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底的週日，跟女兒還有一位好朋友一起去中壢找我們的大學同學，雖然我們大學念的是社工系，但是那位大學同學高職念的是服裝設計，取得讓人仰望的甲級證照。同學今年考上社工師，六月中旬一起出來慶祝的時候提到了我想要學做衣服這件事，她慨然允諾將傾囊相授，還可以到她的工作室去使用平車跟學習。事不宜遲，馬上就約了六月底前去體驗一下自己做衣服的高度挑戰。儘管工業用平車速度很快，跟家裡的家用縫紉機使用起來不一樣，但是手作的過程是一樣的，一步一步的，從無到有，從傾頹到結構，在獨自嘗試的過程中感受到逐漸的平靜，這個過程非常療癒。這天，我們做了一件背心。
手作，在罹患憂鬱症的那六年中，成為我轉換情緒的一種方式。在那六年中，我常常拼圖，買一些布手縫窗簾，隔年又把窗簾拆下來，重新剪裁手縫換到不同的窗戶上，或是縫一些小東西，甚至是把破掉的牛仔裙加上配件縫成一個包包，當時只覺得這些事情讓我平靜，讓我的悲傷與苦痛得到緩解。其實，這些小小的手作都是把一些瑣碎的、不完整的，透過自己解構後重新結構的過程。因為有了成品，那看得到的窗簾，用得到的包包，那些可愛的小東西，彷彿自己傾頹的人生重新有了意義，不管是來自他人或是自我的否定，都在這個成品中看到自己可以完成一點什麼，這個「可以完成一點什麼」對於陷在谷底難以脫身的憂鬱症患者來說，其實有著相當的意義。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研究，憂鬱症的終身盛行率女性為 10～25%，男性為 5～12%，所謂終身盛行率意謂著在一生中至少罹患過一次某種疾病的人數，換算成台灣的男女人口數，這樣的盛行率是驚人的。換言之，我們身邊可能有很多憂鬱症患者，只是也許還可以隱藏的很好，你沒有發覺他們有憂鬱症，也或許他們早就將自己深埋在陰暗的角落不被人群所看見。隨著近年來許多精神障礙相關協會的推動與宣導，憂鬱症逐漸被理解，但是仍然有為數可觀的國人對憂鬱症患者產生誤解，認為是他們想太多、抗壓性太低了，甚至在許多社群媒體上發表嘲諷的言語。
事實上，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罹患憂鬱症，除了遺傳基因，還有更多誘發因素威脅著我們，像是過多的壓力、不能也不被允許表達的情緒、長時間偽裝的堅強、重大事件的負荷等各式各樣的外力，都可能成為最後一根稻草促使憂鬱症發病。因此在許多社會或八卦新聞中，不時讓人詫異一些明明活得光鮮亮麗的人竟然有憂鬱症，甚至你身邊的那個人不是好好的嗎？怎麼會突然就倒了？我想，那是因為我們從來都不知道，在我們身邊的那個人其實撐得很辛苦，如同我們也不知道遠在天邊的那些光鮮亮麗的人，可能也過得很累、很煎熬。
這個社會充斥著鼓吹心靈雞湯的正面情緒，一切都要朝向陽光，然而生命的考驗像是甩之不去的熱油噴濺在我們心裡，很燙，卻無計可施。那些擦不乾淨，旋即長出水泡的創傷一而再，再而三地堆疊著。面對著一切盡皆光明的雞湯氛圍，我們慌張地遮掩著自己的傷口，遮掩不了的便逐漸躲入陰暗的角落暗自哭泣，終至再也無法承受多一絲一毫的痛，所有的陳年舊傷瞬間劇痛，被掀開的瘡疤無法入目。那一刻，自己再也不是自己，映襯在鏡中的，是個連自己也無法辨識清楚的，滿身傷痕的模糊形體。再多的積極樂觀也無法挽回苦難沉淪的心靈與身軀，甚至，我們要問，盲目的樂觀真是對的嗎？為什麼東方社會總不能接受面對自己的負面情緒？當我們出了意外車禍，雙腿骨折躺在醫院裡面，難道我們還會否認自己出了車禍，身受重傷必須要向公司或學校請假嗎？難道不是要先面對自己受了傷，才能進行後續的請假或是向肇事一方索賠嗎？如果生理上的傷痛與負面情緒是我們可以自然面對的，為何心理的傷痛與負面情緒我們卻總是要逃避與否認？如同身體出了車禍一樣，面對自己受傷，我們才能處理後續，心理受傷也是一樣的，承認自己的負面情緒，才能決定下一步要怎麼辦，要繼續難過嗎？當然可以。要找到解決的辦法嗎？也很好。這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先承認自己已經受不了了，甚至可能已經生病了，所以，我們來想想怎麼辦。
