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本月 13 日進行了內閣改組，由於支持率下滑，透過不信任案倒閣提前進行眾議院改選的選項暫時已不在考量範圍內，因此嘗試以新體制恢復民眾的支持。這次重組 19 個內閣成員當中更換了 13 人，有 11 人是首次入閣，女性內閣成員從 2 人增加到 5 人。這將會是岸田為明年 9 月自民黨總裁改選提前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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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入閣的 11 名成員當中，有 9 人是「待機組」。一般來說，當選眾議員 5 次以上、或參議員 3 次以上，但沒有內閣經驗的國會議員經常被稱作「待機組」。在自民黨內約有 70 人符合這樣的條件。
來自最大派閥的安倍派（派閥的正式名稱為清和政策研究會，所屬議員有 100 人，在前會長會長安倍晉三離世後，一直未推選出新任會長，目前由常任幹事會集體領導。為方便辨識，日媒通常以派閥會長姓氏稱呼為 OO 派。）有當選 6 次眾議員的宮下一郎擔任農業大臣，鈴木淳司則擔任總務大臣。
接著麻生派（志公會，55人）有當選 5 次參議員的武見敬三擔任厚生勞動大臣，當選 7 次眾議員的伊藤信太郎則為環境大臣。自民黨第 3 大派閥茂木派（平成研究會，54人）有木原稔和松村祥史兩位入閣。
從 19 個內閣職位的分配可以看出這顧慮到了各個派閥。由於岸田派（宏池會）是第 4 大派閥，為了穩定營運政權，岸田需要依賴其他派閥的協助。
安倍派和麻生派都獲得了 4 個內閣職位，茂木派獲得了 3 個，岸田派和二階派分別獲得了 2 個。有觀點認為，岸田首相透過這次的人事安排，在為自民黨總裁選戰提前鋪路。
女性內閣的人數從重組前的 2 人增加到史上最多的 5 人，追平 2001 年小泉純一郎內閣及 2014 年安倍晉三內閣創下的最多女性閣員紀錄。包含留任的經濟安全保障大臣高市早苗，其他 4 人被分配到外務大臣、兒童育兒政策大臣、復興大臣以及地方創生大臣。自民黨黨內人事方面，由小淵優子（其父親為前首相小淵惠三）擔任了選舉對策委員長。
作為今年七大工業國集團（G7）的輪值主席，日本多了許多在國際舞台上發聲的機會。將具有內閣經驗的上川陽子任命為外務大臣，將可以展現出日本的變革。
負責岸田政府施政重點兒童與育兒政策的職位由選上 3 次眾議員的加藤鮎子擔任。
先前 6 月在 G7 的性別平等和女性賦權部長會議上，前少子化大臣小倉將信是會中唯一一位男性代表。這也被部分海外媒體指出日本政府在推動性別平等的努力仍然落後。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發布的 2023 年度《全球性別差距報告》，日本在 146 個國家中排名第 125 名，也創下歷史最低紀錄。
岸田政府持續在推動促進女性參與事務的政策，也制定了一項目標，即 2030 年前，在東京證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女性主管比例要達到 30% 以上。而這次內閣改組後，女性內閣的比例仍停留在 26％。
有人認為，自民黨內難以找到合適的女性內閣成員，所以在外交和經濟安全保障等的重要議題上，選擇了資歷較深的上川陽子和高市早苗，而其他 3 個職位則分配給了資歷較淺的議員和待機組。
包含首相在內，新內閣的成員平均年齡為 63.5 歲，比上次重組的 62.65 歲上升了將近 1 歲。也是近 5 年來，平均年齡最高的內閣。
40 多歲的有負責育兒政策的加藤鮎子和地方振興大臣自見英子；這次的內閣陣仗當中最多的是 60 多歲的成員，共有 9 人；70 多歲則有 7 人。
除了日本首相本身以外，值得台灣關注的日本內閣成員主要是防衛大臣以及外務大臣。
