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資深獨立導演李惠仁，2018 年募資拍攝了《并：控制》，細數中國對台灣和香港無所不在的控制，他用最直接的鏡頭，讓觀眾瞭解香港的遭遇就是台灣的一面鏡子。這次，2021 年他與馮賢賢共同執導《那一槍》關於 1970 年發生在美國的「刺蔣案」紀錄片。【紀錄片募資網址：https://www.flyingv.cc/projects/28802?lang=en】
「刺蔣」？許多人還不知道到底是刺殺蔣介石還是蔣經國？更有人根本不知道曾經發生過這件事情。李惠仁將鏡頭對準 1970 年 4 月 24 日在美國紐約廣場飯店前，越過蔣經國頭頂打偏（Missing）的「那一槍」。那聲槍響，引起全世界對蔣介石在台灣獨裁統治的關注，提醒了世人仍有台灣人對蔣介石獨裁政權的反抗。
秘密進行刺蔣案的其中三個關鍵人物：鄭自才規劃、黃文雄執行、黃晴美把槍枝帶到現場。槍響後，三位當事人也因此各自走向了意外的人生。
1960、1970 年代，得以出國留學的台灣人，幾乎都是少數優秀的高知識分子。如果，黃文雄沒有開那一槍，他會是台灣第一個留美的社會學博士；如果，沒有那一槍，鄭自才應該還在當時建築師事務所，過著令人稱羨的生活。當我們繼續挖掘 424 刺蔣的背後故事，還發現，黃文雄和黃晴美是兄妹、鄭自才和黃晴美是夫妻。決定去刺殺蔣經國的那一刻，他們這一家人該有多麼地掙扎、痛苦！是甚麼樣不得不的堅定信念促使他們行動？
而在槍響過後，人們開始問：為什麼？
蔣經國問：「為什麼？台灣人要殺我？」
當時的人問：「為什麼？這些前途大好的人，願意為刺蔣付出一切？」
現在要問：「為什麼？我們沒聽過刺蔣案，對它一知半解或不願了解？」
《報呱》記者專訪導演李惠仁，談他這次募資拍攝《那一槍》刺蔣紀錄片的過程。以下是訪談內容：
李：當賢賢找我說想要做刺蔣案時，我一口就答應，覺得如果沒有被即時記錄下來，那歷史最大的殺手和挑戰就是時間，如果時間過了、人凋零了，很多人就不知道它的真相到底是什麼。
1970 年 4 月 24 日在美國紐約 Plaza Hotel 的那個刺蔣案，到目前為止，雖然 1997 年那時候民視的同事做了「刺蔣案」，把整個事件的始末說的很清楚，但還是有很大一塊空白。比如說黃文雄從 1971 年棄保潛逃到 1996 年偷渡回到台灣，這 25 年沒有人知道他在哪裡。一直到 1992 年，陳菊在《自立早報》提到被國民黨視為叛亂犯的黃文雄人在歐洲，當然也不能透漏細節。
黃文雄回到台灣後，很多人都想要去幫黃文雄寫紀錄、寫回憶錄、拍紀錄片…等等。黃文雄（大家都叫他 Peter）是一個非常謹慎的人，他總是跟大家講他自己來寫，但是我們都知道 Peter 非常地忙，雖然回到台灣之後他並沒有從政，但是他一直都在從事人權運動。
後來，我們發現他開始有血管性的失智症，他跟他妹妹黃晴美一樣都有血管性的失智症，狀況越來越嚴重；另一個部分就是 Peter 的身體健康也越來越不好，眼睛、肺還有腸躁症等等。很多人就催促 Peter 你要趕快寫，然後他都說「好、好、好」，但一直都沒有寫。馮賢賢就跟 Peter 說：「我跟惠仁想要跟你拍紀錄片，這段過程應該要把它完整講述下來。」Peter 就答應了，所以我們就開始拍攝。
難得的是，這 25 年的空白，Peter 完完全全告地訴我們，他是如何離開美國，離開美國之後在哪裡？整個過程都講的非常清楚，包括當時 424 他開槍的時候，到目前為止看過很多報導，其實裡面有非常多錯誤。
