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聽信北韓宣傳而跟隨歸國運動，從日本回到北韓的 5 位在日朝鮮人，在「脫北」（脫離北韓）之後，在韓國對北韓提起訴訟。調查北韓人權實情的韓國民間組織「北韓人權情報中心」於本（3）月 13 日，以這 5 人的代理人身份向首爾中央地方法院提起訴訟，求償每人 1 億韓元（約新台幣 240 萬元）的精神損害賠償金。
原告之一、北送在日僑胞協會會長李泰炅表示：「我一到那裡，就驚訝地發現自己離『天堂』有多遠。」他說雖然當時他只有 8 歲，但他直覺自己來錯了地方，強調是被北韓欺騙了。
北韓人權情報中心指出，將在日僑胞送往北韓的責任主體在北韓，而朝鮮總聯（旅日朝鮮人總聯合會）和日本政府也無法逃避責任，韓國政府未盡到對在日僑胞的保護義務，也有一定程度的責任。
5 名原告在歸國運動時持有韓國國籍，根據韓國憲法規定北韓是韓國領土，而在韓國法院提起訴訟。
在韓戰於 1953 年停戰後，北韓在 1959～1984 年期間，透過 1955 年在日本成立的朝鮮總聯，吹噓北韓是「人間天堂」，來吸引在日韓國朝鮮人及其日籍配偶與家人移居北韓。
在這 25 年間，北韓與日本的紅十字會將約 9 萬 3,000 人送到北韓，主要集中在 1960 和 1961 年有約 7 萬 3,000 人移居北韓。其中日本人約有 7,000 人。而當時南韓的李承晚政府，並沒有財政預算和能力接收海外朝鮮人。
但到了北韓等著他們的是被強制分配居住地和職業，且大多被迫勞動，還面臨階級歧視和遭受侵犯人權的對待。
由於北韓對他們的不信任，所以將他們分類為「敵對階層」，還指控他們是「滋擾份子」、「日帝間諜」，有許多人因此被送往關押政治犯的強制收容所，在遭受嚴酷拷問和苦役後死亡或下落不明。
在日本也有類似的訴訟，有 5 名「脫北者」（脫離北韓的人）在 2018 年提起訴訟，求償每人 1 億日圓的損害賠償，東京高等法院於去（2023）年 10 月以「日本法院具有管轄權」為由撤銷了 2022 年 3 月的一審駁回判決，並將案件發回東京地方法院審理。2023 年 2 月其中一名被告已離世。
像這樣以北韓政府為被告的罕見訴訟，會以「公示送達」（public notice）的方式處理，會將訴狀等文件張貼在法院公告，經過一定期間後就會視為已送達，不論應受送達人實際上是否看到該訊息。
而北韓方面在一審和二審都未派人出庭，也未提交答辯書等文件。關於國際法上「主權豁免」原則（主權國家不受他國司法管轄），東京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兩個判決都以日本未承認北韓為國家，而認定主權豁免不適用於北韓。
當時東京地方法院將被告的行為分為兩項，一是以虛假宣傳引誘原告參與歸國運動的「勸誘行為」；二是不允許原告離開北韓的「拘留行為」。
地方法院隨後駁回了對第一項的訴訟請求，理由是 20 年固定的除斥期間已過，權利已消滅。至於第二項，地方法院以該行為發生在境外所以日本法院沒有管轄權為由駁回。
對此，東京高等法院則將包含上述兩項的全數行為視為「一個持續性的不法行為」。由於侵權行為最初發生在日本國內，所以管轄權在日本，因此判決發回地方法院再次審理。
高等法院認定當時以保障充分糧食、住所等生活條件來呼籲移民，但實際上物資匱乏，原告等人被迫長期在公民自由受到限制且不允許離開該國的條件下生活。並提到原告過著嚴苛的生活，造成其人生被剝奪的損害。還指出現在原告仍無法與留在北韓的家人見面，對其造成的損害仍在持續當中。
原告方的律師在高等法院的判決宣布後的記者會上，肯定這是一個「劃時代的判決」。他表示如果後續判決需賠償「我們希望扣押北韓在日本國內的財產」。他也提到「歸國運動一直以來被說是『參加者是想去才去的』等等。但判決承認原告是被北韓政府主導的虛假宣傳所騙。這也為在日本法院追究北韓侵犯人權的責任開啟了新的可能。」
