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韓國支援脫北者、現年 60 歲的李河娜女士於今（2024）年 7 月訪日，並接受了日媒《產經新聞》的採訪。這篇報導在本（8）月 6 日公開，李河娜也是一名脫北者，採訪中提到她曾經一度逃到中國，但她對於當時不得不把孩子留下的決定感到懊悔，於是回到北韓而被拘留。
之後，她又逃往韓國。基於「兩度脫北」的經歷，她認為「脫北者有傳遞經歷的使命」，並藉此揭露北韓惡劣的人權狀況。
此外，去年 11 月前北韓駐古巴大使館參贊帶著家人脫北，他在 7 月接受媒體專訪時控訴說，金正恩推行的「反統一」政策，剝奪了北韓居民脫離困苦生活的「希望」。
李河娜出生於北韓首都平壤，十幾歲時，由於她的母親出身自南韓而被流放到咸鏡北道的煤礦小鎮。
小鎮上聚集了南韓出身者、南韓軍隊俘虜，以及響應北韓「歸國運動」的在日朝鮮人等。他們都被北韓政權視為「敵對階層」，而受到歧視性的對待。
小鎮內用的是日本統治時期建設的老舊煤礦設施、鐵路和道路，曾有居民哀嘆說：「日本不能再進來一次幫我們修好嗎？」北韓軍人還常常會從路人的包包裡拿走食物和物品，受害的老人憤怒地說：「就算是日帝（以前的日本軍）也沒有這樣做」。
李河娜清楚地記得 1990 年代被稱為「苦難行軍」的貧困時期，當時有許多人因為糧食短缺而餓死。她與母親及熟人私底下常常說「金氏政權必須早日結束」、「南韓要是早點打過來就好了」，其他居民也表露出對該政權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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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李河娜計劃帶著母親、9 歲的大女兒和 3 歲的二女兒脫北，但她沒有把這個計畫告訴她有警察親戚的丈夫。然而，協助她們脫北的掮客，認為太小的小孩會礙手礙腳，因而拒絕帶上她的二女兒，所以李河娜就只能帶著母親和大女兒前往中國。
在中國潛伏了約兩個月，李河娜困於對次女的內疚，她說：「對孩子而言，認為母親是為了救他而死，總比以為母親拋棄了他要來得好」，於是在 1999 年 12 月的某個深夜，她跨越了位於中朝邊境圖們江的一座橋，試圖回北韓找二女兒，但卻被軍方抓到了。
在她被送往的拘留設施內，傳染病蔓延，李河娜也感染了副傷寒（一種由細菌引起的腸道傳染病）。在設施內供應的食物是磨碎的玉米，但李河娜因高燒無法好好進食，導致體重掉了 15 公斤。在同一個設施內的年長者因腹瀉不止而接連喪命。
李河娜原本會被送往關押政治犯的集中營，但在她被拘留六個月後，出現了轉機。2000 年 6 月，當時的韓國總統金大中與北韓總書記金正日將舉行領袖峰會，母親來自南韓的李河娜因而獲得特赦並被釋放。
接著在 2002 年，她帶著二女兒逃往韓國。會讓李河娜下定決心第二次脫北，是因為她一心不想讓孩子在北韓的體制下經歷和她相同的遭遇。她回憶說：「真的非常可怕」，因為她當時聽說如果第二次脫北失敗會被槍決。
成功抵達韓國後，她與母親和大女兒團聚，開始了新的生活。
李河娜曾在北韓擔任藥劑師，來到韓國之後一邊打工一邊撫養孩子，並重返大學唸書，在 50 歲時取得了韓國的藥劑師資格。
在韓國這個學歷和就業競爭激烈的社會，像李河娜這樣的脫北者要找到工作而能自立更生並不容易。她回憶道：「在韓國的學業和生活是一連串的挫折，但因為有母親和女兒們在身邊，才能堅持下來。」
為了療癒那些留下家人脫北而感到內疚、或是因為遭強制遣返、人口販運而有創傷的脫北者，李河娜於 2014 年成立了支援團體「新人生」，幫助這些脫北者融入韓國社會。
在這十年間，有超過 200 名脫北者加入，其中 20 至 30 歲的年輕人佔了 7 成。團體鼓勵脫北者彼此交流經驗、分享資訊，並鼓勵他們繼續接受教育、融入社會。
這些年輕人的境遇各異，而且都很悲慘。有一名女子在研究員家庭長大，但因為吃不飽飯而脫北，她在中國被販賣並被迫在 16 歲時生產。還有一名男性，自祖父在韓戰中被俘以來，一家三代都被迫從事苦役並受到歧視。
在接觸脫北者的過程中，李河娜開始思考「我們所遭受的人權蹂躪是可以被遺忘的嗎？」所以在今年成立十週年之際，她開始在國內外活動，呼籲關注北韓的人權狀況。
不久之前，韓國政府將 7 月 14 日訂為「脫北者日」，而尹錫悅總統在今年舉行的首次典禮上誓言「不會送走任何朝鮮同胞」，並表示會盡一切外交努力，確保逃離北韓居住在國外的同胞不會被強制遣返。
李河娜也基於自身經歷反對強制遣返。