這次首次入閣的新任防衛大臣木原稔，自早稻田大學畢業後，進入日本航空任職，在 2005 年的眾議院選舉首次當選眾議員，曾擔任自民黨青年局長。他在安倍和菅政府期間曾擔任負責安全保障政策的首相補佐官，精通安保政策，也積極推動防衛裝備的出口。今年 7 月由民間智庫「日本戰略研究論壇」舉辦的台海兵推中，木原稔扮演了防衛大臣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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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原稔擔任過跨黨派國會議員聯盟「日華議員懇談會」的事務局長（15 日木原稔以「為專注於內閣職務」為由請辭），負責在日本和台灣之間建立橋樑，曾多次訪問台灣，是一位親台派的議員。此外，他也參與了統整黨內少子化對策提案的工作。
上川陽子自東京大學畢業後，曾到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就讀，並擔任過美國參議院議員的政策立案工作人員。在成立了一家政策諮詢公司之後，於 2000 年當選眾議員踏入了政界。她曾擔任過 3 次法務大臣（5 任），任期間她簽署了 16 名死刑犯的死刑執行命令，其中包含引起地下鐵沙林毒氣事件的奧姆真理教教祖麻原彰晃等人。
在岸田政府的主打政策「新資本主義」中，她帶領了黨內的討論，並提出了支援勞工再學習（重新培訓技能）的方案。她還在自民黨的改革執行本部積極參與了女性議員的培育工作。她認為「國會議員是以體力決勝負」，有時還在一天內往返兩次她的選區靜岡市和位於東京永田町的國會。
上川陽子是日本時隔約 19 年的女性外務大臣，在她之前是小泉純一郎內閣時期的田中真紀子與川口順子。
上川陽子重視日韓關係，她曾訪韓出席 2001 年的日韓議員聯盟聯合總會、以及 2007 年的日韓青年國會議員懇談會。2007 年在靜岡市舉行的「朝鮮通信使 400 年研討會」上，上川陽子與同為國會議員的朴振（現任韓國外交部長）一起作為座談會嘉賓參加，當時上川說道：「如果日韓雙方持續進行對話，我們有充分的可能性能克服過錯」，並表示「我夢想著在日本和韓國年輕人的眼中看到日韓關係的光明未來」。當時兩位國會議員作為兩國代表參加，如今他們成為了外交政策的領導者將再次會面。
日本新內閣任命了親台派的木原稔和重視日韓關係的上川陽子，這被認為與日本政府警戒台海局勢以及改善日韓關係的意圖有關。
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部教授細谷雄一認為這次的內閣改組，可以感受到兩個目的：一個是來自內部的問題，要解決黨內的要求與不滿；另一個則是透過增加女性內閣以對外宣揚性別平等。
不過，細谷也認為外務大臣在這個時間點換人非常不合適。這是因為在日本任職 G7 主席期間，秋季預計還有 G7 外長會議要舉行。新任外務大臣要從零開始重新建構，自今年 1 月以來前外務大臣林芳正經過多次雙邊外長會談所建立的信任關係，並不容易。
關於這次的內閣改組，原本外界預估外務大臣林芳正將繼續留任，但最終是由同屬岸田派的上川陽子接任。這一人事安排引起了外界的廣泛猜測，是這次內閣改組的「最大謎團」。
政治記者角谷浩一分析認為，岸田首相可能希望盡快將林芳正培養成岸田派的後繼者，因此特意讓他退出內閣以專注於派閥事務。角谷對這齣外務大臣更迭記背後的原因進行了分析。
由於林芳正在對中國關係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這次的更迭應該也讓外務省嚇了一大跳。另一方面，儘管目前岸田派是總裁所屬的派閥，但還看不到「岸田的接班人」。林芳正是政四代，周圍評價他為人個性穩重，但不太機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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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在上一次的眾議院改選，從參議員轉戰眾議員，剛選上就當上外務大臣，因此對於如何作為一名眾議員在派閥內行事幾乎一無所知。而岸田政權能做到什麼時候的前景仍不明朗，岸田首相可能認為，要延續「宏池會時代」，就必須培養林芳正。這也是邁向「林派」的第一步。