在1955 年 5 月，朝鮮總聯在日本成立，而在北韓，金日成在社會主義體制下推行促進經濟發展的五年計劃「千里馬運動」於 1957 年開始實施。
1958 年 9 月，金日成宣布「熱烈歡迎在日朝鮮人回國，所有生活條件皆受保障」，促使朝鮮總聯提出「擴大回國者」的目標，他們宣揚北韓為「人間天堂」，以「住所、糧食及其他生活所需物品皆有保障」、「醫療費全免，可從事想要的工作」、「三年即可返鄉探親」等理由誘使在日朝鮮人回到北韓。
日本媒體及進步派的知識分子也呼應這一運動，多次描述了北韓經濟發展的樣貌。特別是日本共產黨員寺尾五郎歌頌北韓的著作《38 度線以北》影響尤深。
當時，在日朝鮮人因為在日本國內受到歧視而難以獲得穩定工作，導致失業率上升以及領取生活保護（類似低收補助）的比例增加。1955 年底，在日朝鮮人領取生活保護的比例達到 24％，是日本人的 11 倍以上。
而日本政府以財政壓力為由，在之後的一年半內將領取補助的人數減少了約 4 成。這進一步使在日朝鮮人的生活陷入困境，而成為他們前往北韓的主要動機之一。
此外，根據日本法務省的數據，1957 年日本人的犯罪率為千分之 6.7，而在日朝鮮人為千分之 37.3，相當於日本人的 6 倍。
財政負擔以及治安問題，還有對於在日朝鮮人運動與日本左派運動合作的忌憚，也促使 1956 年前後的日本政府比北韓還要更積極處理在日朝鮮人的歸國運動。
日本戰略研究論壇政策建言委員、前日本公安調查廳金澤事務所長藤谷昌敏在 2021 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普遍認為北韓的歸國運動是為了緩解北韓因韓戰而造成的嚴重勞動力不足，還有將在日韓國人當成人質來獲取資產。
實際上有許多歸國者被送往礦坑強制做苦工，還因為間諜罪和批評政府而被關到政治犯收容所，被強迫勞動，這對欠缺勞動力的北韓而言，確實是一大福音。
而且家人被當成人質的在日朝鮮人（還居住在日本的），每年將數億到數十億日圓的錢送往北韓，若以 2011 年北韓國家預算約 182 億日圓為例，他們送往北韓的資金佔了北韓預算的四分之一以上，而這些資金是由朝鮮總聯主導籌措來的。
1959 年 12 月 16 日的下午，第一艘「歸國船」抵達北韓清津港，那天很冷下著雨夾雪。清津市動員了 2,000 人到清津港迎接「同胞」。
迎接同胞的一方想著「日本整體生活水準很高，但在日朝鮮人卻過著窮酸可憐的生活。他們再也不能忍受了所以希望回國。讓我們一起透過社會主義的建設過著同樣幸福的生活吧」。因為北韓是這樣宣傳的。
然而，事情卻往預料之外的方向發展。隨著船隻越來越接近港口，聽到甲板上有人大喊「金日成萬歲」，我們以為來的是一群乞丐，但映入眼簾的是超乎我們想像，身穿漂亮衣服的人們。
「這一定是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看起來過得很幸福的他們會回到朝鮮？」在日歸國同胞迎接委員會的吳基完下意識地這麼想。手裡揮舞著小旗子的北韓居民看到生活水準遠比自己要好的「歸國者」，一時之間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而愣住。他們只能說服自己是一些高官先回來了。
而在船上的人也很震驚。年長的在日一代因為想像與現實的差異太過巨大而說不出話來，年輕的在日二代一邊下舷梯，一邊以日語大喊「這是騙人的。一定是出了什麼錯」。
川崎栄子（接受採訪時 81 歲）是日本法院訴訟中的其中一名原告，她是在日韓國朝鮮人的後裔，17 歲時參與歸國運動隻身前往北韓，並在 2003 年脫北。她回顧了她在北韓的生活。
從日本資本主義社會回到北韓的人被視為潛在的反體制份子，沒有選擇職業的自由，川崎女士在前往北韓時還是一名學生，她進入了地方上的大學就讀，但大多數歸國者在礦山或農村工作。如果表達不滿，就會被栽贓是間諜，還有人因此下落不明。
