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道，帶著多少人的夢想。從鄉村走到城市。
城市是現代文明的象徵，出身農村的人，多麼希望能夠透過鐵道從落後的鄉村前往城市發展。
日本殖民時期在台灣建立綿密的鐵道網，雖然有助於農村的人口往都市移動的現代化夢想，但同時，殖民政權帶來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也入侵了純樸的農村。
商品化可能只是一個惡夢，讓農村人口失去生產工具，淪為被閹割的雞，失去自己生產的能力。
一條糖廠鐵道，為何不能延伸到人口密集的市街，足證修築鐵道不是為居民提供服務，而只是為糖廠提供服務，換言之，他服膺的是殖民經濟的糖廠資本，而不是為了提供給居民更為便捷的交通工具。
而這個為糖廠服務，而把人民交通運輸及移動需求全然置於不顧的閹割，恰好證成了殖民政權只為產業資本提供服務，全然沒有把居民的民生需求置於政策考量的殖民政權基本政策制定邏輯，也就是一種對在地人閹割的邏輯。這種閹割體現在張文環的小說《閹雞》裡面。
只榨取土地及勞動力的剩餘價值，只剝削勞動的剩餘價值，而不願意提供相對應的回饋，正好完全符合了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發展邏輯裡面的異化勞動的分析，「閹雞」其實就是一種異化勞動，一種生產力的自我閹割，居民越勞動就越失去自己勞動的自主權，淪為一種失去自主性的生產工具，一種閹雞，任人宰割。
現代性則帶有濃厚的啟蒙性質，事實上，現代性的概念在歐洲即是啟蒙運動的產物，而在張文環的小說《山茶花》中，鐵道的見學之旅即是一個山村少年的啟蒙之旅，換言之，也是一個山村少年的現代性之旅。
現代性，或者應該說鐵道做為現代性象徵的啟蒙意義，在小說《山茶花》中，對於作為山村少年的張文環而言，具有知識增長並且擴展世界觀的積極與正面作用，這一點確實是與小說《閹雞》裡面糖廠輕便鐵道的剝削性質互相矛盾的。
其中，閹雞做於 1942 年 6 月 17 日，發表於台灣文學第二卷第三號，1942 年 7 月出版。山茶花則發表於 1940 年 1 月 23 日至 5 月 14 日，連載於台灣新民報學藝欄。
如果依照發表的時間順序先後看起來，山茶花所體現的啟蒙意義與現代性發表於前，而閹雞所表現的鐵道政策從屬於殖民政權的糖業資本邏輯則是發表於後。無論作者是否有時間順序的考量，殖民政權交通政策從屬於糖業資本的邏輯並沒有改變，當然則期間具有的啟蒙性與現代性意義仍然存在。
台灣的製糖業早由英美的資本所把持，金融、貿易、商業亦然。日本既然領有台灣，自然想讓台灣脫離與大陸、歐美各國的經濟依存關係，使台灣與日本成為同一經濟體；一方面要取代歐美資本在產業、貿易、金融的地位，一方面，要建立台灣與日本在經濟上的聯繫，增加貿易的依存度，統一貨幣與度量衡，使之脫離大陸的經濟範疇。
日本的蔗糖一直是仰賴台灣輸入，如今成為其領土後，對於蔗糖的生產當然特別重視，一方面，可以供給日本國內，一方面，可以外銷、賺取外匯，有利於資本的行程。台灣遂慢慢被納入與日本的分工體系之中，「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政策，一直到日據末期，軍需工業化的階段，才有些許的改變。日本與台灣的分工關係，對於日據時期台灣經濟體制的形塑有決定性的力量，它使得台灣處於一種依賴發展的階段，台灣的商品化農業，生產力不斷在提升，卻也越來越依賴於日本的資本與技術，當然，殖民政權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中介者，這個分工體系的影響一直到戰後都還存在。（陳俊昇，2018：p.18）
