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得到諾貝爾獎殊榮的加拿大籍作家愛麗絲．孟若（Alice Munro）被女兒指控縱容繼父性侵，質疑孟若不是一個好母親，引起軒然大波。
大部分作家表達的都是內心的困境，而不是解決問題。親生女兒遭到丈夫性侵對於孟若而言正好是生命中的課題，從妻子的角度而言，遭到丈夫的背叛，孟若也是受害者，她的愛情需要被療癒。至於做為母親的孟若，對於女兒的性侵，表現過於軟弱，也是她生命的課題，生命的課題有時並無法解決，只能理解。
因為，對於生命的課題不能理解時，將會深陷其中而無法自拔。因為無法抽離觀看自我，所以越陷越深。書寫的目的在於抽離自我，觀照自己的人生。理解自我，最終才能身心安頓。
在孟若的《太多幸福》這則小說中，主角索非亞是著名的數學家，出身俄國貴族，是一名數學天才，身為女性而能以數學天賦得到肯定。
但在愛情上面，她卻經常陷入迷惘，數學天才無法保證愛情的成功，因為人生不只是計算，愛情也難以預測，更多的時候，數學根本無法解決人生的困境。
索非亞臨終前的遺言《太多幸福》透露的難道不是一個數學天才面對紛然雜沓人生課題的一種迷惘嗎。
這讓我想起了一本書，村上龍《最後的家族》提出的省思。
家庭及家人所應該扮演的角色是什麼呢？
家究竟是什麼？家人住在一起的地方？家人是什麼？生活在一起的人？但是，家人一定得生活在一起嗎？能夠生活在一起感覺愉快，那很好。但如果生活在一起感到緊張、痛苦、窒息，那麼還是非得生活在一起不可嗎？非得一起吃晚餐早餐不可嗎？一起吃飯的意義是什麼呢？如果一起吃飯只是一起進食，已經無法交流了呢？爸爸一定要擔起那個叫爸爸的角色，媽媽一定要擔起媽媽的角色？兒子必須扮演兒子的角色，女兒必須扮演女兒的角色？可是什麼是角色該有的樣子呢？家人該有的樣子是什麼？有所謂「家人該有的樣子」嗎？
我們反過來看看另外一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智利的詩人聶魯達（Pablo Neruda），在回憶錄中自承在 1929 年擔任外交官期間，曾經性侵斯里蘭卡女傭。聶魯達在回憶錄上的描述，讓人感覺他不是在懺悔，而是在誇耀他豐富的性史。
Metoo 運動是屬於受害者與加害者之間詮釋權的鬥爭，試圖針對性騷事件奪回詮釋權的受害者是以自我尊嚴的犧牲來換取話語權，把自己擺上祭壇，重新獻祭，然後透過集體揭露，自我救贖，獲得集體的解放，同時，在加害者認罪的前提下，讓加害者也獲得救贖，不用終生被囚禁在道德的牢籠內，靈魂得以安息。
孟若作為一個受害者，雖然對於撻伐加害者表現軟弱無力，或許正是因為他也是受害者，所以需要透過書寫來理解自我受害的歷程，以便獲得自我救贖。將自己以書寫的方式獻上祭壇，以自我剖析認識自我，最終透過自我理解達到自我救贖。
至於聶魯達，作為一個加害者，卻仍然掌控著詮釋權。其論述不僅無法使受害者得到救贖，相反地，只是製造二次傷害，並對受害者的性自主權進行第二度的剝削。
當一個加害者，藉著其文化或象徵資本所累積的權勢，站在祭壇上，戴上受害者的面具，佯裝自己被釘上十字架時，加害者已經奪回這場象徵革命中，受害者剛剛獲得的詮釋權，加害者透過再次踐踏受害者的尊嚴，讓自己站上原屬於受害者的發言位置，並同時將被害者的詮釋權予以閹割。
這個專屬於受害者的祭壇，可以同時救贖加害與被害雙方，但必須由受害者來加以言說，而非由加害者來進行陳述。言說書寫只是受害者作為弱者對抗權勢的武器，加害者的認罪及讓位才能恢復道德的天平，使自己也能獲得救贖，將詮釋權讓位給受害者專屬的祭壇。
加害者如果透過細膩的言說與書寫，藉著其雄厚的文化資本（高學歷、博士或者教授）及象徵資本（專業主義的話術，如精神科醫師），巧妙地，讓自己站上原屬於被害者的位置，扮演被害者的角色。戴上被害者面具，佯裝自己被釘上十字架，霸佔了專屬於受害者的祭壇。此種出神入化的話術，以及文化詮釋能力，正好顯露其文化資本，而對受害者進行再度的凌虐與侵犯。
當其號召人際網絡能量聲援，動員豐沛的社會資本，從被害者手中又重新奪回話語權，不是再次證實了，誰才是權勢的擁有者，足以對他者的身體，予取予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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