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憲法》規定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之權，除了「選舉」之外，其他三種政治權利並非其他民主國家皆必然配備。創制與複決其實在《公投法》修正前，幾乎沒有實際使用過。罷免則更是某程度上而言已經遭到武器化，變成不同陣營之間彼此保證毀滅的致命攻擊手法，更有甚者，小自里長大至直轄市長，不同層級的罷免都曾發生，但很難說每一次罷免都真的顯現了公民的意志，規模越是小的行政區劃，越難說在其上推動的罷免全都具有正當性。
此外，對於民意代表的罷免，與對地方行政長官的罷免，是否應該適用一樣的門檻，以免不當的扼殺人民選出多元價值民意代表的政治權利，也是值得爭論的。
然而，儘管如此，只要憲法關於罷免的條文未曾作廢，那麼把罷免的門檻一再上調、調到「實際上根本不可能發生」，就有違憲的疑慮。
會提到世界上其實有很多民主國家「並沒有台灣現行這種罷免機制」，是為了彰顯一個事實：即使一個民主社會沒有「罷免」這項機制，只要還能透過任期選舉淘汰不適任者，那麼也不會使其顯得太過不民主。問題卻是，既然是憲法有規定的權利，除非修憲，否則不能輕易剝奪，此乃至明之理。
最近一次全國矚目的「基隆罷樑」並未過關，雖不意外，但本土陣營士氣仍多少受到打擊。綜觀過去數年親中與抗中陣營罷免之戰，至少在表面上看起來，韓國瑜確實被罷免了，但陳柏惟也被罷免，很難說究竟哪方真的更加「獲利於罷免」，反而比較像是兩敗俱傷的焦土作戰。何以國民黨卻在此時如此急著要將罷免權「永久束之高閣」？
我認為可能有兩個關鍵因素：
由國民黨發起的罷免，起初大多都「不是」來自公民的真實意志，而是「準地方動員」，是由上而下的系統性攻擊，因此他們從不避諱「整黨動員罷一人」，連黨主席朱立倫都去站台罷免。但韓國瑜與謝國樑的罷免，整體而言卻是先由地方公民自主發動，在謝國樑的罷免案過程中，光從公開網路討論就可以見到罷樑團隊內部的糾結，他們有其自主性、不想被輕易認為是任何一個政黨授意指示，但事實上卻也非常需要地方組織票才能實現罷樑的目標，確實是兩難。
用比較粗暴的方式來講，本土陣營發動的罷免通常比較像是有一群公民覺得「做得有夠爛！忍無可忍！我要自走了，你們別攔我！」而親中陣營或許某方面來說也是情緒發洩，但卻更像是國民黨為了宣洩深藍選民的不滿，而將矛頭指向基層實力相對較弱、容易被罷免的本土陣營人士，勝之不武，全然是政治計算。
因此，對國民黨來說，罷免確實很麻煩，就跟選舉一樣花錢花人力花時間。我甚至不覺得他們是為了保住葉元之或者徐巧芯，也不是什麼聰明到「在下好大一盤棋，為了之後更嚴重的賣台鋪後路」—— 他們本來就要亂國賣台，不需要先擋罷免就能亂跟賣了。
讓國民黨必須短視近利沒收罷免的第二個關鍵因素是，雖然只要國民黨一直基層動員，理論上就能擋下接下來每一場罷免，但是這會讓他們很煩且燒錢不說，另一個則是「宣傳罷免」的過程本身會加固本土青年與新生代選民的抗中和民主意志。
舉例而言，雖然就結果來說，基隆罷樑是失敗的，但過程中罷樑團隊製作的無數網路文宣，在青鳥的協力轉發之下擴散到基隆以外的台灣各地，讓原本不明白基隆地方政治的年輕人都看到了謝家的「實力」。更別提，原本罷樑連署岌岌可危，是國民黨自作孽逼出青鳥行動，才一口氣達標過關。
無可諱言的，大部分台灣人對於政治其實沒有那麼理解或熱衷。但這不全然是台灣人的錯，世界上的民主國家國民其實大多是如此，大家傾向於以為自己擁有的東西一定能繼續擁有下去，而很少未雨稠繆思考要怎麼防止民主地基流失。
沈榮欽教授日前在其臉書寫道：
