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月 25 日日媒報導傳出中國當局以「涉嫌間諜活動」拘留一名日本前三大藥廠「安斯泰來（Astellas Pharma Inc.）」在中國當地分公司的男性高階主管，這起事件對中國的日本社群造成了巨大的衝擊。自 2014 年中國實施「反間諜法」以來，包括日本人在內的外國人被中國當局拘留的案例屢見不鮮。且由於中國對於間諜定義不明確，使外國人暴露在被任意拘留的風險當中。
針對此事，官房長官松野博一於 27 日上午的記者會上表示「本月，中國當局通報了駐中日本大使館。日本政府正強烈要求中方盡快釋放。」安斯泰來製藥僅說「我們將透過外務省搜集資訊，並進行適當的應對。」
日本外務大臣林芳正將於 4 月 1～2 日訪問中國，與中國外長秦剛進行會談，要求盡快釋放該名日本人。這起事件再次凸顯出共產黨獨裁國家的風險。
該公司並未透露該名員工的部門和工作經歷，但據《東洋經濟》的採訪，本月在北京被拘留的男性是一位 50 多歲的安斯泰來藥廠在當地分公司的高階主管，長期被派駐到香港和北京。他在中國從事醫藥原料的進出口、進口藥品銷售、建立工廠、建構銷售體系、因應中國政府等廣泛領域的工作，相當熟悉中國商務運作。
他曾擔任由日本企業在北京組成的中日商會的副會長，以及帶領該會的生命科學小組，也很熟悉 COVID-19 防疫和疫苗，是一個值得仰賴的人。原定本月完成為期 4 年的第二次派駐北京的任期，打算回國退休。正當他即將回到日本時，就被拘留了。由於他在北京的日企社群中是一位知名人物，所以他遭到中國拘留的消息對當地的日本社群造成很大的衝擊。
自從習近平政權於 2014 年實施《反間諜法》以來，對在中國活動的外國人加強監管。自那時以來，包含此次案件在內，以涉嫌間諜活動為由被拘留的日本人至少就有 17 人。其中也有多個被判處超過 10 年有期徒刑的例子。目前仍有 5 人被拘留在中國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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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 27 日的記者會上表示：「該日本公民涉嫌從事間諜活動，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解釋了拘留理由但並未透露具體的指控內容。
曾被拘留約 6 年之久，去年秋季才終於回國的日中青年交流協會前理事長鈴木英司（現年 66 歲），對於此次事件說道：「（聽到這個消息時）感覺和自己的情況一樣。會想說『他是自己一個人行動的嗎？』『還是一直被監視呢？』」
鈴木也是在 2016 年 7 月要返回日本之前，在北京機場被「北京國家安全局」拘留。這是他多年來訪問中國 200 多次，為日中交流盡心力做出貢獻的狀況下所發生的事。
鈴木回憶起剛被拘留的 7 個月內的那段艱難時期，他被關在老舊設施的一間房間裡，每天在另一個房間接受 2～3 次的審訊。
「房間裡的窗簾被緊緊拉上，陽光照不進來。我只有在被拘留了一個月後才看到了太陽 15 分鐘。房間裡有監視器，被監視人員一直盯著。早餐是饅頭，午餐和晚餐只有白飯和一樣配菜。我不能看書，也不能寫字。也不讓我和律師見面。」
他在 2017 年被起訴。罪狀包含「作為日本政府情報機關的代理人進行情報收集」、「與中國外交官於 2013 年 12 月餐會時談及北韓」等。他在 2019 年被判處 6 年有期徒刑。扣除拘留天數後，他在 2022 年 10 月獲得釋放並返回日本。
鈴木接著說：「我覺得不是在一開始就有罪狀的，而是在被拘留後找到好像可以符合罪嫌的東西才被起訴。不管我怎麼抗辯說這是『侵犯人權』，也都沒有被聽進去。被強迫在筆錄上簽名。我曾和被傳聞與習近平國家主席一派存在衝突的共產主義青年團有過交流。也有可能是被捲入中國國內的派系鬥爭。」
在涉及日本企業的案例中，2018 年 2 月，伊藤忠商事（日本知名大型綜合商社）的核心員工在廣東省廣州市被取締間諜的中國國家安全局拘留。該員工不是外派中國的員工，而是在日本總部從事與中國相關的工作。但當他和家人前往中國旅遊時，就被拘留了。直到拘留一年後才被媒體報導出來。
由於伊藤忠在中國的業務非常強大，因此據報導，該公司曾經使用各種管道，試圖向中國當局爭取早日釋放該員工。但最終這些努力沒有奏效。該名被拘留的員工在 2019 年 10 月被以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罪名，判處 3 年有期徒刑，刑期已滿，人已經回國。
