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英國媒體《BBC》報導，英國近期有 3 名男子遭控違反英國國家安全法為香港情報機關工作。這 3 人分別是英國邊境部隊成員、退役軍人，以及香港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官員，他們被控從事「外國干預」活動，包括於在 5 月 1 日企圖強行闖入英國境內某民宅。
英國外交部為此傳喚中國大使。這些都是歐美突然檯面化中國間諜相關行為的跡象。但西方的高級官員仍擔心，不夠認真地對待來自中國的挑戰，情報的不足，使西方更容易受到北京間諜活動的攻擊，雙方都面臨潛在的災難性誤判風險。
儘管多年來多方調查一直發出警告，西方情報機構直到最近才將注意力集中在中國的活動上。2006 年退休時擔任英國對外情報機關「軍情六處」（MI6）前行動與情報總監殷克斯特（Nigel Inkster）表示，中國作為全球主要大國崛起時，當時世界還有許多其他當務之急。
2000 年代，西方政策制定者和安全官員的思維以及情報部門的關注焦點仍是被所謂的反恐戰爭以及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軍事干預所主導。中國的崛起是這個時代的決定性挑戰：合作、競爭或對抗的程度。
BBC 安全事務記者戈登·科雷拉（Gordon Corera）也質疑，西方世界對中國是否醒悟的太慢。但美國和歐洲官員認為，最近俄羅斯的復興和以哈戰爭是更緊迫的挑戰。同時，政府和企業都面臨壓力，要求他們專注於進入中國龐大的市場，而不是應對其帶來的安全風險。
政治領袖常常希望情報負責人不要點名批評中國。企業也不願意承認他們的利益成為攻擊目標。
殷克斯特說：「鐘擺確實朝著經濟和商業利益的方向擺很遠了，早在 2000 年代，中國情報部門就已經開始從事工業間諜活動，但西方公司通常保持沉默。他們不想舉發，因為擔心這樣做會危及他們在中國市場的地位。」
另一個重大挑戰是中國的間諜活動與西方不同，導致中國間諜更難被識別和對抗。一名前西方間諜表示，他曾經告訴中國間諜，中國間諜活動的方向是錯的。
他的意思是，西方國家更願意專注於收集有助於了解對手的情報。但中國間諜有不同的優先事項，保護共產黨的地位是核心。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反間諜官員羅曼·羅扎夫斯基（Rozhavsky）：「政權穩定是他們的首要目標。」
此外，為了實現經濟成長，中國間諜將竊取西方技術視為國家安全的首要要求，也會跟中國國營公司分享收集到的資訊，而西方情報機構不會跟自己的國內公司分享這種資訊。
澳洲安全情報組織（Austral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Organisation，ASIO）總監勃吉斯（Mike Burgess）說：「我的機構（現在）比我們 74 年歷史上的任何時候都還要忙，我很少點名國家。但當涉及到直接間諜活動時，我們會對他們（指中國）這麼做。商業間諜活動是完全不同的事情，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在這方面被特殊看待。西方盟國對這項威脅的理解很慢。我認為這種情況已經持續很長時間了，但整體來說我們已經錯過了（應對最佳時機）。」
由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和紐西蘭組成的「五眼聯盟」的安全負責人在 2023 年 10 月曾舉辦一次公開會議，目的是加大對中國的警告力度，因為擔心許多公司和組織仍然聽不進建議。
會議地點選在矽谷，也是經過精心選擇的，因為該地是中國重點竊取技術之地，有時透過網路間諜活動，有時透過招募企業內部人士。
中國在間諜方面的資源規模與歐美不同。一位西方情報官員估計，中國有大約 60 萬名從事情報和安全工作的人員，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多。西方安全部門根本無法調查所有案件。
據英國情報機構軍情五處稱，僅在英國就有超過 2 萬人被中國間諜透過 LinkedIn 等專業社交網站接觸過。
軍情五處局長麥卡勒姆（Ken McCallum）說：「人們可能不知道自己實際上正在跟另一個國家的情報官員通訊，但最終他們會發現自己傳遞的訊息會毀掉自己公司的未來。這些都是『史詩級』的（間諜）行為，可能會嚴重影響國家安全以及經濟。」