「台灣在民主指數排名中，一直有著極為特殊的地位。自 2021 年起，台灣以第八名進入民主指數前十名的國家起，就成為民主指數排名以來，全球唯一非白人為主的國家進入前十名，成為史上最民主的非白人國家，只有歐洲與澳洲能夠有超越台灣民主指數的國家，其餘包括北美在內的各洲，都不如台灣。台灣也是全球 2,000 萬人以上第二民主的國家，除了澳洲，沒有其他大國在『民主指數』上能夠超過台灣。」
他感到憂慮，台灣的民主是否已經如《經濟學人》示警的那樣，正在被藍白摧毀。
沈榮欽的憂慮很有道理，但在此我也想提出一個稍微不同的看法：「現在這份民主是否本來就不是我們的，而是借來的呢？」就像中華民國這個國名有可能不全然「屬於」我們台灣人，現行的民主體制也可能有「借貸」的成份。
匈牙利貝赤大學（University of Pécs）法學教授蒂梅亞．德里諾奇（Tímea Drinóczi）研究進入 21 世紀之後，波蘭與匈牙利等地發生的「民主倒退」問題，以「非自由憲政主義」（il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稱之。她的研究結論指出，匈牙利與波蘭人可能因為文化或歷史的關係，與已經真正信仰民主憲政的西歐等國相比，更傾向滋生「易造就民主倒退」的心態結構，舉例而言，她寫道：
「在這兩個國家，人們總有一種感覺，認為如果社會發生了集體失敗，那麼一定要有其他人要負責（錯的不可能是我），又或者認為這是一定因為有人對匈牙利人和波蘭人不夠認可或欽佩所導致（是你跟我團結得不夠）。匈牙利人和波蘭人的這些特定的情感和歷史軌跡、價值取向和態度不僅受到民粹主義加成，而且還交疊在集體自戀傾向之上，這引發了很多陰謀論的盛行。」
有意思的是，上面這段形容，如果放到台灣來看，不同政黨傾向的人可能都會認為是在講自己的敵對陣營，而不會第一時間認為這有講到自己。除此之外，德里諾奇還做了一個十分大膽的挑釁，她指出匈牙利跟波蘭之所以民主崩得這麼快，是因為人民根本就是「選擇性詮釋法治」、「期待被強人領導」。
不同民主國家，在 21 世紀都面臨了民粹跟民主倒退的危機，但每個國家出事的理由不同。以台灣來說，我個人認為，如果對面沒有中國，那麼即便有一兩個韓國瑜或柯文哲這種民粹人物，大家也不會擔心到這種程度。
然而，當我靜下心來思考之後，必須承認德里諾奇描述的現象也有一部分發生在台灣。法治與民主的思想其實在台灣生根得並不太久，很難說每個人都知道那是什麼意思。這個月我跟一位 22 歲的髮型師交談，她問我對「大陸」有什麼看法，我說：「嗯，敵國，不喜歡啊。」她說：「我也覺得很討厭，明明不同國，為什麼一定要把他們跟我們混為一談。太好了，要是客戶很喜歡大陸，我就不知道要怎麼接她的話了。」但接著她說：「可是我覺得台灣也沒有很民主耶。」
「怎麼說呢？哪方面讓你這樣覺得？」我問。
「因為有些犯罪的人不會被判重刑，我覺得這樣不是很民主。」
與這位年輕人的交談給我兩個很大的啟發，一是「即便用語是『大陸』，也未必表示認同中國對我們有主權，以後或許不用急著馬上糾正對方」，二是「民主這個詞彙其實在俗民的使用中，包含了一切他們認為『符合正義』的價值」。因此，她有意見的其實不是民主選舉體制，而是司法判決做成的方式。
對於抱持這樣素樸觀念的選民來說，他們確實不認同中國併吞，但也不表示他們真的知道藍白現在在幹嘛，像是上述這位年輕選民，就真的對國會正在發生的事全然不知。這可能才是最關鍵的「藍白為何還有票」的原因。此外，個案的「司法正義」被放在整個民主體制之前，則某方面顯示了台灣傳統文化中的應報觀念依然佔有優勢地位，這種情感雖未必有對錯可言，但很容易被民粹綁架。
此外，在我們討論「民主」之前，往往未能先彼此交換對民主的定義，這使得討論無法更加有效。就像我們對於「法治」、「憲政」，也未必享有同樣的語彙一樣。當下雖是青鳥重新受召喚、感到挫折跟焦慮的時刻，但希望大家仍懷抱希望，民主雖然如逆水行舟，但掌握船舵的，是我們每一個台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