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台灣和平基金會主辦，台灣制憲基金會協辦的「絕望是一種罪過，讓記憶生根生湠！」講座於 11 日舉行，邀請作家、政治受難者呂昱，發表專題演講。
呂昱簡介
本名呂建興。1969 年因參加學生民主運動入獄，1984 年 2 月獲釋。曾任《臺灣文藝》執行編輯、蘭亭書店出版策畫、新地出版社總編輯，創辦《南方》雜誌（1986 年 10 月～1988 年 2 月）。其筆鋒銳利，論事真誠，認為文學工作者應該不斷地注意下層階級的生活和意識，同時也必須永遠觀察上層階級的生活和作為，再利用文學的型式將其存入文學檔案中。
新台灣和平基金會董事長王美琇說，她和呂昱都喜歡海明威的作品《老人與海》，書中描述老人在海上跟大魚搏鬥，戰勝後把大魚綁在船身旁邊，散發出的血又引來鯊魚，老人用盡船上工具後，最終把鯊魚擊退，寓意是「人可以被摧毀，但絕對不能被擊敗」。
王美琇表示，呂昱 19 歲時因為學生運動被國民黨抓去關，遭國家暴力剝奪人生青春 15 年，受到獄友勉勵「你現在就要想，你出去後要做什麼」。出獄之後，他創辦南方雜誌，去各大學串聯異議團體，埋下種子，結果當年的學生在野百合運動時擔任領導幹部，開花結果。
王美琇指出，在轉型正義方面，呂昱從來沒有放棄，在民進黨政府期間，他擔任民間代表，從來沒有請假，每場都到，扛起重炮手、推土機的角色，七年下來在每個轉型正義法案的背後，都有他奮鬥的身影。
王美琇提到，上個禮拜呂昱去花蓮探視老戰友、大師兄，統中會案的領導許席圖先生，當年他被國民黨刑求的很厲害，直到最後發瘋，住在精神病院到現在。王美琇稱讚，「呂昱老師，你現在活下來，是活兩個人的份，替許席圖活了下來，而且非常精采，你是我心目中永不放棄的鬥士」。
演講一開始，呂昱引用海明威的名言「你可以把我打倒，但是你永遠不會把我打敗，把我打倒是我身體跌倒，但你永遠打敗不了我的心」，表示人生過程不能絕望，過去的記憶都在自己的頭殼裡面，成為源源不斷的養分。
呂昱指出，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台灣共生青年協會、新台灣和平基金會於 10 月 30 日共同發起「台灣不需要獨裁者紀念堂」跨世代行動，要求民進黨完成這八年轉型正義工作之承諾、立法院朝野各黨派落實完備轉型正義法制化，當初整個行動發動的地點，就是在這個房間。
呂昱表示，10 月底跨世代共同演出的這場戲，就是要告訴怠惰的執政當局，「中正廟至今還豎立在台北街頭，對台灣的民主是最大諷刺」。他認為，現階段至少要把蔣中正的銅像蓋起來，並且撤除儀隊禮兵，剩下的再來繼續討論。
呂昱指出，他身為行政院中正紀念堂轉型推動專案小組民間委員，曾經得知政府有意將中正紀念堂的主管機關移轉給國家人權博物館，因此至今仍在追問文化部長史哲是否會繼續執行。
呂昱指出，1960 年代狂飆反叛運動，法國有五月學生革命；日本有反安保運動要燒掉國會；美國有反越戰和黑人民權運動；中國有紅衛兵進行文化大革命，不過台灣卻是寧靜世界。
呂昱回憶，當年入黨是自由的，沒有強迫，不過高中新生訓練，都要經過救國團的入團儀式，只要是學生一律要加入救國團、穿團服，後來團服才演變成現在的軍訓服。以前女孩子要打靶，上刺刀，男生則要踢正步。
呂昱說，現在退化成保母地位的教官，以前就是思想控制者，學生被規定要穿黑皮鞋和黑襪子，教官都會在校門口檢查，不符合規定就到旁邊罰站，「我去說這是羞辱學生，就被記大過」。並且，當年找教官「商量」就是密告的意思，俗稱抓耙仔。
呂昱對在座的年輕人說，「能想像嗎？60 年代的初中男生不准蓄髮，中空裝也被禁止，警察會取締嬉皮等身穿奇裝異服的人，你們必須知道，我們曾經活在那樣的年代。台灣很好，是你們這個年代很好，戴上手銬、上吉普車帶走，在以前很正常」。
