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因網際網路的發達及社群媒體的盛行，出現了所謂網路「鄉民」，並逐漸形成一種自成天地、另類的小型社會；而由於令人髮指的社會案件不斷發生，尤其是凌虐兒童的事件頻傳，於是，不時有網路「鄉民」號召民眾聚集起來，動用私刑正義，要教訓這些不長眼的爛人，以為受害的弱者伸張正義、討回公道。這種基於「維繫做人基本的道理」與「一呼百應的集結」所衍生的特殊現象，遂被稱為「鄉民正義」。
「鄉民正義」來自素樸的正義感，雖然不免流於激情，卻無可厚非；反倒是執政者應該深思：問題的癥結，究竟出在哪裡？
倘若分析起來，這些網路上的「鄉民」，其實與過去農業社會時代的「鄉民」，並無二致；所差別的，乃是媒介物的改變。前近代的「鄉民」，訊息的傳遞，靠的是口耳相傳；現代的「鄉民」，則有無遠弗屆的網際網路，以是消息傳遞之快、之廣，實不可以道里計。
媒介物的改變，固然充分反映了時代的進步；然而，私刑正義卻清楚的顯示：社會已然出現一種秩序蕩然的無政府狀態，需要人民自力救濟。
這種赤裸裸的無政府狀態、以及隨之而來的私刑正義，看在我們這些研究臺灣歷史的學者眼裡，不禁興起一種莫名的熟悉感；但若與網際網路這種媒介物的日新月異、以及民主法治體制之間，兩相併觀，卻又不免產生深重的違和感。
事實上，這種熟悉感，來自對大清帝國統治下臺灣社會的理解。大清帝國在臺灣實行班兵制，駐臺的兵丁，魚肉鄉里，包娼包賭，軍紀蕩然；而官僚則因天高皇帝遠，貪贓枉法，上下其手，吏治腐敗。政府既不可恃，相對的，許多人民冒著生命危險，由唐山渡過黑水溝、來到臺灣這個新天地，舉目無親，必須自我治理、互相協助，方能存活下來。於是，遂形成移墾社會的特有風俗，像是：人們為了維護個人或家族的聲譽，不時動用私刑「洗門風」；有時則為了爭取引水權，聚眾相抗，進而導致分類械鬥；或者，為反抗地主或官廳不合理的攤派，甚至演成民變。以是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之諺。
1895 年，在甲午戰爭（日方稱「日清戰爭」）中戰敗的大清帝國，被迫將臺灣割讓給大日本帝國。此時，日本已經歷了近三十年的明治維新，因銳意西化，求知識於世界，國家煥然一新；而成為殖民地的臺灣，在日本的近代國家統治之下，人民若遇不平之事，逐漸有合法的救濟管道可循，終使原本聚眾自救之風稍戢。大日本帝國在臺灣，不僅奠定了一定的法治基礎以及社會信任，也進而於 1935 年開始實施不完全、但仍能反映相當民意的地方自治。
當然，原本富有自我管理精神的臺灣人民，於 1921 年開始自發性的提出、以自治為核心訴求的「設置臺灣議會」，卻始終遭到日本統治當局的否決；終究，殖民地當局還是以其「政府」的龐大力量，引導臺灣「社會」步向現代國家的路途。這段過程，雖然無比艱辛，代價亦頗不菲，但仍然小有成果，更激發臺灣人民對自治、自決的夢想。然而，不幸的是：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戰敗，隨後來臺接受日本投降的中華民國政府，竟以落伍的、充滿帝王思想的前近代統治手段，君臨臺灣，以是政治腐敗、民生凋敝、社會不安。於是，臺灣邁向現代國家的進程，遂戛然而止，甚至反而倒退數十年。
社會不滿逐漸積累，終於爆發。1947 年春天，二二八事件所導致的全島蠭起，即不啻是戰後臺灣社會「鄉民正義」的 1.0 版。從 2 月 27 日晚間，臺北市民對女菸販林江邁受緝私人員暴力對待、以及目睹旁觀市民陳文溪遭流彈射殺的憤怒，引發當晚聚眾包圍警局的行動；以迄翌日群眾衝入專賣局加以搗毀，集合至長官公署前示威抗議；終至因長官公署開槍射擊民眾，隨後在廣播電臺的放送下，全島各地民軍的集結，青年男女志願參加保鄉衛土、維持治安的工作……等等。凡此，在在反映了臺灣從未被完全壓制下來的豐沛社會力，以及對保護無辜生命、維繫基本道德與秩序的強烈渴望。
