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於 2022 年 7 月 8 日不幸遭遇暗殺身亡，身後留下的成就和事蹟不斷令人傳頌。報呱在 2021 年一篇追憶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前主席黃昭堂的專文中，亦曾紀錄下安倍在擔任眾議院議員時期來台灣參與國際研討會的點滴。就在這場由台灣安保協會所主辦的「亞太區域安全與台海和平」國際研討會，促成安倍晉三和蔡英文歷史性的會面，除此之外，安倍前首相亦在本場發表了一場重要的演講。從這篇基調演講中我們可以看到，安倍在 10 年前即擘劃著一個以共同經濟成長為願景的亞洲，其底蘊為串聯推廣台、日共享的自由、民主、基本人權和法治等價值的外交理念。感謝台灣安保協會授權報呱全文刊登。
前情提要：【陳國雄】黃昭堂與台灣安保——2011年的那一頁歷史 — 文中亦記載了安倍前首相與台灣的淵源之間的重要聯繫者 —— 金美齡，以及關於他們的故事。
今天非常感謝主辦單位的邀請，本人謹從內心深切向以羅福全理事長為首的台灣安保協會諸位敬致謝忱。同時，在這個重要的國際研討會中，能與民進黨的蔡英文主席共同發表基調演講，敝人感到非常光榮。
我過去曾多次訪問過台灣這個地方，每次在飛機降落時，我都有回到故鄉的感覺。除了祖國日本以外，讓我從內心有這種感覺的地方，全世界只有台灣。這次由於在本研討會演講的機會，讓我和我的家人能再回到熱愛的台灣，真是非常高興。
方才提到對台灣的親近感，不只是我個人的感覺。日本對台灣感覺親近的人很多，這是一種跨越世代的現象。現在這種日本人對台灣的情感更進一步得到深化。在今年 3 月 11 日發生東日本大地震，日本得到台灣莫大的支援，在此謹表示衷心的感謝。
在地震發生的翌日（3 月 12 日），台灣政府立即發佈捐助一億台幣，以當時的匯率相當於兩億八千萬日圓。其後迄今，台灣各界不斷將龐大的捐款送到災區，目前總金額已達約兩百億日圓。這是一個壓倒性的數額，而且現在這個數額還在繼續增加。同時，在地震發生後，台灣一支約 30 人的救援隊，立即進入宮城縣從事救助活動。此外，還有龐大的救濟物資從台灣陸續送到災區。在官方的支援之外，民間團體、企業界組成的志願團體，甚至包括小朋友們，整個台灣的捐款、物資和救援隊都不斷湧到災區。我們日本人對世界各地的支援和友情，不論金額或人數，都深深表示感謝。然而，對於給予如此眾多協助的台灣各位，還是會有特殊的感激之情。我做為一個日本人，而且是曾擔任過日本首相的人，基於對各位特別的感謝，因此更加高興地接受此次的邀請。
回想起 1999 年台灣中部發生大地震之際，當時日本也是先於其他國家派遣救援隊到台灣。此次發生 3.11 大地震，台灣迄今仍繼續不斷地支援日本，這種日本和台灣之間強固的關係和友情，更在歷史上增添新的篇章。對於台灣各位所展現的友情，日本人將永遠銘刻在心。事實上，根據台灣駐日代表處（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在五月進行的調查顯示，有將近七成的日本人回答「對台灣感覺親近」。我認為，目前日本和台灣的關係，即使從全世界來看，也是最親密友好的鄰居關係。此點對於熱愛台灣的我而言，更是感到無上的喜悅。
2011 年 3 月 11 日對現在存活的日本人而言是一個難忘的日子。在世界的歷史中，大規模自然災害決定一個國家命運的事例屢見不鮮。例如，葡萄牙的里斯本於 1755 年 11 月 1 日發生大地震，並引發海嘯和火災。以此為轉捩點，當時的大國葡萄牙走上凋落之路。即便在經過 350 年之後，現在的葡萄牙仍無法恢復昔日的輝煌。此外，因為 11 月 1 日是基督教的節日，這也使得葡萄牙對基督教的信仰大幅動搖。