呂昱指出，現在中共扼殺公民自由權愈演愈烈，實施《治安管理處罰法》和《愛國主義教育法》，控制言論自由與穿衣自由。對比台灣過往威權時代的《違警罰法》，國民黨和共產黨就像雙生仔，腦袋裡想的都一樣。
呂昱說，當初如果不沾惹文學，大概就不會入獄。他文青生命的緣起，受到 1960 年代存在主義影響，尤其愛上卡謬。當初他認為性格能夠決定命運，相信自主性，但是很可惜，是命運決定性格，所以他被抓了，人生變黑白，「那麼多人怎麼只抓你，只好說是命」。
談到中華民國台灣青年自覺運動，呂昱表示，1963 年有一群愛國青年成立自覺會，地點位於台北火車站靠近中山北路那裡，旁邊有逸仙公園，在救國團青年服務中心。「為什麼設在這裡？就是要看管起來，你們在裡頭搞什麼，他們都知道」。
呂昱說，當時國民黨派自覺會的學生去眷村清垃圾，到十字路口扶老人過馬路，澆熄青年的熱情。長期下來，自覺會想擺脫這樣的狀態，所以在 1968 年想另組統中會，結果隔年 1969 年就變叛亂。「不可以太愛國，要你多愛一分，要你少愛一分，都是國民黨說的算」。
呂昱指出，統中會如果沒有被一網打盡，當年勢必就會醞釀成一場學運。後來，在學生們遭到刑求逼供之下，他從來沒見過的「統中會組織章程」就這樣寫在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用紙上，上頭還有許多修改的痕跡。學生領袖許席圖就為了這個組織章程，被刑求到瘋掉。
呂昱說，許席圖身為案頭及領導人，經醫生診斷為精神分裂症，國民黨仍然用他的自白書，來判我們這些每一個被領導的人。「他可以判假的，但我們要被他關真的」。第一次判決是十五年，後來檢察官申請覆判，最後改判無期徒刑。
呂昱指出，當年有很多人關心他們被判多久，「後來聽到被判無期，很開心，本來應該很悲傷，因為每個牢房都有人被判死刑，判無期徒刑被恭喜，代表性命撿到」。
呂昱說，他 1969 年被捕後，起初是關在小房間裡，整天就看著一顆黃色電燈泡，「單獨一個人關很久後，天天希望門打開，即使知道出門是被逼供刑求，還是希望打開」。四個月後，去到景美看守所，一進去牢裡看到人很多很高興，代表脫離了單獨監禁的酷刑。
呂昱回憶，當初進去景美看守所兩個禮拜，裡頭住了八個人，裡面比較年輕的一位獄友和他悄悄地說，「你既然進來了，就不要想著趕快出去，準備長期抗戰，我們都是這樣過來的，不管坐多久的牢，你現在就要想，當走出去這裡之後你要幹什麼，從現在開始準備」。
想了好幾天之後，呂昱本想告訴那位獄友自己想好了，結果馬上嘴被堵住，「你既然想好了，不要告訴任何人，包括我，你要認真執行」。
呂昱自述，他當年就是這樣決定要繼續搞學運，完成未竟之業。然而，學生運動的背後需要知識，因此呂昱在獄中讀了好幾個房間的書，至於這上萬本書，就是前面幾十年來抓進來關的前輩們所留下，他們有些被送到綠島，有些被槍斃，還有些出獄的，每個人的書就這樣一本本被留下來。
呂昱認為，入獄就是閉關修練，為未來做最好的準備。像是獄中有一套很奇怪的書放在最下層，叫做《匪情資料彙編》，上面都是灰塵，都沒人知道也沒人管，他就一本一本偷偷看完，然後變成非常了解共匪。
呂昱說，在監獄裡空間與時間概念會進行顛覆性置換，「牆外的人空間無限大，時間被切割。牆內的人空間被縮小，但 24 小時都是你的」。當時間的感覺到完全自由了，也徹底改變個人的思維模式。
呂昱指出，卡謬的抗爭三部曲《瘟疫》、《反抗者》與《正義者》影響他很深，尤其是《瘟疫》堪比他的聖經，前前後後讀了好幾遍，裡面提到圍城的狀況，和在監獄很像。他的體悟是「不必在意從什麼地方來，在意的是以後要去哪裡，我出去以後搞學運就是要把國民黨幹掉」。