比如說，最清楚的部分就是在當時黃文雄開了一槍後被警察壓住之後，黃文雄就喊了講說「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但是當時所有報導說「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像男人一樣站起來，可是黃文雄講說，我不可能講這種話，因為黃晴美是個女性主義者，黃文雄也是，所以他絕對不可能講說「like a man」。
他說其實已經模擬過很多次了，萬一被壓住，一定要有機會講這句話「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
很多當時那些以訛傳訛的部分，在這個影片裡黃文雄也都一一告訴我們真正的樣貌到底是什麼。
李：賢賢找我討論該如何書寫這部片子？當時候我就想到達賴喇嘛，他流亡 50 年時，我剛好去印度拉達克訪問他，我問他：「你流亡了 50 年，你最想念的是什麼？」，當時他跟我們說「他最想念母親的乳房」。其實，你可以看到每一個流亡的人，他的生命裡面一定有缺憾的地方。
1970 年 4 月 24 號，黃文雄那槍 missing 了，偏了，沒有打中蔣經國；他的人生也 missing，消失了。
這段歷史，我是 1990 年代念大學時才耳聞，確切的狀況也沒有什麼文獻可以閱讀，直到 1997 年，我的同仁出了《刺蔣案》後才更清楚地瞭解。那個歷史的片段對大部分台灣人來講也是 missing（丟失）。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流亡者他很想念他的家人，也是一種 missing（思念）。1996 年黃文雄準備偷渡回台灣之前，他已經流亡了 25 年，他跟他的爸爸媽媽在歐洲碰面，那天晚上，你可以想像一個人的近鄉情怯：你跟自己的父母親 25 年沒有碰面，也不敢聯絡。
當時 INTERPOL（國際刑警組織）還在找他，國民黨也在監控黃文雄的爸爸媽媽，甚至是他的弟弟妹妹們也都被監控，所以他也不敢打電話。當他爸爸媽媽到歐洲跟他碰面的那天晚上，他說：「我真的睡不著，完全睡不著。」當時也有很多朋友在旅館外面幫他警戒，怕他被抓，他就去找朋友抽了好幾根煙後，到半夜四點多時他受不了，黃文雄就鑽到爸爸媽媽的中間去睡覺，就跟小時候一樣。
所以，我們想要用 Missing 這個概念，讓大家能夠理解「這一槍」，當時為什麼他們要做這麼重大的決定，背後整個台灣國際的處境，台灣的統治階層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李：促轉會的文獻，我們還沒去申請。我們先去找外交部，當時外交部針對1970年的刺蔣案，有一個特別的檔案叫做《叛徒謀刺蔣副院長》，從民國 59 年 5 月到 62 年 6 月，也就是橫跨 1970 年到 1973 年這段時間的專門檔案。
我們去把它找出來之後，無非是要讓大家、讓觀眾能夠看到，當時從國民黨的角度，整個台灣島內與國際氛圍是什麼。裡面資料非常的多，從 1970 年 424 開了那一槍之後，台灣的外交部跟北美，就是美國的那些領事館跟大使館，頻繁來往的一些公文，比如說裡面有談到，「到底要送什麼東西給美國？」
國民黨統治時他們的想法就是，用錢來送些禮物給美國，感謝他們保護蔣副院長有功。當我看到要不要送警察「珊瑚雕刻觀音像」這件事情，你送一個基督教國家的人「觀音像」，不是很好笑嗎？
更重要的，我們看到刺蔣案的黃文雄跟鄭自才被交保之後，他們兩人都還在美國巡迴演講。當然，他們要跟美國法院申請，法院當然同意，因為你交保之後要移動，那是你的自由。但是當時國民黨政府是極力的反對，還發公文說不可以，你們不可以讓他去做什麼政治性的演講等等，當時候美國的法院還回覆給它們說，在美國主張使用武力的黑豹黨交保後，他們都可以去演講，為什麼黃文雄跟鄭自才不可以？