柳書琴是如此深入地描寫了山茶花裡面啟蒙意義的矛盾性，「小說以青梅竹馬的表兄妹「賢」「娟」的成長、戀愛為主軸。表兄妹命運各異，「賢」一次次負笈他鄉成為殖民教育中出人頭地的新知識人，然而也一步步失去了自己的故鄉和心靈容身之所。「娟」在公學校輟學之後喪失社會上昇之路，在鄉野勞務中過活，並在盲目崇拜都會青年與流行新價值之後，被「賢」所拒，悔恨不已地面臨愛情的破滅」（柳書琴，2023）。
小說揭示：揮汗如雨的挑貨下山的農民、辛苦攀附世俗階梯的知識青年、以婚愛向男性／都會／權利中心靠攏的女性，殖民地社會的上昇路線如此單向而狹仄。鐵道線、教育線、婚姻線，是不同區域、階級、性別的臺灣人生存競爭的黯淡階梯。臺灣的物資、人力、人才、人性，以劣等的競爭姿態，充滿壓迫感、宿命性地輸往帝國中心，被廉價地消耗再消耗。殖民地社會與人民的活力，也在這樣的供需中耗費殆盡而沒有太多文化性的成長。（柳書琴，2011：p.221-222）
反觀閹雞裡面「月里」女性意識的覺醒，與山茶花裡面「娟」的從屬性格恰好形成強烈對比，如果山茶花裡面只有男性的「賢」透過殖民體制規劃的鐵路線得以接觸現代文明，獲得啟蒙的洗禮，包括透過鐵道之旅到達殖民地統治的中心–台北，甚至日後留學到日本本土，以及進入東京的大學就讀，進一步的啟蒙歷程，產生與故鄉山茶花「娟」的知識落差，其實也是文化與社會資本的落差。如此的「娟」在欠缺文化與社會資本的情境下，其象徵資本顯得更為薄弱與邊緣化，形成一種無法為自己言說的去主體性的現代化情境。
然而，反觀閹雞裡面的「月里」，則是相對於丈夫「阿勇」的文化去勢，試圖掙脫傳統社會的道德束縛，其賦權的來源是自身，不是憑藉殖民體制提供的文化與社會資本，而是憑藉自身的覺醒，「月里」違反社會習俗擔任車鼓旦的演出，跟有夫之婦「阿凜」相戀，都是一種女性意識覺醒的表徵。
張文環的小說書寫從山茶花到閹雞裡面之間，出現一種性別主體的跳躍，如果「賢」是透過鐵道之旅，獲得知識的啟蒙，進而到達殖民地的核心，甚至日後到達日本本土的留學之旅，獲得更多的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則「娟」相對而言，是更加的邊陲，在社會資本及文化資本層面，更加的邊緣化，進而凸顯兩者在性別上的對立面。
在《閹雞》裡面，張文環的書寫策略轉變且跳躍，透過男性的自我閹割，他將女性的主體性提升，這當然也是一種現代性的表徵，而且在日本接觸過左翼文學思潮的張文環，在這裡表現出某種的進步性，即放棄男性自我本位主義，而以女性「月里」做為在殖民體制下尋求主體性的書寫，儘管這個主體自我追尋的過程以悲劇收場，無異於讓此一主體性帶有濃厚的悲劇性格，但是在殖民體制的宰制下，更具有寫實主義的風格與味道，而與西川滿那種帶有濃厚殖民論述的浪漫主義分庭抗禮，具有搶奪象徵資本的策略意涵。
陳淑容與游勝冠給予《山茶花》裡面男性的鐵道啟蒙之旅更多的正面評價（陳淑容，2011；游勝冠，2011），爬梳一下學者們對於張文環的啟蒙與成長的評鑑，陳萬益以「一個殖民地少年的啟蒙之旅」，點出「重荷」中孩童健所面臨的殖民地下價值混淆，高嘉謙則認為張文環落實原鄉精神透過民俗轉化出啟蒙與成長的意義，陳建忠則是主張張文環以成長為主題映照出殖民地作家的自畫像。簡言之，關於張文環的啟蒙與成長，陳萬益以「價值混淆」界定，高嘉謙稱之為「原鄉神話的追尋」，陳建忠則主張「鄉土即救贖」，此外，柳書琴認為是「殖民地青年男女的進退失據」，帶有否定的意味。
本文企圖再進一步追問，如果張文環的小說書寫帶有啟蒙與成長的現代性進步意味，那麼其成長的正面意義為何？又受到何種侷限呢？此一侷限的結構性因素為何？除了男性角色與女性角色所共同面對的殖民地結構外，是否仍有土著社會原本就具有的結構性因素呢？
從《閹雞》裡面「月里」的悲劇性來分析，接近張文環創作原鄉的梅山，所興建的新高製糖株式會社輕便鐵道，為何遲遲無法延伸到小梅，原因在於新高製糖株式會社的輕便鐵道，其交通運輸功能是為了運送製糖所需的原料甘蔗，而非為了當地居民提供便捷的交通服務。