這很可能也受到了安倍派缺乏接班人而混亂的影響。派閥體制是否穩固，對於首相將於明年的自民黨黨首選中重新當選策略非常重要。岸田可能感到迫切需要培養派閥的「領袖」，才在這時更迭外務大臣。
林芳正精通英語，在近兩年的外務大臣任期內工作也都順利進行。但他 9 月 9 日才剛訪問了烏克蘭，因此有不少人認為這次的更迭有點唐突。
在 13 日晚上的首相記者會上，也有記者問起為何將林芳正換下來。岸田回答說：「之前的林大臣也是一名優秀的大臣，但要讓黨內許多有能力的人才都能發揮各自的能力。我認為構建這樣的體制也有助於推動外交前進。」
岸田除了提及曾有美國留學經驗的上川陽子擁有的經驗與知識以外，也流露出他自身希望主導外交事務的想法。岸田在安倍內閣時期擁有 4 年 7 個月的外務大臣經驗，他強調：「在我長期擔任外務大臣期間，深刻體會到領袖外交的重要性。我希望在領袖外交中發揮重要作用。」
另一位政治記者宮原健太則認為，這次外務大臣的任命可能會是在找出誰更適合成為岸田文雄首相的繼任者。
林芳正和上川陽子都同屬岸田派。林芳正當了 26 年的參議員，曾經在 2012 年參選自民黨總裁。他會在 2021 年從參議員轉換跑道參選眾議員是因為他仍然對總裁大位保有野心，而自民黨總裁至今沒有參議員選上過。
在當選眾議員後，自 2021 年 11 月起林芳正作為外務大臣，以擅長的英語能力協助岸田在包含 G7 峰會等場合的外交事務。
上川陽子在岸田派當中「具有安定感」評價很高，曾任少子化對策擔當大臣、公文管理擔當大臣和法務大臣等。也因簽署奧姆真理教教祖麻原彰晃的死刑執行命令而聞名。
這些經歷也曾讓上川陽子被列為可能成為「首位女性總理大臣」的候選人之一，但她的經歷偏向法務、行政類是她要當上首相前需要面對的弱點。
這次任命她擔任外務大臣，將對情況產生重大變化。此次人事安排讓上川能有除了法務行政以外的經驗，將可能讓她再被視為首相候選人之一。
尤其外務大臣對於岸田首相而言，是他在安倍政府時期擔任 4 年多，具有深厚情感的職位。
此外就像提到岸田就會想到 G7 廣島峰會那樣，外交是岸田政府相當重視的工作。
而日本在外交上仍然將面臨著諸多難題，包含應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北韓接二連三的飛彈試射、以及如何應對中國全面暫停進口日本水產品，這些都是嚴峻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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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外務大臣從林芳正手中交棒給上川陽子，可能也反映了岸田派內部正在評估哪一位成員更適合成為岸田首相的接班人。
不過話說回來，日本外務大臣換人對台灣會有什麼影響？實際上，不管是林芳正也好，上川陽子也罷，如同日本經濟新聞評論員秋田浩之曾說的「決定日本外交走向的是，由中國、北韓和俄羅斯等國構成的日本周邊環境。」
所以也就像外交評論家、內閣官房參與宮家邦彦先前在評論林芳正就任外務大臣時所說的，「不論外務大臣由誰來當，都不會有太大的差別。也許會有一些不同的個人色彩，但還是會在日美同盟的基礎上，思考要如何對抗中國。」
而這段話在經過韓國尹錫悅政府的努力，改善了日韓關係，現在可能要改寫成「會在日美韓同盟的基礎上，思考要如何對抗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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