2019 年 9 月，北海道大學法學研究科教授岩谷將應中國社會科學院之邀訪問中國，但這名教授被指控取得「中國國家機密資料」而遭到拘留。當時，日本媒體在大約一個月後報導此事，引起了日本的中國研究學者的擔憂。
在此背景下，當時日本安倍晉三首相於同年 11 月在泰國舉行的東亞峰會上向時任中國總理的李克強直接表達了擔憂。不久之後，岩谷教授便在異常短的時間內獲得釋放。這似乎是因為在日本要求盡快釋放的輿論高漲，再加上當時正考慮邀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日。
《反間諜法》的可怕之處在於規定模糊不清，不清楚哪些行為會觸犯法律。負責保護日本公民的日本駐中大使館也感到很困惑「後來才說『這是國家機密』，我們根本不知道地雷在哪。」
而且中國法院審判也是不公開的，外界無從得知具體指控的內容。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去年年底宣布要修訂《反間諜法》，適用範圍將可能進一步擴大到網路領域，把原本 40 個條文增加到 71 條。
3 月 20 日，美國信用調查公司美思明智的北京辦事處遭中國當局搜查，5 名中國籍員工被拘留。24 日，歐美媒體紛紛報導此事，再次引起了對中國商業風險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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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國對外國企業的態度也讓人感到困惑。3 月 25～27 日「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在北京的釣魚台國賓館舉行，這個論壇自 2000 年成立以來，已成為中國對外經濟交流的重要平台。
在這次會議上，超過 100 位跨國企業代表齊聚一堂，習近平國家主席捎來賀信：「中國將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推動各國各方共享制度型開放機遇。」
由於防疫措施以及與美國緊張局勢的影響使中國的經濟增長放緩，因此中國正在努力吸引外國投資回來。在日本也接連有中國地方政府招商團隊前來。據稱，中方委託顧問公司介紹投資機會，並承諾如果成功招攬新的投資，就可以獲得數千萬日圓的回扣。
根據日本外務省對日本企業到海外發展的調查（截至 2021 年 10 月），日本企業在中國有 3 萬 1,047 個據點（因疫情等因素影響，目前的實際數字可能會再少一點），約有 10 萬 2,000 名居住在中國的日本人。到中國發展的日本企業和留在中國的日本人應該如何應對？
《東洋經濟》指出儘管中國國家領導人本身在積極宣傳對外開放，以吸引外國投資，但是這種一而再再而三的不透明拘留令人費解。這樣的態度可能會危及日中經濟關係的基礎。日本企業也必須正視員工被拘留的風險。從過去的案例來看，在檯面下尋找解決方案以釋放被拘留者的方式是行不通的。日本商界應該一致發聲，對中國政府提出訴求。
前警視廳公安部外事課的調查員，現為日本反情報協會代表理事的稻村悠指出：「中國當局的拘留是在收集情報，或是也有對對方國家『殺雞儆猴』的意涵。中國目前正傾力於醫療器材領域。安斯泰來製藥的高階主管也可能是被特意挑在回國前拘留，好去收集他要帶回國的那些物品和資料的情報。中國也制定了《反間諜法》和《國家安全法》等定義模糊的法律，這樣一來當局就可以恣意利用。如果日系企業仍要繼續在中國做生意，就要對風險有覺悟。如果沒有信心能應付這種狀況，解除關係也是一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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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木英司說：「日本政府和企業應該考慮的不是『如何避免被拘留』，而是『如果被拘留了怎麼辦』。日本外務省應該在考量當事人的人權的同時，盡快讓人民知道『在什麼狀況下被拘留？』『他是在做什麼的』這些資訊。我們應該優先思考如何應對中國，以及採取什麼方法能讓被拘留者盡快被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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