在獄中除了讀書，呂昱還是苦難記憶的書寫者，他撰寫了獄中日記，因為「能至者未必能言，能言者未必能文，能文者未必敢書」，他既然能寫，就要把這些經歷全部記錄下來。
1984 年出獄之後，呂昱又開始省思性格與命運命運之間的關聯，他獲得自由後，相信性格能決定命運，人生從黑白變成彩色。直到現在，計畫已久的三部曲當中的首部曲，終於寫出來了。
呂昱直言，他人生的精華都在這本了，內容豐富，必須要用長篇。至於之前遲遲寫不出來的原因，是因為沒辦法克服自己的傷痛，偶爾都在半夜夢迴當年的情景，這本書前後總共花了五年時間書寫，歡迎大家捧場。
當統治者明顯違法且嚴重侵害人權時，該怎麼辦？呂昱表示，白色恐怖時期，蔣介石以紅筆批示「應即槍決可也」跟古裝連續劇中皇上說拖出去斬了沒什麼兩樣。「我們這位統帥很偉大，偉大到他自己當法官」。
呂昱指出，國安局的前身，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是由蔣經國負責。1950 年徐會之匪諜案，保安司令部以預備顛覆政府論罪，因自首而判處五年徒刑，「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主任蔣經國獲得蔣介石同意，將一份有關徐會之的報告交給在保安司令部掌握實權的副司令彭孟緝究辦，但徐會之只由五年改判為十年徒刑，蔣介石十分不悅，直接批示：「應即槍決可也」。
呂昱說，蔣介石把手伸進政治審判中，越過法令成為「終極判官」，是靠他下令制定的「呈核標準」。在軍事戒嚴極權統治下，包括軍人犯罪及非軍人所涉政治案件都被歸入軍事審判。1956 年制訂《軍事審判法》以前，是以終戰前 1943 年國民政府在中國公布的〈陸海空軍審判法〉與〈陸海空軍審判簡易程序〉兩種規定為依據。而蔣介石「復行視事」介入政治審判案件，就完全依據他指示國防部訂定的行政命令「軍法案件呈核標準」。
根據 2021 年 2 月促轉會調查的資料顯示，蔣介石介入的政治案件高達 3469 件，其中 259 人經過他改判為死刑槍決。呂昱痛批，「我說他是殺人魔王，有什麼錯？」。
1956 年台灣總人口數 937 萬，台灣人有 757 萬佔了 81%，外省人有 180 萬佔了 19%。然而，白色恐怖加害體系的統計紀錄顯示，當年台灣省籍政治受難者佔比 57%，外省籍的政治受難者佔則比高達 43 ％。呂昱分析，外省人被迫害的情況是非常嚴峻的，「統治者才不管你是哪裡人，只要對我有威脅就要摧殘你」。
呂昱表示，外省人不應該到現在都還在認為蔣介石是偉大領袖，當年他們是被禁聲，多數外省人都是單身來台，出獄不像台灣人有家族照顧，只能回到眷村。所以呂昱認為，當年面臨的是統治階級與被壓迫者的問題，而非省籍問題，那是被製造出來的。
呂昱指出，國民黨高層的情治機關內鬥，他在景美看過有好幾位被關在裡面，甚至有自殺的。被囚禁的調查局人員曾說，「我這輩子抓了多少匪諜，我怎麼可能是匪諜」，結果最後被判死刑。有次他因為年輕氣盛，直言「你就是匪諜，所以才會抓那些不是匪諜的人」。
呂昱說，刑期屆滿，並不表示可以獲得釋放，仍應依在監的言行考核紀錄決定能否出獄。如果沒有記載「思想已改正」的出獄證明，就會被繼續關，柯旗化就是這樣被多關三年。「當年我為了要出獄，考試都考很好，老師也要業績，都把答案給我們抄」。
呂昱自述，他出獄後就馬上把考到駕照，並以要奔走生意賺錢的理由，請母親忙買了一台 Toyota（豐田汽車），開著去台大、政大、文化、中原，從北到南的各大學，去每個學校裡找出異議份子，聚集那些單獨的在陰暗之下不敢現身的學生。
呂昱說，台灣史在當時是禁忌，很多學生不懂，他在監獄中學到很多基本知識，出去就教給具備台灣意識的學生。後來學校只要看到他這部車子的車牌，就禁止他進去。所以就改變策略，找附近茶藝館當據點上課。
