什麼不是？此理甚明，沒有反駁的餘地。我沒有順著他的話頭進入他的論域（discourse），反將一軍，他吶吶說不出話來，只喃喃的吐出英文字來：「那只是 dynasty⋯⋯。」
清朝是朝代，沒錯。那明朝呢？當然是朝代。再往上推，元、宋、唐、隋，都是朝代。如果「朝代」不是中國、不代表中國，嚴重的問題是：中國在哪？哪裡才找得到中國？姑且說中國有二十四個朝代，一概不能稱為「中國」，只能證明一件事：世間沒有中國！「中國」失去載體，只表示「中國」是「無何有之鄉」，只是空名。莊子說：「名者實之賓」，沒有實體，名又焉附？那就連「想像的共同體」都算不上，不折不扣成為「揑造的共同體」。
「中國」、「中華民族」兩個名詞，起源很晚，至今不過兩百年多一點點而已。「中國」是一九〇一年梁啓超流亡日本作〈中國史敘論〉時創發的，他坦白說：「吾人所最慚愧者，莫如我國無國名之一事」，「萬無得已」下乃「用吾人口頭所習慣者，稱之曰中國史。」就在一九〇一這ㄧ年，，戰敗後被迫訂〈辛丑條約〉的是「大清國」。
梁啓超所說「吾人口頭所習慣者」，也是實情，鄭觀應重要著作《盛世危言》寫於一八六〇到七〇年間，書中即稱「中國」，可為佐證。一九〇二年梁啓超正式創造出「中華民族」，作為「諸種族」的統稱。所謂「中國」、「中華民族」好像天經地義，從小灌輸給我們，其實都是神話。這裡所說的「神話」，只代表「不實的故事」；至於具不具宗教學、神話學或人類學上的意義，則不在討論之列。
這種以假做真的事例很多。舉一個例子。黨國時代，台灣流行過一首歌〈龍的傳人〉；龍是中國的象徵，這首歌鼓吹的不過是「我們都是中國人」，所以在中國也紅過一陣子；柯文哲所說「兩岸一家親」，食其餘唾而已。
這裡順便插一段「世說新語」。二〇一八年柯文哲準備連任首都市長， 有一天來電要到舍下。我開門見山，第一句話問他：「你有什麼資格說『兩岸一家親』？你有親人或家人在中國嗎？我的家族全在中國，我都不說『兩岸一家親』，你憑什麼？」
「兩岸一家人」就是「九二共識」要達到的目的；蔡衍明在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下令《旺報》「推九二共識即兩岸一家人共識！」這是「陽謀」，不是「陰謀」。 總之，「龍的傳人」也好、「我們都是中國人」也好、 「兩岸一家親」也好，全是虛構的神話。
這個論斷能不能成立？研究「神話與詩」的學者聞一多，（一九四六年二月，時任昆明大學教授時，因抨擊蔣政權，被特務槍殺）發表過〈伏羲考〉，他慎密考證後所得的結論：「龍究竟是什麼東西呢？我的答案是：它是一種圖騰（Totem)，並且是只存在在圖騰中而不存在於生物界中的一種虛擬的生物，⋯⋯。」
龍是虛擬的、是不存在的，只是圖騰而已，「中國」何嘗不是！諸如「龍的傳人」、「我們都是中國人」、 「兩岸一家親」，甚至祭出「一中屋頂」、「大屋頂中國」⋯⋯，全是虛構的神話，更貼切的說法是政治謊言。
台灣、台灣人為什麼要「去中國」？不同的提法會導至不同的回應，所謂「橫看成峯側成嶺」；我的老友用「中共不是中國」當論題，他如此問我就如此答；要全面而周詳的解答此一大難題，也是個有待完成的大工程。這段與老友的軼事，是事後追記，有些議論也是事後補全，當時的問答已不能實錄了，特此一併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