相較於其他思覺失調症或躁鬱症，憂鬱症（含重鬱症）是屬於有病識感的一類，因此患者往往願意就醫，服藥順從性也高，除了可能有外力因素誘發發病外，目前的研究證實憂鬱症患者的血清素與正腎上腺素較少，因此服藥是有意義的，可以加速情緒的穩定與提升，仍然是屬於大腦這個生理性的疾病。憂鬱症一般而言，病程需時九到十三個月，亦即通常需要這麼長的時間，病程才會走完。因此剛服藥兩三週之後的穩定，只是因為藥物的效果，並非真正痊癒，所以穩定服藥一段時間，與醫師討論是重要的，切忌自行停藥，反覆發病將導致憂鬱症慢性化。除了服藥之外，由於憂鬱症常常還伴隨著其他外力因素而誘發發病，因此，加入心理諮商是相當有成效的，讓心理師或輔導人員一起來跟患者討論自己遇到的問題，或是一起找出原因。
來自白色恐怖家庭的我，從小就知道自己樂觀的外表下有著難以敘說的悲傷，也從不懷疑絕不在人前掉下一滴眼淚的自己會沒有憂鬱症，唯一的問題只在於哪一天我會承受不住，承認自己需要幫助而已。終於，那一天在 2005 年來臨了，從死亡邊緣返回，自此開始六年的治療。在那六年中，我穩定就醫服藥，每週一次與我的精神科醫師諮商一小時，穩定後逐步延長為兩週一次、三週一次及至最後的每個月一次，當然期間也曾經因為惡化而縮短回診與諮商的頻率。憂鬱症像是一張把我們緊緊困住的難解的謎網，我們之所以困住，正是因為我們自己看不見問題，即便看見，也是表層，無法觸及深處。難道是因為我們比心理師、輔導人員或精神科醫師笨嗎？不是，是因為太痛了。因為我們知道那個表層下面就是我們最害怕的真相，所以我們不想面對也不想碰觸，因為我們隱約知道，一旦面對了，過去我們強迫自己建構的高牆將會碎裂，甚至倒下。然而，往往也是這堵高牆逼得我們走到無法轉圜的絕境。
一個好的心理師、輔導人員或有諮商經驗的精神科醫師可以幫助我們一起探究這堵高牆，在我們看清的時候，我們知道身邊有人陪伴，然後由我們自己來決定要拿這堵高牆怎麼辦。要相信，只有我們自己知道接下來要怎麼辦，沒有人可以幫你、幫我們做決定，專業人員也不行，只有我們，因為那是我們的人生。我也經常跟我的書寫療癒學員說，這是你的人生，只有你能做決定，即便我再有道理，你也必須想清楚什麼才是你要的，因為只有你要為這些決定承擔後果，不是我，也不是醫師。
有些人會以為做過諮商之後，一切就好了，我們也希望一切可以如此美好，然而，諮商與心理輔導從來就不是一蹴可幾，也不會一步到位。諮商是一條漫長的旅程，歷經許多的生命苦難，不可能在八次或十二次的會談中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甚至連整理完自己的情緒都猶有不能，那麼多的苦，怎麼能夠勉強你自己馬上就放下就解決呢？也許在你歷經了以年計的諮商，即便你知道自己已經在改變了，但周圍環境不變，我們還是會持續受到刺激，這時候，請不要責備自己為什麼還會受到影響，那是自然也是必然的。在諮商的旅途中，改變的向來都是自己，不是他人，我們從諮商中學會的是如何饒過自己，如何面對情緒，如何決定自己要如何回應生命以及最重要的，如何愛自己。
我跟許多人一樣，也是這樣顛撲著走過來的。從 2005 年在診療室第一次掉下眼淚開始，六年期間僅有兩回的會談沒有哭，對於一個一輩子總是撐著不能示弱、不能在人前流淚的我，每次一進到診療室，坐下來便是掉淚，其實是難以接受的。醫師對我說，那是因為我這輩子還沒有哭夠，就這樣，我放心地在診療室哭了六年。終於在 2011 年，醫師同意我停藥，在我最後一次回診，醫師微笑著對我說，他還是會開一個月的備藥給我，隔天開始停藥，但是一週後如果我狀態不好，就要把藥吃回去。只是，他轉而語重心長地告訴我，如果我這次把藥再吃回去，恐怕，就要吃一輩子了。
停藥至今也 11 年了，我沒有再把藥吃回去。是因為我很強嗎？並不是。憂鬱症是一種永遠都可能復發的疾病，有時候我知道那隻黑狗在很遠的地方玩耍，有時候，我會感覺到那隻黑狗已經在我家門口即將破門而入。如果說在六年的治療與諮商中我學習到什麼？那就是被打要喊痛，不再一味隱忍，知道我可以哭，知道我可以承認自己有負面情緒，知道我可以決定我要生氣與討厭一些人事物多久，並且認真生氣與討厭，知道我遇到傷痛時，我可以軟弱，因為那是真實的痛，只是也許我們可以比上一次更快的站起來。因為生命的成長應當是個向上的螺旋體，我們無法永遠都面向陽光，但是當我們再次低落，我們起身的高度也會比上一次更高、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