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在本（10）月 10 日的報告中指出，中國當局試圖威脅自中國移居日本後，在日本參與批評中國政府活動的人士。
中國政府騷擾來自包含新疆、圖博（西藏）、內蒙古的旅日人士以及他們在中國的家屬，以嚇阻他們不要抗議中國政府或參與政治敏感活動，或要求提供旅日社群的資訊。
這對台灣人並不陌生，國民黨戒嚴時期的極權統治下，就是這樣對待海外倡議人權民主、具有正義感的台灣人，威脅利誘甚至暗殺（江南案），無所不用其極，還諷刺的自稱為「自由中國」。當今中國極權政府對待政治異議份子，手段如出一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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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觀察在文中提到，「跨境鎮壓」一詞日益被用來指稱國家行為者在國界以外壓制或噤聲異議人士的舉措。而其移居海外的國民或前國民、離散社群成員以及流亡人士為其主要針對對象。
人權觀察在 2024 年 6 月至 8 月期間，訪談了 25 位從香港、中國（包含新疆、內蒙古和圖博）移居日本的人士，其中大多人表示曾受到中國當局的騷擾和威脅。
這些移居者都曾參與被中國共產黨視為反中或威脅一黨專政的和平活動，例如舉辦公開活動控訴新疆危害人類罪行、宣揚藏族文化或成立讀書會討論內蒙古倡導人士的著作。
許多受訪者指出，中國警方會聯繫他們本人或在中國的家人，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停止在日本進行抗議活動。
其中數名受訪者出示了微信（WeChat）聊天、視訊通話紀錄和監視器錄影以佐證他們的說法。
數名來自新疆的維吾爾人表示，中國當局透過他們在中國的家人和他們取得聯繫。之後警察直接用微信打電話向他們施壓，要求他們停止在日本批評中國政府，或者要求他們提供日本維吾爾社群的資料，包括日本維吾爾協會成員的資料。
來自內蒙古、參與倡導語言權利和內蒙古少數民族和平自決的數名受訪者表示，中國當局通常透過他們的國內家屬聯繫他們。
例如，一名在 2000 年代初期自新疆移居日本的受訪者 S.T. 透露，他自 2008 年起暗地支持當地的一個倡議組織，提高人們對新疆人權議題的關注，他說他一向和家裡親人保持聯絡，但情況在 2017 年發生變化，他的親人們突然開始要求他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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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他接到親人打來的電話要他回家，他拒絕後，警察便把話筒接過去說：「聽他的話吧，否則我不能保證你家人會發生什麼事。」
接著警察還要他向中國政府表達效忠，要求他「提供一些日本活動人士的資訊」，便能「很快解決你家人的問題」，S.T. 拒絕配合並掛斷電話。
後來，他嘗試打電話與家人聯繫，但沒有人接電話，S.T. 認為他的家人們不敢接聽境外號碼來電。
在 2000 年代初期從新疆來到日本的 R.S.，自 2009 年開始參加抗議。從那以後，中國警察多次聯繫他在新疆的親人們，後來他們要求他停止在日本參加活動。
R.S. 說，警方騷擾對他的家人造成心理負擔。2024 年初，新疆警察再次打電話給他老家的親人，盤問有關他本身和日本家人的情況，比如家住在哪裡，家人從事什麼工作。而且對他的親人講話態度很粗暴，讓親人氣得不得了，把電話都摔爛了。
來自內蒙古的 F.G.，在日本生活近 20 年，從 2000 年代初期開始參加公開抗議。2019 年他正準備到日本大阪抗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 G20 峰會的時候，警察就找上了家鄉的親人。
警察威脅他的親人，要他們對 F.G. 說他的行為是對抗（中國）國家的犯罪。並把他全家人的聯絡方式全都記錄起來。
讓他的親人很害怕，並向他說：「好多警察跑到家裡，都是因為你。我們的家人都老了，你別再搞了好嗎？」從此以後，他的家人與他斷絕聯繫。
另一名來自內蒙古的受訪者 A.B. 表示，他在 2018 年到日本工作，並表示自己曾在日本參加和平示威，抗議中國政府在各級學校以漢語教學取代蒙語的政策。
原本他在發表反對中國政府的意見時總是帶著口罩，沒有露出自己的名字和面貌，當他在日本找到工作後，才開始開始以真名公開露面。
在他身分公開後，就曾有內蒙古當地公安局的官員拜訪他的親屬，這些親屬並未參與政治活動。A.B. 提供了兩段於 2022 年同一天攝於內蒙古的家用監視器錄影，畫面中一輛裝有警笛並標示「公安局」字樣的汽車駛近其親人住家。
三名男子（其中一人看似身著當地公安制服）進入 A.B. 親人家中。幾分鐘後，這三名男子把 A.B. 的親人們從家中帶走。
警察要求他的親人們到公安局指認一些照片中的人是不是 A.B.，並要求簽署一份文件，聲明 A.B. 以後不會再參加日本的任何抗議活動，但他們以看不懂中文為由拒絕簽字，不過他們其實多少知道文件在說什麼，知道文件可能對 A.B. 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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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國當局還限制抗議者家人的遷徙自由。
A.B. 表示，去年他曾邀請親人們來日本，由於他被列入了當地國安局的「國安重點人員」的名單，結果他的親人們全都辦不了護照而無法出國。
