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現代的民主國家在面對戰爭時，要如何做才能夠真的保護人民的生命安全、減少傷亡？
對於這個問題，在台灣有兩種常見的說法：第一種說法總認為民主國家面對侵略時，需要「不民主一點、不進步一點」才有辦法提高治理機器的效率，透過簡化決策機制的方式來抵抗侵略。另外一種則認為，我們應該盡可能在國際外交上減少國防軍事能力的投資、用綏靖主義的做法換取和平的空間。
支持前者觀點的很多人，會舉在公元前第五世紀的古希臘時期雅典和斯巴達在伯羅奔尼薩戰爭（431 – 404 BC）中的案例，來做為這種說法的舉證。這些人會說雅典和斯巴達的戰爭中最後由專制的斯巴達勝利，所以顯示民主制度與多元進步的社群在戰爭中是不可靠的。
持後者的綏靖主義者則認為，抵抗要等到最後一刻被佔領了、等到大規模的平民鎮壓與屠殺發生之後，才有抵抗的道德高點，來進行實際的抵抗行為。放到台灣的脈絡下，也就是要等到中國軍隊殲滅國軍、開始屠殺台灣人民之時，綏靖主義者才會採取游擊作戰，進行抵抗，這時台灣早已失去正規軍，只有輕兵器的狀態下獨立作戰。筆者則認為，這兩種觀點都未能在保衛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上達到最好的效果，以下根據這兩種說法進行一點回應。
當提到民主國家應該「不民主一點」，才有辦法有效率的回應戰爭這種觀點，很多人就會舉雅典作為民主政治的代表，並表示因為雅典在民主決策和指揮上的缺陷，而導致了許多軍事失敗和戰爭損失。這些人也會認為專制國家，如斯巴達，就是因其軍事專制制度，使其善於組織和指揮軍事行動，因此在戰爭中獲得了更多的勝利。
然而，這種觀點忽略了許多其他因素的影響，例如軍隊的訓練、裝備和指揮能力，以及戰爭的戰略目標和背景。此外，雅典和斯巴達在不同的戰爭中，也有不同的表現，不僅僅是民主和專制之間的差異造成的結果。
採行民主制度的國家在戰爭中的表現，也不應該被簡單地化約為不可靠。事實上，民主不只是一種價值，也有其效益，歷史上有許多民主國家在戰爭中表現優異，例如美國、英國和法國等等。因為，民主制度不僅可促進人民的自由和權利，還增強國家的穩定性和凝聚力，這對於維護國家的安全和利益至關重要。
過去也有說法認為，民主國家的政府為獲得公民的支持和信任，戰時產生更高的軍事能力，進而提高士兵的士氣和戰鬥力。也就是說，民主國家建立在開放和透明的責任政治，權力的正當性來自人民，如果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政府有義務盡量減低人民的傷亡。這使得民主國家必須利用科技和創新，提高軍事能力，降低人民在戰爭上的風險。
如2003年伊拉克戰爭為例，就是民主國家由於領導階層必須對於傷亡負責，反而為了減少傷亡，使民主國家必須以更高的軍事能力、選擇特定策略，減少雙方的傷亡。在伊拉克戰爭中，美國是一個高度民主化的國家，伊拉克是一個極權主義國家。而美國採取了多種策略來降低軍民傷亡，例如增加軍隊人數和裝備、使用減少傷亡人員數量的軍事策略、精準打擊、在伊拉克境外進行作戰以及與強大聯盟國家一起作戰等等。相比之下，伊拉克政府則是採取會導致大量平民傷亡的策略來應對這場戰爭，例如對平民進行轟炸和使用化學武器。
因此，雖然雅典和斯巴達的比較可以提供有趣的歷史故事和啟示，但不能簡單地將民主制度和戰爭表現之間建立直接的因果關係。民主制度與多元文化的政治體系並不是在戰爭中最壞的，反而我們發現民主政體有更高的軍事能力，並有更強的動機，會在戰爭中選擇更少傷亡的策略。