相反地，日本的情況如何呢？雖然地震發生已經過近半年，但災區仍是遍地瓦礫，很多人被迫住在臨時住宅或避難所。死亡或失蹤者超過 20,000 人，經濟損失約達 16 兆日圓至 25 兆日圓。重建無疑需要相當的時間。日本是否會因而走上凋落之路呢？我深信這樣的事情不會發生。因為日本人擁有高尚的道德性和堅強的心理狀態。
對於日本人在這樣的大災難中仍能有秩序地採取行動，我感到非常的自豪。同時，看到親屬或朋友死亡、無家可歸、失去工作的災民．難民仍互相幫助的情景，使我重新認識到日本迄今為止培養的價值觀和潛能。
這次的地震成為日本國民必須面對的一堵高牆。在任誰都會陷入恐慌情況中，為解決核電廠事故而盡力的自衛隊、消防隊、員警以及地方政府官員，都讓日本國民感銘在心。他們向我們展示人類超越利害考量的價值。這讓我們在這次悲慘的地震中看到人性的光輝與未來希望的曙光。在追求經濟成長的過程中，戰後的日本令人感覺是遇事優先考慮利害關係，但在這次國家的災難中，日本國民一個人一個人以實際作為所展現的那種超越利害關係的心靈，今天已經深植許多人的心中。我想這樣的做法需要極大的勇氣，我堅信只要這樣的精神沒有淪喪，日本總有一天會重新復興。
日本要從震災完全復興的關鍵，除了日本人強韌的精神力之外，還要確保有足夠的重建資金。正如我方才所說地，這次地震的直接損害估計最高達到 25 兆日圓。若再加上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所造成的大範圍破壞，則最終損害無疑將非常龐大。因此，如何確保財源將是一大課題。
菅直人政權考慮以臨時增稅來確保財源。新政權是否能將增稅的重建財源論轉換成實際政策還在未定之天，但永田町、霞之關的增稅派都已經開始準備，連我們自民黨的國會議員也有贊成增稅者。但我是一直強烈反對依賴增稅做為重建的政府財源。
如眾所周知地，日本在地震前即已持續著嚴重的通貨緊縮。目前名義上的國內生產總值與 20 年前的 1990 年代幾乎相同。這次地震對原本低迷的日本經濟簡直就是雪上加霜。除了莫大的損害之外，再加上對電力供應的不安，使得私人消費和商業活動仍然沒有完全恢復。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開始增稅，將會使國民的消費意願進一步低落，企業會逃到國外，如此將造成日本經濟不可逆轉的嚴重損害。如此一來，不要說重建會有問題，連經濟復甦也都會更加遙遙無期，更遑論要解決佔 GDP 兩倍的龐大財政赤字，這簡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此種情況有如日本沉沒一般。
在此應記取阪神淡路大地震的教訓。這場發生於 1995 年的大地震，日本單是直接受害金額即達 10 兆日圓。當時以我們自民黨為中心的聯合政權立即迅速處理，使得日本經濟在兩年後復甦而重回軌道。然而，此時對未來經濟抱持樂觀的論調開始出現，當時橋本政權即順勢調高消費稅。結果如何呢？當初認為此舉會增加稅收，但結果因消費減少、商業活動停滯，反而造成國家歲入核心的所得稅和公司稅大幅減少。我們絕不能忘記這個慘痛的教訓。
我目前是超黨派國會議員團體－「不增稅，另尋復興財源研究會」的自民黨代表。這個團體在今年六月通過一項反對增稅的決議，並已得到參眾兩院約 200 名國會議員的簽署。這個超黨派團體主張確保復興財源的第一步是日本政府和日本銀行締結政策協定，原則上由日本銀行全額購買日本政府發行的震災國債，實施所謂的「全數購買作戰」。藉由此一政策，即可能在不增加國民負擔的情況下，確保復興必要的資金。