顯然你可以看到當時國民黨，對於法治這件事情，其實還是非常薄弱的，像似覺得，黃文雄、鄭自才兩人大逆不道，美國應該趕快把他們槍斃。當然也不知道原來交保之後，還可以去演講。
我們找了非常多的文件，真的很荒謬，讓人又好氣又好笑，可以看到當時的統治階層的想法到底是什麼，當然我們也會去找很多當時的那些資料畫面，包括跟美國購買當時的影像等等，這在《那一槍》裡面都會呈現。
李：我覺得《那一槍》這部片子有個很重要的部分是，1970 年 424 刺蔣案發生之後，黃文雄說他和鄭自才的保釋金需要二十萬美金，那時候是非常多的錢，可以買好多豪宅。很感人的是，當時很多台灣在美國的留學生，迅速小額募資，錢不夠，甚至還有人把房子拿出來抵押，湊足保釋金，把黃文雄和鄭自才保釋出來。
後來我們找到一個非常重要的資料，刺蔣案發生當時黃文雄也是台獨聯盟盟員負責台灣島內組織聯繫、鄭自才更是台獨聯盟的執行秘書，當時台獨聯盟成立「黃鄭救援基金」（英文正式名稱：Formosan Civil Liberties Defense Fund，直譯為：捍衛台灣公民自由基金）很多收據都還在，你可以看到留學生就是十塊錢、十塊錢美金這樣子捐。
參與救援之一的台獨聯盟毛清芬女士，把那個募集的基金帳本留下來，包括後來裡面還有忘記交出去的十塊美金，裡面還附有一位留學生寫的紙條說：「這是我第二筆捐的錢。」
除了有工作的人拿出自己的薪水，當時的台灣留學生，有人用部分獎學金，有人省吃儉用把伙食費留下來，一筆一筆小額捐款，去營救黃文雄跟鄭自才，連美國人都很驚訝這股在美台灣人的動能。透過這些文件，你不禁會問，如果黃文雄、鄭自才這麼十惡不赦，大家為什麼這麼努力要把他們救出來？
同一個時間，對照當時台灣國民黨政府，大肆宣傳的版本：這些叛逆、大逆不道、十惡不赦、死不足惜，你就會想問：為什麼對一件事情，有兩個截然不同的態度？
我們試著透過很多不同參考，讓大家自行交叉比對，理解當時發生的事情是什麼，畢竟有些很重要的人都不在、已經過世，因為畢竟也過了 51 年了。
透過這些文件的再現，也能夠讓所有的觀眾能看到，當時在美國的留學生，在美國的那些鄉親他們做了那些事情，為什麼要這樣做，這個部分除了實際的訪問之外，我們也透過這些文件一一的讓大家能夠理解。
李：之前大家都說黃晴美是鄭自才的太太，黃文雄的妹妹，她作為「個人」的角色被忽略了，傳統的女性角色都被當成是一個附屬品。不過，黃文雄一直不斷去告訴大家：「黃晴美其實是刺蔣計畫的重要參與者」。鄭自才也說：「我們最大的力量來自於在背後默默支持的晴美。」
從以前到現在，我們也看到很多女性運動者扮演重要的角色，她們其實都不見了。包括台獨運動也是一樣，女性角色的著墨比較少的。所以，我想說透過這部片子，從黃晴美的那些紀錄，或是同理她的角度，來書寫女性運動者。
李：黃晴美的部分，我們其實也買了很多的資料畫面，因為當時民視的台灣政治檔案他們有拍黃晴美，她那時候剛好回來台灣，因為黃晴美和黃文雄的媽媽當時身體狀況不是很好，她回來照顧媽媽。另一個部分就是，我們也會用動畫來呈現黃晴美，比如說黃晴美在她的很多的文章裡有書寫過 424。
試想，424 當天他哥哥黃文雄打出那一槍時，黃晴美在人群當中，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哥哥被警察壓住，看到自己的先生衝出去，被警察打的頭破血流。然後，她只能像一個木頭人釘在那邊，眼睜睜地看著她的先生跟她的哥哥被抓走。
黃晴美對於當天的狀況，她在自己文字裡面都有書寫，也描述那個事件下的心境。因為她是用文字來敘述，所以，我們就試著用動畫去「再現」當時她為什麼要參與刺蔣案。