過去也有量化研究使用過去一百年來的戰爭歷史資料來研究民主國家的戰爭策略。該研究指出，如果一個國家採取了游擊戰和消耗戰，則會遭到較高的平民和軍人傷亡，特別是平民，往往會在戰爭中必須面對更慘痛的後果。根據研究顯示，在戰爭時期採取游擊戰術的國家，比沒有採取游擊戰術的國家，平民傷亡數量比為 350:1，甚至更高。
根據一連串的戰爭研究其實也指出，最影響戰爭時期雙方軍民傷亡數字的，其實是雙方的軍事能力差距以及該國家軍事聯盟的作戰能力。量化研究也指出， 一個民主國家軍隊的作戰能力和盟友的能力與其戰爭時期的傷亡數量高度相關；每當軍事能力上升、盟友的數量與作戰能力增強的時候，歷史上這些國家的軍人傷亡和平民也會下降。
上述的研究也透過量化研究的統計回歸進行分析，在把各國的軍事能力量化並且進行比較過後，研究者發現如果一個國家的軍事能力上升 ，則戰爭時候的平民死亡人數則會下降。而且一個國家的軍事能力只要加強了 50%，那該國在戰爭中的平民傷亡就會整整少了 86%，而軍人的傷亡也可以少了 52 %。而如果該國的其他盟國的軍事能力一旦增加了 50%，則該國在戰爭中的平民傷亡更可以減少 70%，軍事上的損失也可以減少 55%。可見提高軍事能力以及同盟的軍事能力對於在戰爭中減少平民傷亡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這正好可以回應在台灣反戰者的說法：近期有由傅大為、盧倩儀、馮建三、郭力昕等學者組成的「台灣反戰聲明工作小組」，發表了一份《反戰聲明》，反戰聲明中呼籲烏克蘭和平應要停戰談判，不要衝突升溫，也表示應停止美國軍事擴張與經濟制裁，更表明台灣要自主並與大國維持友好等距關係，把國防預算用在民生社福與氣候議題。該工作小組投書媒體表示抵抗要等到最後階段國軍都已經傷亡殆盡、解放軍對台灣人民迫害屠殺開始之後，才要進行游擊隊形式的抵抗作戰。
暫且不論反戰論者對於蠻橫入侵者過於溫良的懦弱，也不管道德制高點的虛假，也排除以反戰為名向入侵者輸誠的揣測，反戰論者所顯示的表述，更在於他們對當代戰爭研究結論的認知過於淺薄：只採取失去主動性且最僵化的反戰定義，來保持自己的道德論述高點，而不願意接受「提高自己與盟友的軍事能力」才能夠最大化地減少傷亡的相關研究結論。這就好比在火車難題中，因為不願意拉下轉換軌道開關犧牲一個人，而最終犧牲更多人的短視作法。
傷亡要如何減少？沒有戰爭，傷亡當然最少，即使投降，傷亡也不會少，入侵者一旦得逞，定會羅織罪名，以預防犯罪為藉口，進行濫捕濫殺。台海未來戰爭的發動，並不是由採取備戰防衛的台灣所決定，而是北京的獨裁者決定。那戰爭發生之後要如何減少傷亡？由上述的研究可見，若台灣和其他的民主盟友一起擁有比對手更強大的軍事能力，不僅可以提高實際戰爭中作戰人員實現勝利的能力，還能夠使民主國家有餘裕能夠選擇減少人員傷亡的策略。
比起近期想要輕率的以綏靖方式得到和平的人，筆者認為民主國家在戰爭中的道德責任並不是舉著反戰之名去取悅可能的侵略者，我們更應該活用民主國家在軍事上的優點，以開放和透明的政治體制來促進科技創新、以多元的價值和民主制度聯合盟友，同時最大化自己和盟友的作戰能力，在戰場上使用減少傷亡人員數量的軍事策略。以此來真正達成保護所有人生命財產、守護大家日常生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