李河娜認為，脫北者滯留在韓國或其他國家，藉由電話、信件和匯款等方式與北韓居民保持連結是非常重要的。她所支援的年輕人因為接觸到經由中國流入的 USB 隨身碟當中的韓國電視劇和 K-POP 等外界影像，意識到自己過的生活有多麽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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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河娜以前曾在困苦中祈求金氏政權垮台，但這一願望並不容易實現，但她表示「隨著外界資訊逐漸傳入，將會動搖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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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提到李河娜在北韓時曾私底下希望南韓快點打過來，這和去（2023）年 11 月帶著妻兒脫北的前北韓駐古巴大使館參贊李一奎（리일규 音譯，或譯李日奎），在 7 月接受韓國媒體《朝鮮日報》專訪時所提到的相仿，對於北韓居民而言，「統一」就是他們悲慘生活的一線生機。
李一奎說：「北韓居民比韓國國民更渴望統一，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生活困難。不論是幹部還是普通居民，在想到自己子女的未來時，都會希望他們能過上更好的生活，而唯一的答案就是統一。這是每個人都認同的想法。如果韓國的大企業進入北韓投資、創造就業機會，至少不會像現在這樣生活得像乞丐一樣。」
北韓外交官的子女在海外生活，也會和在北韓一樣要參加生活總結（自我批判）和思想教育，但大部分時間他們和當地孩子過一樣的生活，不用太在意自己的言行或衣著，也不用面臨像在北韓那樣被動員參加活動或無償工作的壓力，所以他們成長的很快，而這也讓李一奎產生了「父母把孩子送回北韓生活是正確的做法嗎？」的疑問。
孩子們在海外生活比在單純生活在北韓的同學身高高出了 5 至 10 公分。李一奎認為這不只是因為孩子們在國外吃了許多在北韓很難吃到的肉類或牛奶等營養豐富的食物，更因為孩子們過的是「自由的生活」。
李一奎在 1972 年出生於平壤，因為父親工作的關係，他在阿爾及利亞和古巴度過青少年時期。他在北韓學習了法語和西班牙語，並在 1999 年進入外交部工作。從 2011 年 9 月到 2016 年 1 月，以及 2019 年 4 月到 2023 年 11 月，他兩度被派往古巴，共工作了約 9 年。
在第一次海外派遣期間，2013 年 7 月，他因參與解決「青川江號」事件（該船從古巴出發試圖通過巴拿馬運河前往北韓時，被發現違反安理會決議非法運載武器），而獲得了「金正恩表彰狀」。在 2016 年 2 月至 2019 年 3 月期間，他回到平壤，擔任外交部非洲、阿拉伯和中南美地區的副局長兼任黨支部書記。在第二次古巴派遣工作期間，他最重要的任務是阻止韓國與古巴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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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奎在採訪中提到，在北韓有些人稱外交部的人是「打領帶的乞丐」，因為和從事貿易或特務的工作人員相比，他們口袋裡沒有錢，但要進行外交活動他們需要穿著體面的衣服並打上領帶，所以就有了這種說法。
在他回北韓擔任外交部副局長時，該職位最高工資只有 3,000 朝鮮元，而當時 1 美元約 8,000 朝鮮元，所以換算起來他的月薪僅 0.3 美元。
而在海外由於薪水以美元支付，所以情況稍微好一點，在古巴擔任參贊時的薪水為 500 美元。各國的情況不同，但大使的薪水在 600 到 1,000 美元之間，公使或參贊則在 500 到 600 美元，秘書的薪水範圍是 350 到 500 美元。
這些錢不足以應付外交官的生活，而且每年還需向北韓政府上繳 2 萬至 5 萬美元的忠誠基金，所以媒體報導會提到北韓人在國外從事非法交易的最根本原因，正是因為外交官的收入太低。
而駐古巴的北韓外交官會利用外交郵袋將香菸賣往中國，每次的純利可以達到 1.5 萬至 2 萬美元。
關於為什麼想脫北，李一奎提到直接的原因是對於努力的不平等評價，以及伴隨而來的挫折感和憤怒。
由於北韓外交部裡面都是權貴子弟，而他身為「文職人員」比起「勞動者」或「軍人」來說並不好，所以他是從最底層開始努力。當他 2019 年為了在古巴開一間北韓餐館而回到平壤，卻被外交部官員索要鉅額賄賂，由於他沒有那麼多錢而推掉後，便受到績效評估的威脅，還試圖惡意召回他。
而最後一根稻草是在去年李一奎因為頸椎滑脫導致神經受損，右手臂以下開始麻痺，由於古巴受到制裁而沒有相關醫療設備，因此他向北韓外交部請求讓他自費到墨西哥接受治療，但不到一天內，北韓便傳來電報拒絕他的請求。