張文環及其小說中的主角如「賢」能夠搭乘火車進行見學啟蒙之旅，並非是鐵道原初設計所計畫提供的服務與功能，那只是糖廠鐵道的附加價值，這種附加價值甚至可有可無，張文環及男性主角的啟蒙是糖廠鐵道非結構性而產生的剩餘價值。為糖廠資本的生產所需原料運輸提供服務才是殖民體制的結構性需求，張文環及男性主角只是搭便車式的獲利，換言之，這種啟蒙帶有某種偶然性，而非結構性的因素。
鐵道這個現代性的進步象徵，既能在《山茶花》裡面提供男性受啟蒙者前往殖民地中心的機會，但也能在《閹雞》裡面剝奪了「月里」前往都會區進一步的接受啟蒙的契機，就是因為鐵道的殖民性格使然，這個鐵道的殖民性格簡而言之就是為了糖業資本服務，服膺資本邏輯的性格，換言之，這個現代性是虛假的現代性，其發生的場域在殖民地時，資本主義其實只是殖民主義的代名詞，殖民主義戴著資本主義的假面具出現。
就像阪垣退助主張的同化主義或者內地延長主義一樣，表面上帶有民主主義或者共和主義的進步性，其實本質上仍然是殖民主義式的意識形態，一種帶有政治歧視與經濟剝削意義的殖民論述。這才是導致柳書琴所說的「進退失據」的結構性因素。
張文環的女性書寫仍帶有一種進步性，甚至超越了殖民體制的限制，這應該歸因於他在日本接觸的左翼文化思潮，此一左翼文化思潮才是張文環書寫策略帶有進步性，進而能夠體現現代性思潮的根源。
簡而言之，日本的現代化原本就是歐化主義，歐化主義為日本本土帶來進步思潮，張文環從殖民地台灣前進到日本本土，所獲得的現代性啟蒙，是源於歐洲的左翼文化思潮。
然而，以大正民主時期的日本而言，日本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仍帶有傳統社會濃厚的家父長制思想，因而，即便在大正民主時期的 1925 年通過了普選法案，但女性仍然沒有被賦予選舉權，相較於美國在 1919 年通過選舉法案的改革，賦予女性選舉權的進步性而言，日本仍然是相對落後的。
資本主義的發展歷程在「全球化」的全體性及同一性概念之下，模糊化了不同歷史條件的國家如何進行資本主義化的歷程。女性在日本近代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如何被重新塑造成為現代民族國家所需要的角色（上野千鶴子，1998）在殖民地台灣社會，女性的地位也是如此。
兩次大戰之間，正是日本的「大正民主」 (大正デモクラシー)時期，一般是以大正嘉和天皇在位期間來界定，即從 1912年（大正元年）至 1926 年（大正十五年），如果從 1913 年（大正二年）第一次民眾運動開始算起，一直到 1925年（大正十四年） 男子普選法成立為止來計算則是十三年。
瀨地山角《家父長制をめぐつて》（1990）、《東アジアの家父長制 : ジェンダーの比較社会学》（1996）；上野千鶴子的《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之女性主義》（1997）、《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ジェンダー》（1998）等女性主義的研究成果，對於日本社會體制中是否隱含父權體制以及性別分工有深入的剖析，透過他們的研究可以重新省思「家長制」做為一個社會體制的典範概念也是父權體制及性別分工的一環。
女性主義的貢獻在於提出父權體制（patriarchy）的分析概念，並且將父權體制視為是分析社會體制時的一個主要變數，此一變數不僅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且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之前的封建社會，因而，在分析資本主義的社會體制時，必須將性別的邏輯視為是一個獨立變數來分析，才能完整地理解資本主義社會關係所隱含的另一個權力面向（瀨地山角，1990：p.80；上野千鶴子，1997：p.48-57）。