這個「全數購買作戰」的效果不僅限於重建資金的確保。更重要的是，這是讓日本走上經濟復甦軌道所不可或缺的金融政策。日本目前在國際金融最前線立於嚴峻的處境。日本正受到異樣匯率動向的擺\弄，因為儘管經濟景氣如此低迷，但日圓卻上漲到戰後最高值的水準。面對此種狀況，日本政府雖然也知道毫無效果，但卻一再採取單獨介入的處理方式。甚至有著名的經濟學者認為日本已經「束手無策」，只有舉白旗投降一途。看到這種狀況，日本國民會怎麼想？絕大多數的國民應該會對什麼都不做的政府和不負責任的專家感到憤怒。
日本若能實施前述「全數購買作戰」，藉由進入市場的日圓增加，我們可以期待會有抑制現在這種異樣日圓升值和嚴重通貨緊縮的效果。我們這個超黨派國會議員團體的目標即是由此出發。這次襲擊日本的地震雖然是一個巨大的悲劇，但我們不能讓它只是做為悲劇而結束。以 3.11 震災為契機，我們向公眾呼籲徹底顛覆震災之前日本政府與日本銀行一貫的政策。換句話說，我們的政策目標是日本應藉由徹底採取金融寬鬆政策，克服日本經濟．財政所面對的巨大困難，而與震災的重建同時地，讓日本經濟回到成長的正軌。
對於此點，日本財務省、日本銀行和與這些官僚組織接近的知名學者，又開始提出「(此種做法)將導致財政紀律淪喪，國債可能暴跌」或是「(此種做法)會造成快速通貨膨脹」等批評，但真的會如此嗎？我不認為會如此。防止財政崩潰的方法，要讓基礎財政收支對 GDP 的比率成為正數，而其要點是要提高名義上的 GDP 成長率。此外，若慮及目前嚴重的通貨緊縮，單是進行相當規模的「全數購買作戰」，就有防止過度通貨膨脹的可能。在小泉政府時代的 2003 年，國家的基礎財政收支為負 28 兆日圓，但在我接任時藉由 2007 年的預算編成，在不加稅的情況下，成功地將其降低到負六兆日圓。
我們認為必須將 3.11 震災所帶來的危機化為轉機，藉由以整備基礎建設為中心的財政政策的有效整合，以及強力的定量寬鬆的金融政策，讓日本經濟回到成長的軌道。政府因為沒有錢而尋求由國民負擔的政策，其實不是一個有勇氣的政策，而只是缺乏想像力，將問題轉嫁國民的不負責任的政策。
日本強大經濟的復甦，除要有我方才提出的日本國內政策大轉換之外，更有必要進一步加強與經濟顯著成長的亞洲各國的關係。去年日本對亞洲的出口約成長 30%，總額首次超過十兆日圓。在美國和歐洲財務問題惡化的情況下，原本令人擔憂亞洲經濟成長是否會因而減緩，但從中長期的觀點來看，亞洲經濟今後無疑仍將蓬勃發展。日本政府也預估，日本除外的亞洲國家和地區，其國內生產總值在 2030 年將佔全世界的 35%。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忽略快速經濟成長造成新的經濟落差問題。如美國專家曾指出，中國官方宣佈其農村和城市地區的收入差距為 3 倍，但事實上至少超過 20 倍以上，甚至最高差距有超過 60 倍以上者。但這種經濟落差對台灣和日本等成熟的經濟社會也無法置之度外，只是程度上的差異而已。同時，區域內各國的經濟落差也呈現嚴重的狀況。如比較東協各國的平均國內生產總值，最高的新加坡和汶萊與最低的柬埔寨和緬甸，其差距約達 60 倍。貧困是產生社會動盪、造成政治不安的原因。此外，社會動盪也是造成地區衝突和恐怖主義的原因。日本透過與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等的合作，一直在亞洲地區推動使該地人民藉由自己的力量，創造解決貧困環境的方案。我期望台灣和日本能將貧困和經濟落差定位為區域的安全保障問題，而在這方面加深雙方的合作關係。