後來，呂昱甚至讓母親把房子過戶給他，把房子拿去貸款得到 350 萬，便開始辦南方雜誌，經費來源也有募款，不過占了極少數。「由於我不是辦黨外雜誌，客群以學生為主，學生的消費習慣就是會買一本然後到處傳閱，我當時知道這不賺錢會陪到底，大不了就把 350 萬陪完」。
呂昱還創辦了南方出版社，專門引進法蘭克福學派的翻譯著作，並刊登學生運動的專刊，全力投入學運和農運。幾年前促轉會找呂昱去看檔案，發現雜誌社裡 12 個人裡面竟然有 3 個 spy（佈建人員），檔案裡面建議要及時逮捕呂昱。
呂昱說，可以初步將白色恐怖受難者分成三類，什麼都不知道者、積極抵抗威權者和躺平消極抵抗者。在電影《流麻溝 15 號》當中，女主角嚴水霞被關在綠島，她做錯了什麼？主角被五花大綁臨刑前的最後笑容，導演想透過這一幕影像傳達什麼？
看到這幕的呂昱，想起在一次國家人權館的導覽過程中，有位高中女生看著這些相片，突然很訝異的問呂昱，他們這麼年輕卻何以在臨刑前那一刻都露出了生命最燦爛的笑容？這個問題在呂昱心中激盪著，難以忘懷。
這個經驗讓呂昱反覆質問自己，在長達 40 年白色恐怖時期所製造生產的超過兩萬多名政治受難者中，究竟是冤屈者多，或是抗爭者多呢？
呂昱說，他將全力推動國家成立「519 白色恐怖記憶日」，並強調這不是紀念日，而是記憶日，之後會爭取大家一起來連署。
談到年輕人，呂昱表示，事實上每個時代要改變，年輕人是最重要，「我們那個時代年輕人被犧牲，所以沒有改變」。出獄後繼續從事運動，他所埋下的種子們，有些後來參與野百合學運，現在都在檯面上成為中堅力量。
呂昱表示，太陽花世代改變了台灣，他推薦年輕人閱讀《我的青春在台灣》，導演傅榆是第二代的越南新住民，得獎感言是「我真的很希望我們的國家有一天可以被當成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這是我身為一個台灣人最大的願望！」。
呂昱說，上次總統大選，是香港的年輕人發動時代革命，影響了岌岌可危的台灣。「如果那次不是香港年輕人改變了台灣，可能現在我們都很慘，所以要相信年輕人」。
呂昱指出，過去野百合、太陽花還有香港年輕人都有站出來，相信未來也是。
呂昱於 2023 年最新出版「臺灣國三部曲」之首部曲《消逝的難民營牛肉麵》，書中描述自白色恐怖時期、乃至解嚴以來，至今事件之中加害者和被害者的感情糾結，也細膩地摹寫出近三代臺灣人，他們心中對於「臺灣」的思考和意識流變。
面向臺灣的明日，雋刻在歷史上的記憶從不能抹滅，埋葬的祕密需要持續述說出口。
曾經，在洋溢著對現世美好理想與抱負的大學校園旁，矗立了一間既平凡又顯眼的「難民營牛肉麵」。麵店的物美價廉在莘莘學子之間聞名遐邇，隨著絡繹不絕的生意，麵店兩位不知來歷的老闆神祕低調的氣質，更儼然成為了顧客交頭接耳間一則「尚活存的傳說」。然而，1980 年代接近尾聲之際，麵店所有的色香味聲被捲進了不具名的風暴之中，遭到一手大筆抹滅，從此被世間遺棄淡忘。不知多少歲月，一位作家偶然收到一疊塵封已久的政治檔案，在小心翼翼翻閱下，這間消逝的難民營牛肉麵、被掩埋的真相、蒙在時代容貌上的紗幔，終於一幕幕被揭開，存在那些人身上的每一道零碎的片段記憶也逐漸清晰。
※首部曲《消逝的難民營牛肉麵》即將於 2023 年 11 月 25 日正式出版上市
參考資料：
2023/11/01 新台灣和平基金會 《然後呢？算了嗎？ 轉型正義的未竟之業》系列講座： 【絕望是一種罪過，讓記憶生根生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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