李：第一個，美國是一定要去，比如說，你可以想像當時刺蔣案如果沒有發生的另一個可能：如果黃文雄沒有開那一槍，他是台灣第一個留美的社會學博士；如果沒有那一槍，鄭自才也應該在原來工作的建築師事務所，過著非常好的生活。
因此，我們會去重建那個促使他們非行動不可的時代氛圍到底是什麼？我們的鏡頭會回到當時黃文雄讀書居住的地方、鄭自才居住的地方等等，不只美國，歐洲大陸、瑞典、英國都會去。
我們都會按照黃文雄流亡的路線，重新再去走一次，他如何離開美國？到了哪裡？做了那些事情？我們都會一一的都去把它建構出來，然後當然還有一些訪談，因為疫情的關係，本來有些要訪談的人在國外，如果沒有疫情，他們應該去年就回來台灣了。
如果國外的疫苗覆蓋率比較高，我們在台灣打完疫苗之後，就會去這些國家，除了拍攝、建構、重建、再現那些場景之外，我們同時也會去採訪相關的人。
李：我覺得黃文雄是一個非常謹慎的人，他留了很多的資料，他常常拿很多資料、很多的書給馮賢賢和我，就說：「這個你可以看一下！」、「這是我寫的文章，你可以看一下！」等等。我猜黃文雄的想法，「你想要拍我們（黃文雄、鄭自才），那我也要看看你們夠不夠認真」。
基本上我們在做紀錄片，我們會做很多的田野調查，做很多的研究，我們自己以前在當記者的時候也是一樣，我必須要讀完很多的資料，才能夠跟當事者對話。
黃文雄他做這些事情，當然還有一個用意，他想要知道我們看完這些資料後，我們的感覺到底是什麼？我個人覺得，可以透過這些過程，看看我們彼此的頻率到底對不對，也許他做了這些試驗，他才同意、願意讓我們去拍攝。
李：這次比較困難的地方是，在台灣罵蔣介石很容易，坦白說你罵蔣介石，許多人還可能同意。可是你罵蔣經國，不僅不能「罵」，光是「批評」蔣經國就讓許多人受不了了。
這些人通常會在黨國教育下很制式地認為：「你看，台灣的民主，就是蔣經國這樣子親民，才能達到今天。」、「如果不是他，沒有今天的台灣！台灣早就被什麼中國共產黨赤化了」等等。
因此拍攝刺蔣案的《那一槍》時，甚至有些人講說，「一個想要去刺殺一個這麼偉大的人，你們居然還要去拍他的紀錄片？」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樣反對的聲音其實是比我之前拍《并：控制》來得大。
《并：控制》談共產黨，談中國無所不在的控制，的確讓有些親中的人難以接受，但是《那一槍》批評蔣經國，讓某些人更無法接受。
這個反應，就很重要了，不，它反而更重要。因為歷史是透過很多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碎片，讓我們可以更完整看待歷史的發生。試想，蔣介石跟蔣經國他們在台灣統治，真地都沒有值得批評的地方嗎？
有些人會提到，蔣經國的催台青、重用台籍幹部等等，對台灣貢獻很大，的確，他對台灣有沒有貢獻？有貢獻，但是，他對台灣的民主有沒有壓抑？甚至有沒有去做一些錯誤的事情，當然絕對有啊！比如說泰源事件、美麗島大審、林義雄滅門血案等等。
他們在台灣獨裁統治的功過，必須要透過很多文件、很多的歷史爬梳、很多的論述，才能讓大家去理解、評斷。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健康成熟的民主社會，應該都要能夠去容納這些不同的看法，而不是說，蔣經國絕對不能批評。
透過《那一槍》這個影片，會呈現 1960 ─ 1970 年代當時整個國民黨在台灣獨裁統治的樣貌。雖然有很多人沒辦法接受，但是它就是歷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