現在 3.11 震災也成為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以及美日同盟的重大轉機。眾所周知地，在這次地震發生後不久，美軍立即展開「朋友作戰」，而對日本進行支援活動。此次自衛隊和美軍共投入 12 萬人參與救援作戰，這是美日同盟第一次如此大規模的實際活動。3.11 地震雖然是自然災害，但範圍約達 500 公里的海嘯淹沒沿海地區，許多地區遭受毀滅性的損害，這種情況相當於武裝衝突造成的結果。此時再加上福島核電廠事故，美國和日本判斷其情況接近「有事對應」的態勢而出動，可說是非常正確的決定。同時，美國和日本也完美地遂行這項任務。我認為這次成功的經驗，不只是對今後日本的安全保障，對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亦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但與此同時，美日同盟也面臨許多重大課題，而最大課題是兩國都陷入嚴重的財政問題。美國財政問題已到削減國防開支的最後階段。美國國債限額問題雖在八月初達成協議，但距離根本的解決還相當遙遠。日本也正面臨嚴重的財政問題，如果繼續放置而無法改善的話，很快就要被迫大幅削減國防預算。如此一來，由於裝備無法更新，自衛隊士氣必然低落，如此將使日本面臨非常嚴重的國家安全危機。為避免這種最壞的情況，在保障東亞安定的目標下，如何整備無懈可擊的戰力，對美日兩國都是共通的課題。
另一方面，亞洲各國近年來競相推動軍備的現代化。任何國家為防衛本國安全而擁有最低限度的武力是理所當然的。然而，這個武力不能成為週邊國家的威脅。例如北韓的核武和飛彈的擴張，不僅威脅到亞洲，甚至造成全世界的危機。除了核武和飛彈的威脅之外，單是北韓政府自己承認的部分，就有 17 位日本國民遭到綁架，迄今仍有 12 位還在北韓國內。若根據民間團體的調查顯示，被綁架到北韓的日本人可能還有更多。日本必須向北韓表示這樣的事情絕對不被容許。
關於與北韓有堅強利害關係的中國，日本長年來一直期待其扮演角色，但現在尚未獲得充分的成果。中國領導人利用每一個機會，有限度地呈現其對北韓的影響力，但可以看出其似乎不想擔起責任。但客觀而言，中國對北韓來說是壓倒性的存在。例如，在 2009 年北韓的對外貿易中，就有高達 73% 是對中貿易。中國的這個壓倒性的影響力，應為區域的安定、和平與正義而加以活用。
然而，中國是否能有效處理北韓威脅還在未定之天，而其自身卻採取可能導致地區不安定的行動。在過去 20 年來，中國軍費快速增長，目前已達約 20 倍之多。特別是最近中國海軍力量的增長更為顯著。台灣就無庸贅言，對於日本擁有領土的東海，甚至包括南海在內的整個西太平洋地區，中國似乎都試圖將其納入自己的控制之下。中國係基於 1980 年代以來的「戰略邊疆論」而展開其軍事戰略。一言以蔽之，「戰略邊疆論」就是以國力決定邊界和專屬經濟區的立場，因此只要中國的經濟持續增長，其活動可能的地理範圍就會不斷擴大，這是極其危險的邏輯。聽到此點，或是有人可能會想起過去德國的「生存圈」的想法。
中國海軍勢力的增強是以 1996 年台海危機為契機。在考慮這個問題時，我總會想起 1962 年古巴飛彈危機以及其後蘇聯所走的道路。無論是 1962 年的蘇聯，還是 1996 年的中國，都是在美國壓倒性的海軍力量前面被迫屈從，在蒙受這種「屈辱」之後開始強化海軍。然而，蘇聯其後走上什麼樣的歷史道路呢？我不知道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如何掌握這個歷史教訓。或許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也擔心步上蘇聯的後塵，只是不能阻止人民解放軍的擴張。無論如何，可以確定的是，中國過度的軍事擴張並不能獲得好處。中國並沒有擁有航空母艦的必要。同時，想要以力服人的行為，不只是增加巨額的財政負擔而已，也會使其失去區域各國的信賴，明顯損及中國的影響力。此點在他們最為重視的台灣特別是如此。