朝鮮總聯那時宣傳說「回到沒有歧視和貧困的人間天堂」，但當回歸船抵達北韓的清津港時，看到當地人的骨瘦如柴的憔悴樣貌時，川崎女士就意識到自己被騙了。在嚴酷的環境下，她抵達北韓僅兩個月就考慮要自殺。
川崎女士在 2004 年返回日本後，近年來一直積極參與活動，包含對北韓當局提起訴訟、提倡將歸國運動視為人權問題等等。
除了在日韓國朝鮮人以外，北韓的歸國運動也歡迎他們的日籍妻子一起前往北韓。另一名原告斎藤博子女士（接受採訪時 82 歲）便屬於這樣的身分，她在 20 歲時與朝鮮籍丈夫一同前往北韓，並在北韓待了 40 年。
去（2023）年 10 月二審宣判前夕，她向《產經新聞》的採訪表示，1961 年 1 月左右，朝鮮總聯的相關人士多次來到她家，跟她說「可以無憂無慮的生活」、「去醫院看病也不用錢」等等，強力推薦她到北韓。雖然她有些猶豫，但相信他們說的「三年之後可以返鄉」，便決定前往北韓。
同年 6 月，斎藤女士搭上了從新潟港出發的船，在靠近北韓港口，從甲板上向對岸望去時，她發現有些奇怪，聚集在港口的當地人都很瘦弱，臉又黑又髒。
下船後，她們被關在一個像是體育館的地方。斎藤女士說：「有些人開始大喊『讓我回日本！』但為時已晚。我確信自己被騙了。」
等著她們的是沒有衛浴設備的公寓。糧食配給只有一點點，她的丈夫死於肺結核，她們不被允許離開北韓，為了和 6 個孩子活下去，她們靠賣掉偷來的銅線維生。
有一天，斎藤女士為了運送銅線搭上了火車，那時她看到一個背著嬰兒的年輕女子被警察叫住，女子從背上把嬰兒放下來，那孩子已經死了，嬰兒的肚子裡還藏著銅線。齋藤說「我看到了真正的地獄」。
斎藤女士在 2001 年脫北並回到日本。後來她的一個女兒和兩個孫子也成功脫北，但剩下的孩子們要不是死於疾病或飢餓，就是下落不明。
對日本政府責任的追究，是在 2004 年根據日本經濟史和思想史專家 Tessa Morris-Suzuki（當時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教授）提起的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CRC）的文件。
鈴木認為「日本政府從早就暗中推動了大規模遣返政策，日本紅十字會被認為是代理了『國家利益』」、「在 1959 年北韓歸國運動開始的近 3 年以前，發現日本政府和日本紅十字會已針對在日朝鮮人的大量『返國』開始向 ICRC 施壓」，主張要對日本政府追究責任。
朝日新聞的編輯委員北野隆一在去年 11 月，於週刊金曜日電子版的文章中指出，原告方因考量時效等問題，才只把北韓政府列為被告，但他們認為當時的日本政府、日本紅十字會、朝鮮總聯等相關單位，都需要為支持並推動歸國運動負責。
1950～1960 年代，以社會黨、共產黨為核心，包括自民黨等各政黨也都贊成這項計畫。1959 年 2 月岸信介內閣會議也通過實施。北野也提到不能忘記包含朝日、讀賣、產經等各大報紙在當時也都對歸國運動有正向報導。
不過由於「北韓方面和日本國內左派勢力意圖以不允許歸國運動是不人道的名義施壓日本政府」、「北韓方面幾乎全面主導了歸國運動，包含調派船隻和旅費」、「日本政府基於世界人權宣言的遷徙與居住的自由而無法強烈反對歸國運動」、「當初並無法預測北韓會壓迫歸國者」等原因，藤谷認為這很難追究日本政府的責任。
他認為根本原因在於北韓金氏政權體制內在的不平等、侵犯人權和歧視。並主張日本政府應堅定應對，要求北韓對歸國者、日籍妻子等人道歉和賠償，恢復名譽，並強烈要求讓歸國者可以自由出入北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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