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國會開議至今已三個多月，然而其中發生的各種荒腔走板的民主鬼故事，已經多到讓人眼花撩亂，我們好不容易堅守住的本土政權，似乎即將栽在新一屆國會中，令人不勝唏噓。
過去本土政權完全執政時，雖然也被許多人批評是以人數輾壓的方式通過法案，但如果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針對爭議事項或是重大議案，民進黨籍立委從來不會抗拒召開公聽會，與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代表協商。國會基本的三讀程序、委員會審查及朝野協商，也都會確實進行，並展開實體的討論，幾乎沒有略過審查環節，直接交付院會處理的狀況。
國會作為一個國家的最高立法幾關，自然肩負著預算、法案、重要議案審查及監督行政權的任務，但這並不表示國會的職權能夠無所不在。遏止國會濫用立法權，也是一個健全的民主國家應該考量的課題。奠基在內閣制之上的議會至上及議會絕對主義，與台灣當前的憲法實踐完全不相符（當然，這並不代表我反對討論台灣未來的憲政制度走向）。
為了使政府能在依法行政的同時，更加有效率的運作，行政權自然需要有專屬於自己的保留事項，在這個事項內國會是不能輕易干預的。德國憲法學者、同時也是威瑪憲法主要起草人的 Hugo Preuß 曾經說過：「真正的民主制其實預設兩個本質上具有同等能力的最高權力機關。」行政與立法本質上就是相互制衡的關係，並不是其中一方絕對凌駕在另一方之上。而在近幾個月的國會運作實務中，我們看到的卻是另外一種光景，以下簡單舉兩個例子。
首先，今年初的電價調漲爭議，在經濟部能源署電價費率審議會通過公布後，立刻受到國民黨團強烈反對，藍營總召傅崐萁當即表示會擋下政府一意孤行的行為，並且向經濟委員會提案凍漲，同時還要提出電業法修法草案，讓電價調漲需要經過全國人民同意；民眾黨同樣也跟著起舞，表示在經濟部提交檢討報告給國會，且委員會決議之前，不能調漲電費。
當然，國會議員有修改法規及提案的權利，但目前電價調漲的程序，本來就是在 2015 年中國國民黨執政時，透過電業法第 49 條規定授權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訂定，如今卻又反悔說需要經過國會同意，藉由國會委員會的決議，就要求行政部門停止電價的調整，這根本莫名其妙。希望國民黨在完成電業法修法工作前，停止透過煽動民粹來干預行政權的運作。
第二個例子，法學者出身的國民黨籍立委翁曉玲，在質詢陳建仁院長時說出「質詢是上對下的關係」，這樣的說法獲得部分法學者的贊同。然而，當翁委員受到社會熱議及質疑時，他卻要求對方把法律及憲法再多讀幾遍，如此傲慢的態度實在令人難以接受。
行政院當然要接受立法院監督，大法官釋字第 461 號解釋也確實提到，政府部會首長有接受立法委員質詢的義務，但我認為這完全無法推導出「上對下的關係」這個結論。大法官從釋字第 3 號開始，就認為五權憲法中的憲政機關彼此之間是「五權分治、平等相維」的關係，在權力分立原則下，五院彼此分工、相互制衡，怎麼能說行政與立法之間存在一種上下關係呢？
同樣是法學者出身的林志潔委員就提到，所謂的上對下關係，指的應該是行政科層體制中的上下指揮體系，怎麼能套用在行政權與國會的關係上。更不用說，我們看到的是中國國民黨蠻橫不講道理的質詢風格，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不檢討自己立委質詢的品質，反而還試圖聯合民眾黨通過所謂的「藐視國會罪」，將官員的反質詢列進刑事處罰當中，實屬荒謬至極。
或許在國外，藐視國會罪的立法、搭配國會聽證制度的建立，確實可以降低官員在國會說謊卸責的可能，也能建立更好的國會詢答環境，但這是因為他們有足以支撐起這個制度的憲政發展脈絡，台灣如果要學習，怎麼可能一蹴可幾？中國國民黨之所以會提出藐視國會罪的立法，我看根本不是在為台灣政治環境著想，而是幫他們可以在國會囂張跋扈擦脂抹粉，把基本的尊重及合理的院會關係踐踏在腳底下。
明天就是院會即將表決國會改革法案的日子，中國國民黨已經宣告他們要在議場守夜，擺出一副要強行過關的姿態，然而這些議案絕大部分都沒有經過委員會實體審查，就直接逕付院會表決，這令人完全無法接受。明天將會是台灣憲政運作的轉折點，在對國民黨的悔改完全不抱任何希望的情況下，可憐的台灣人民或許只能寄希望在柯文哲領導的台灣民眾黨身上，希冀他們能發揮關鍵少數的重責大任，抗下這個台灣的歷史重任。
最後，我也想提醒黃國昌委員，雖然早些年曾經大力協助過我們協會推動相關議案，但我認為參與公共事務就應該就事論事，既然黃委員選擇加入台灣民眾黨，甚至成為黨團總召，就應該回想起當初學者從政的初衷，回想起身為法律人的良知，協助民眾黨作出對台灣最好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