他意識到，他可能再也無法見到他們了，也不能回家探親，中國當局一定會逮捕他。
A.B. 說：「我的親人們告訴我，『如果你被抓，我們就自殺』。」
中國當局也常針對旅日人士在日本的日常活動（如讀書會）為目標，並設法令其停擺。從內蒙古移居日本的 J.K. 表示，他在 2024 年組織一個內蒙古學者兼倡導人士著作的讀書會之後，當地警察就找上他家裡的親人。
警察對他的家人說 J.K. 參與的讀書會是「反中國」聚會。因此家人便問他為什麼不專心做研究，為什麼要參加「反中國」活動，還問他是不是「漢奸」。
他反問他問的家人，「我在這裡犯了哪一條法律？」他們便說，「講法律沒有用，只要〔中國〕政府說誰是壞人，誰就是壞人。」
他們說他們只想平平安安過日子，叫 J.K. 不要做任何冒險的事。
後來，同一個警察在微信上加了 J.K. 還要求他監視其他人，包括參加活動、拍其他人的照片、提供相關資料等等，但被他拒絕了。
X.Y. 來自中國大陸，他在 2023 年遷居日本，因為他感到中國政府對藝術圈人士愈來愈高壓。
在搬到日本以後，一名中國警察於 2024 年聯繫上他在中國的家人，要求提供他的微信帳號資料。為了家人的安全，X.Y. 讓家人叫那個警察直接跟他聯絡。
一名公安人員用微信聯絡 X.Y.，告誡他不要參加某些線上活動。X.Y. 說，他後來沒有再接到過他們的電話，他認為這與他不再上傳敏感話題的材料，並限制自己的活動有關。
但他仍然擔心他的家人在中國會受到威脅。X.Y. 說：「雖然我來到日本，言論自由還是感覺沒有保障。」
2022 年 11 月下旬，中國許多城市陸續有成千上萬民眾上街抗議政府嚴格的防疫「清零」政策，甚至有部分參與者發出反共聲音，後來發展成「白紙運動」。
來自中國的人士當時也在日本舉行了相同的抗議活動。參與主辦東京示威活動的 M.N.說，他在其中一次集會前接到中國駐日使館官員來電話，要求他取消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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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還打電話施壓他來自中國的日語學校老師，他的老師要求他停止一切政治活動，或者自主退學。
M.N. 曾在中國參加人權活動而被拘留數次，在他於 2022 年搬到日本以後，有個警察到過他在中國的家裡。
警方也曾在 2022 年末直接用微信打電話找 M.N.。一段他和兩名男子的視訊通話錄影中，其中一名男子身著警察制服，上面可看到 6 位數警員編號。
這名警員問 M.N. 是否還在日本，學習情況如何，還問到他在社交媒體上的活動。他們告訴他應該「以自己為重」、「好好學習」。
跟警方通話之後，他的家人打電話叫他不要再去抗議，好好學習，在日本上個大學，別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
除了透過施壓抗議者的家人以外，中國當局也以護照換發和領取重要文件為由接觸旅日者。
來自圖博、在日本倡導圖博文化的一名受訪者說，當他們到中國駐東京大使館辦理護照換發時，使館官員告訴他們必須回西藏去辦。
另一名來自台灣、曾在第三國參與香港民主運動的受訪者說，中國大使館多次發函請他們「取回重要文件」。
這兩名受訪者都表示，他們因為擔心可能被拘捕或面臨懲罰，而拒絕了中國使館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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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多名受訪者表示，他們沒有向日本警方求助，因為他們不認為日本當局能提供任何補救，或事情會更複雜讓在中國的家人遭到報復。
來自內蒙古的 J.K. 說，對於中國警察要求他提供參加活動的人的資料，他沒有向日本警察求助，因為他擔心把情況弄得更糟，還可能害家裡的人受到報復。
來自中國大陸 X.Y. 表示，他沒有向日本當局求助，因為他認為這樣做極可能會讓家人遭到中國政府報復，他說就算有求助專線，他也不認為會去用。
他的家人還在中國，日本警察管不了中國公安機關會怎麼做。假如他配合日本警察，或是不接中國當局的電話，他擔心會把事情搞得更複雜。
人權觀察亞洲區研究專員笠井哲平說：「中國當局似乎肆無忌憚，極力防止由中國移居日本人士發聲批評中國政府的人權侵害。日本政府應向中國政府表明，絕不容忍中國跨境鎮壓的長臂伸入日本。」
人權觀察指出，近年來，日本政府逐漸對中國政府的人權侵害直言不諱，包括向中國官員提出相關議題，以及在國會通過決議關注相關案件。
笠井哲平認為：「日本應檢討相關政策，建立支持機制以幫助面臨中國政府騷擾人士。日本應儘速建立全國制度，調查跨國鎮壓案件，同時適當保障個人隱私。」
因此，人權觀察呼籲日本政府應正視中國政府鎮壓海外中國國民所造成的威脅，並建議就此為旅日人士設立投訴機制，以協助保護海外中國國民的基本權利。
而投訴機制應適當保護個人隱私，便利就涉及違反日本法律的案件展開刑事偵辦，並保障向當局作出可信投訴的人免遭驅逐或引渡。面臨這種壓力的人，應被告知他們有權申請庇護或其他形式的保護。
6 月 26 日，日本和遍及全球各區域的 54 個國家一同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對跨境鎮壓發出譴責，並承諾追究加害者責任。
人權觀察認為日本政府應呼籲中國政府停止監視和威脅日本居民，也應與其他國家及聯合國機構協調，保護瀕於危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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