李一奎提到這通常這需要兩三天的時間商議，算上訊息往來時間則需要一個星期，這麼快的拒絕讓他覺得這是個明顯的陰謀，感到被出賣了，而且就算工作到死也沒人知道。
他對此感到憤怒，也深信離開北韓是對的。他的父母、岳父母都曾在客廳裡掛上「金正恩表彰狀」，但他們都已經去世了，這也促使他下定了決心。
在這過程中，他認為最困難的事是說服他的妻子一起「叛逃」，當李一奎向他的妻子提議「到別的地方生活」時，讓她擔心到心臟病發。
為了保護可能的叛逃路徑，李一奎沒有說明在北韓要求將護照交給大使館的情況下，他們一家是如何搭上飛機的。他只說在古巴機場登機口前等候的那一小時，就像好幾年那樣漫長，他那時第一次向神祈禱，希望能保護他的家人，這讓他深刻體會到為什麼人會信仰宗教。
北韓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在去年底放棄了統一路線，並將朝韓關係定義為「敵對的兩個國家關係、戰爭中的兩個交戰國關係」。
當媒體問到金正恩為何提出「反統一」的政策，李一奎回答說：「我認為最根本的原因是為了阻止北韓居民對統一的渴望。無論有管制和懲罰有多嚴厲，韓流依然沒有絲毫減弱。至少之前的領導人將統一視為國家首要目標，並持續推進統一路線或南北對話等，誰也沒有奪走居民對統一的希望，但金正恩卻無情地剝奪了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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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韓國統一部今年 2 月發布的「北韓經濟與社會實情認知報告」，在 2016 年至 2020 年間棄朝投韓的脫北者當中，約有 83% 表示曾觀看過外界影像。這些影像引發他們對外界自由社會的憧憬。
而這些外界影像對北韓居民影響有多深，金氏政權就有多警戒。
為了阻止外界資訊的流入，北韓在 2020 年實施了《反動思想文化排撃法》，積極加強對居民的控制。將西歐和韓國等地大量流入的電視劇、電影、音樂等文化視為「反動文化」。而違法傳播韓國影視最高可判處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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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奎也提到他在古巴的時候，當地也很盛行韓國流行文化，有很多人拷貝韓國綜藝節目和電視劇來賣，只要告訴他們節目名稱，下午就會收到消息說「已經找到了」，他就是這樣買來看的。
由於和其他北韓人分享韓國影視是一個攸關生死的問題，所以他並沒有和同事一起看過，但李一奎說只要到了國外就一定會接觸到。
在他到了韓國之後，李一奎近期最喜歡看的是脫北者出來講他們的故事的節目，他提到他「在北韓一直過著上層階級的生活，所以對地方的現實和困難民眾的處境了解不多，看到他們的見證，我為自己之前（所享受到的）特權而感到自責」。
媒體也提到他「本來可以選擇去美國或其他國家」，而李一奎表示：「從決定離開北韓的那一刻起，我就沒有考慮過韓國以外的其他地方。選擇韓國的理由非常簡單。因為這裡是同一語言、同一情感的民族所居住的地方。這種信念在我離開古巴後，遇到幫助我逃脫的韓國大使的那一刻變得更加堅定。『歡迎你』這樣的話聽起來簡單，卻很觸動人心。」
對於他的北韓同事，李一奎說：「來到韓國後，我深切感受到（脫北）這個巨大的冒險是非常值得的。我對同事們感到非常抱歉，並且總是思念著他們。北韓沒有未來。我希望他們能夠鼓起勇氣，拋棄那片詛咒般的黑暗之地，走向光明的世界。」
關於未來想做什麼，李一奎表示：「對我們這樣的人來說，如果不假設或不相信會有統一，是很難生活下去的。 我們總有一天要回到自己的家鄉，向家人贖罪。 如果能夠統一，我想把先進的文化和科學技術介紹給北韓社會。 」
接著他說：「我在北韓時，以為自己是一個思想開放的人，因為我曾周遊世界，但當我來到南韓，我發現我只是一個鄉巴佬。 我不懂銀行、金融、交通法規，也不懂自動化系統。 」
李一奎引用尹錫悅總統在今年顯忠日的演講中所說的：「韓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光明的國家，但停戰線以北地區卻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土地」，他認為尹錫悅說得完全正確，並表示「我想想我們能做些什麼，來為那片黑暗的土地帶來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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