對於中國在南海採取強壓式的霸道行為，在去年 7 月的東協區域論壇部長級會議中，東協各國即顯現強烈的反彈。同時，美國希拉蕊國務卿公開表明支持東協各國的姿態。我認為當時希拉蕊國務卿應該是抱持著「如果讓中國在南海恣意妄為，那麼台灣海峽將不可能防衛」的強烈危機感。越南和菲律賓也開始為對抗中國的威脅而加強與美國的關係。同時，由於南海對日本也是關乎生死存亡的重要地區，因此我認為日本會為確保該海域的自由航行，而有必要與美國合作採取行動。首先，為讓有限的預算能做高效率的分配，日本必然會藉由技術的創新，強化海上自衛隊的戰力。其次，為讓美日同盟在發生不測事態時能充分發揮機能，日本會儘早承認集體自衛權的行使。最後，日本還必須重新審視「武器出口三原則」（即「不向共產主義陣營國家出售武器」、「不向聯合國禁止的國家出口武器」、「不向發生國際爭端的當事國或者可能要發生國際爭端的當事國出售武器」，但 1976 年三木首相提出對三原則對象以外的地區也不出售武器，1981 年日本國會更通過《關於武器出口問題的決議》，此後日本一直實行禁止對任何國家出口武器的方針。）日本民主黨雖然也終於體認到這些作法的必要性，但必須追求的是執行此一政策的速度。
日本無意成為武器輸出大國，也完全沒有這個必要。更何況日本也完全不想回歸如中國經常指出的那種軍國主義。此點只要看日本迄今為止的實際作為即可明白。羅福全理事長數年前在日本的一場演講中指出，「在太平洋戰爭後，亞洲對日本採取嚴厲態度的只是一部分國家，大部分亞洲國家都期待日本對和平的貢獻。」。我從羅理事長的這個發言得到很大的鼓舞。我強烈地感受到，日本必須與這種有良知的亞洲鄰人攜手合作，同時將與美國的同盟關係做最大限度的活用，為今後亞洲的和平與安定，貢獻我們所有的力量。
談到這裡，我想大會給我的時間已剩下不多。明（2012）年世界各地將實施選擇政治領袖的重要選舉。彷彿是世界的政權選擇年。特別是占卜亞洲太平洋地區未來的關鍵選舉將陸續舉行，此時必將吸引全世界的目光。揭開序幕的是明年一月的台灣總統選舉，接著是俄羅斯、美國和韓國的總統選舉。預測這些選舉的結果是干涉內政的行為，因此我對此不做任何發言。但我想指出的是，台灣或美國的選民都能依其自由意志投票選擇自己的政權，但相對於此，中國現在的政權也將於 2012 年下臺，新的領導班子即將誕生，這是已經決定的事。二者之間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中國的國民並沒有選擇政權的自由。
選擇政權的自由是構成民主基礎的概念。同時，追求自由的想法是世界各地人們的共同價值。的確，民主非常煩雜，其過程曠日費時，甚至常使政治領袖綁手綁腳。然而，這就是民主，沒有比這個更好的制度。擁有民主這個共同價值的日本人和台灣人，對此應該有深刻的理解。我在任職首相期間，以重視自由、民主、基本人權和法治等四個價值為外交目標。亦即，日本應積極與擁有相同價值的國家和地區交往，但不是排他性的外交政策。我最重視的是將這些價值推行到更廣泛的區域。這個想法迄今仍然沒有改變。日本和台灣是擁有共同價值的重要夥伴。我們必須攜手將這些價值傳達到世界上尚未享有民主的人民手中。我堅信這是日本人和台灣人被賦予的責任和義務。
謝謝大會給我這個演講的機會。在此謹向以羅福全理事長為首的台灣安保協會各位成員，以及參加此次研討會的諸位先進深表謝意，同時也非常感謝能夠與明年一月參加台灣總統大選的蔡英文主席同台發表演講。我衷心冀盼能以今天的研討會為契機，讓台灣和日本的友好關係與政策合作進一步深化。謝謝！
譯者：李明峻（時任台灣安保協會副秘書長、現任台灣安保協會副理事長）
*本文發表於「亞太區域安全與台海和平」國際研討會，2011 年 9 月 7 日，台灣安保協會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