二二八事件終究在軍隊鎮壓下，愴然落幕；不過兩年以後，也就是 1949 年 5 月 20 日，國民黨政權開始在臺灣實施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隨後，在國共內戰中落敗、被迫撤退到臺灣的國民黨政權，卻依舊迷信暴力，以高壓統治臺灣社會，並試圖對人民進行徹底的奴化與洗腦。於是，在強人黨國威權統治下，一切皆以統治者的意志為準，宣稱「公權力」不容挑戰；俾使其能繼續牽親引戚、黨同伐異，黨庫通國庫，而將國家視為私有物，為所欲為。對此，許多敢怒不敢言的臺灣人民，平日只能道路以目、無言以對；而在選舉時，則默默將選票投給那些敢於挺身反抗威權統治的民主運動者，以表達心中最深沉的抗議。
從歷史上看，「社會」先於「政府」而存在。以暴力壓服「社會」取得統治權力所建立的「政府」，往往與「社會」產生齟齬、甚至於衝突；相反的，由「社會」授權所產生的「政府」，則通常較能符合「社會」的期待。
於是，透過選舉，未被國家暴力徹底壓制的臺灣「社會」力，不僅努力維繫自身的道德與價值，並以選票支持民主運動者改變「政府」的行動。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許多升斗小民，平日縮衣節食、省吃儉用，但卻不吝於將金錢捐助給黨外人士，其始終如一的熱情，足以感人肺腑；而不少人民心中對政府鎮壓二二八事件、實行白色恐怖的「不同意」，以及對國民黨當局各種惡質作為的消極抵抗……等，亦無異是另一種類型的「鄉民正義」。因此，或許我們可以說：臺灣之所以能走向民主的路途，與「鄉民正義」，應該也有相當緊密的關係。
只不過，在今天這樣一個已然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甚至擁有部分公民投票權利的民主時代，「鄉民正義」的大量出現，具有政治智慧並負責任的執政者，理應將它視為不能輕忽的警訊。
事實上，「民主」與「公權力」兩者之間，原本並無任何衝突。於「主權在民」的原則下，政府係接受國民授權、委託而行使統治權，因此，只要適切的運用公權力，澄清吏治、依法行政，確實保障國民的權利，使國民在受到任何冤屈時，都能夠適時、合法的得到救濟；更進而針對過去威權統治所產生的弊端，實施轉型正義、進行司法改革，引導整個國家走上正軌，讓公權力受到國民的充分信任，那麼，這些社會上的不滿與衝突，自然就會消弭於無形，也就無須「鄉民」大張旗鼓的自力救濟，來維繫社會的基本道德與秩序。
況且，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警覺：雖說「鄉民正義」來自素樸的正義感，但這種看似正面的力量，卻也有演變成負面力量的可能性。如果缺乏思考的訓練，以致媒體識讀能力不足，那麼，這種正義感，就很容易為有心人製造的假消息所煽動、甚至於操縱。實則，即便到了今天，連不少受過研究方法訓練的所謂「學者」，都還時常偏聽輕信，或是不假思索、毫無保留的接受過去強人黨國威權統治者所建構的價值而不自知，更遑論一般人民了！
因此，為今之計，唯有全面加強理性思考的訓練，重視證據法則與論理法則，並將其落實在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中；期能藉此培養人民獨立思考的能力，促使其自動自發的遵守法令、以及共享的社會規範，更進而將這種正義感，提升為對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法治、人權、尊嚴……等崇高價值的堅持。倘能如此，既可謂是將「鄉民正義」轉化為「公民道德」的不二法門，而這種升級過後的「鄉民正義」2.0 版，也才有可能真正成為奠定現代公民社會的礎石！
質言之，當今民主深化不足、「轉大人」不完全而萬病齊發的臺灣，「鄉民正義」的大量出現，相當程度的反映出：部分人民對「政府」公權力維繫「社會」秩序失靈的不滿與不信任，因此，執政者必須對此加以正視、反省，進而正本清源、大刀闊斧的進行結構性的改革，以期建立起符合民主時代的嶄新社會秩序。倘若執政者繼續輕忽怠慢、因循茍且、依然故我，任由「鄉民正義」自行維繫社會秩序，豈不是執政者最大的恥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