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國關於台灣防疫成果的報導自 2 月下旬起逐漸增多，有不少媒體文章試圖分析台灣成功的訣竅，或探討台灣經驗的可複製性。大體而言，「值得借鏡但難以複製」幾乎是各國的共識，但為何難以複製卻很少有人說得清楚。最近德國聯邦教育及研究部隱私論壇出現一篇文章，作者是德國卡爾斯魯佛朗霍夫系統及創新研究中心（Fraunhofer Institute for Systems and Innovation Research ISI, Karlsruhe）的資深研究員馬丁（Nicholas Martin），文章探討數位工具在台灣防疫中扮演的角色，試圖釐清台灣經驗是否能為德國乃至於歐洲所用，可謂得到了罕見的肯定結論，只是肯定依舊不代表容易複製。
馬丁的分析最值得注意之處，在於他點出台灣「超前部署」較少為人注意的一面。他在文章開頭就指出台灣是個與德國相當的民主法治自由的國家（在 2019 年自由之家的評比中台灣得分 93/100，德國 94/100），換言之，台灣的防疫不可能以侵犯人權作為代價。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基於防疫需要可以限制公民自由到何種程度，到現在都還是歐美國家辯論不休的問題。既然台灣在民主自由程度上可以和德國並駕齊驅，那麼為何台灣能夠魚與熊掌兼得？
台灣經常被提到的重要防疫措施包括健保系統和移民及海關系統的整合，但調閱個人 14 日內旅遊記錄這一點，通常必須取得法院命令才做得到，防疫期間之所以省去了司法程序上的麻煩，是因為台灣的立法機關已經在過去《傳染病防治法》修法期間預見此種可能，在法律中作出了緊急情況下的授權規定。此外疫調中使用基地台三角定位，甚至必要時讀取 CCTV 閉路電視攝影機畫面等，也都是基於《傳染病防治法》的授權。
馬丁在文中強調，台灣的成功不能歸因於「亞洲人比較服從」或「儒家集體主義思想」，因為光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之頻繁也知道台灣人並不是順民，台灣的成功是因為早在疫情爆發之前，社會上和國會裡都已經有過相關辯論並且獲致共識。換言之，台灣的「超前部署」最令人驚嘆的，是確立了一個民主國家的行政機關應對災變最需要的工具「法源」。
馬丁在眾多分析者中可謂慧眼獨具，看出台灣模式不在於個別防疫措施，而在於一種未雨綢繆的態度和眼光。他寫道，「從資料保護和公民自由的角度來評估台灣應對 Covid-19，我們可以將台灣的做法視為一個成熟民主社會面對不可預期傳染病威脅時，經過深思熟慮的可能回應。」
正因為台灣模式是經過深思熟慮利害權衡的結果，對於他國來說當然也就沒有捷徑，還是必須經歷台灣經歷過的辯論和摸索。因此馬丁在文章末尾指出：「台灣利用 SARS 之後的年頭從事這些辯論，我們的辯論才剛要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