「家長制」之論述為二十世紀初葉的日本社會體制提供了正當性的基礎以及倫理關係的建構，也使得政治菁英得以進行制度建構與政策工具選擇。但是，在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所逐漸形塑的家長制，其與近代日本社會體制的關聯性，其所隱含的是不是一種漠視女性的父權體制呢？
從明治維新時期開始的日本工業化及資本主義化，不僅僅是一般人的勞動條件惡劣，而更嚴重的是女性所遭受的剝削相對地更為悲慘，對照著「家長制」社會體制，父權體制的身影似乎悄悄地浮現，而女性主義的批判更值得我們關注。
張文環前往日本本土接受啟蒙思想的洗禮，回到殖民地台灣的創作，呈現了男性的自覺，小說書寫中從《山茶花》中女性的附屬地位及邊陲性，跳躍到《閹雞》裡面女性自身的覺醒，但仍以悲劇性告終。
相較於「月里」的悲劇性，《山茶花》的「賢」仍未能掙脫殖民地的束縛，是以何者才完成的主體性的建構，仍然面臨殖民體制的糾纏，是兩者共同的命運。也是殖民地子民所無法掙脫的殖民結構。
反過來看，從《閹雞》到《山茶花》之間，張文環的進步性又來自於在日本東京所受左翼思想的啟蒙，此種思潮帶有的進步性促使他產生男性的自覺，此一啟蒙並非來自殖民體制本身，而是來自日本帝國啟蒙運動中的歐化主義，來自歐化主義所帶來的左翼思潮。
此一左翼思潮仍循著帝國核心至殖民地邊陲的路徑傳播，但最後能夠被殖民地子民所認識，並作為書寫策略而存在，讓張文環作為殖民地出身的作家掙得話語權，也讓女性角色在張文環的小說書寫中具有話語權，此一啟蒙的進步性來自現代性的全球化特徵，現代性作為一種全球化運動所隱含的矛盾性，一方面透過殖民主義而拓展殖民地，一方面循著殖民路徑散播進步思想，這其實就是全球化的兩面性及矛盾性，同時存在，並互相矛盾，彼此鬥爭，至今仍然如此。
如果要將殖民地的文學書寫裡面的啟蒙放置到集體性與變異性的框架裡面來思考，則殖民體制的束縛則是集體性的表徵，而性別差異則是變異性的來源。
參考書目：
上野千鶴子
1990 《家父長制と資本制 : マルクス主義フェミニズムの地平》，東京：岩波書店。
1991 《家族の社会史》， 東京：岩波書店。
1998 《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ジェンダー》，東京：青土社。
瀬地山角
1996 《東アジアの家父長制 : ジェンダーの比較社会学》，東京： 勁草書房。
陳萬益編
2002 張文環全集卷二、卷三、卷五，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陳萬益
2011 一個殖民地少年的啟蒙之旅—析論張文環的小說「重荷」。台南：台灣文學館。
陳建忠
2011 一個殖民地作家的自畫像，張文環-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06，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
陳俊昇
2017 日本式管理的制度起源，台北：華立出版社。
2018 從大日本帝國到中華民國，台北：華立出版社。
陳淑容
2011 開眼看世界—張文環山茶花的認同之旅。台南：台灣文學館。
游勝冠
2011 肯定差異價值的主體回復—論張文環小說中的我族書寫。台南：台灣文學館。
柳書琴
2009 荊棘之道：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台北：聯經出版社。
2011 從部落到都會—張文環「山茶花」與進退失據的殖民地青年男女，台南：台灣文學館。
2023 山茶花，台灣文學館線上資料平台，https://db.nmtl.gov.tw/site2/dictionary?id=Dictionary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