儘管中國龐大的機構大部分精力專注於國內監視，但它也利用間諜來打壓海外對中國的批評。
例如，中國在歐洲和美國設立了「海外警察局」。追捕在西方的中國異議人士時，中國的情報官員通常採取遠端遙控，而不是在現場使用間諜，反而是僱用在地私家偵探或撥打威脅電話。
此外，網路也是重要的打壓異己工具之一，例如，2000 年代初期針對英國政府體系的第一起網路事件並非來自俄羅斯，而是來自中國，其目的是在收集有關圖博和維吾爾團體等海外異議人士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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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一直擔心中國干預政治。澳洲安全情報組織表示，澳洲從 2016 年左右開始追蹤中國的干預行為，其中包括在選舉中支持特定候選人。總監勃吉斯說：「他們（指中國）試圖推動他們的議程，這是他們有權做的。我們只是不希望他們透過秘密手段在推動。」
澳洲於 2018 年 6 月 28 日通過「間諜與外國干預法」（Espionage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Act 2018），以及 2018 年 12 月 10 日通過的「外國影響力透明法」（Foreign Influence Transparency Scheme）。
2022 年 1 月，英國軍情五處公布一項不尋常的干擾警報，指控英國律師李貞駒（Christine Lee）一直向一系列英國政黨捐款，其部分目的是在推動對中國有利的議案。
她目前正在就這項警報向軍情五處提起法律訴訟。直到 2023 年，英國才通過了新的國家安全法案，賦予了處理外國干涉和其他活動的新權力。但分析人士認為英國這項新立法來得太晚了。
當然，西方正在監視中國，就像中國監視西方一樣。但收集有關中國的情報對於英國軍情六處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等西方情報機構來說是獨特的挑戰。
由於臉部辨識和數位跟蹤等監控系統在中國很普遍，使得特務之間面對面的傳統情報模式幾乎不可能。而且十年前，中國掃蕩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的龐大網絡。
從技術上來說，攔截中國的通訊並收集數位情報也是英國政府通訊總部和美國國家安全局的一個主要目標，部分原因是中國使用自己的技術，而不是西方的技術。一位西方官員承認：「我們真的不知道（中國）政治局在想什麼。」
今天也存在類似的誤判風險，特別是在中國希望武統台灣的情況下，南中國海的緊張局勢也日益加劇，意外升級可能導致衝突。
這種認知差距可能會導致誤解，並帶來嚴重的風險。在冷戰期間，西方國家有時無法理解莫斯科的不安全感，結果雙方都差點爆發雙方都不希望發生的災難性戰爭。
軍情六處負責人摩爾（Richard Moore）說：「在我們生活在這個相當危險、充滿爭議的世界裡，我們應該時刻擔心衝突，並且應該努力避免衝突，特別是當擁有權力的人可能並不總是能充分理解彼此時，這就是我工作的用武之地。軍情六處的角色是提供應對潛在風險所需的情報。從定義上來說，誤解總是危險的，當你有開放的溝通管道並且深入了解競爭對手的意圖時，總是會更好些。」
這使得確保開放的溝通管道成為當務之急，英國軍情六處確實就恐怖主義威脅跟中國情報界有了接觸。美國和中國之間現在恢復了一些軍事接觸，這些事實受到廣泛歡迎。
儘管近幾個月來北京和華盛頓之間加強軍事和外交接觸已經降低了危機局勢，但長期趨勢仍然是緊張的。所有間諜活動的揭露都有可能加劇雙方大眾的不信任和憂慮，進而限制危機中可以迴旋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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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新聞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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