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024 年 10 月 6 日「民間轉型正義推動─中區共識營」，楊翠以「困境、未竟、前進」來談台灣的轉型正義。
曾經擔任過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主委楊翠，一向以正面與樂觀主義自許的她，苦笑著說，在面對轉型正義推動，她多少也有些創傷。
楊翠聚焦在凝聚共識、領導人的意志、政府層級的內部溝通、建立專業支持體系與熱情等經驗之談。
不過，雖然這是共識營，楊翠劈頭就說：我們今天不用誰來說服誰，我們今天都是共識。就理念而言，我相信是百分百共識。必須要討論的是 know how，我們要怎麼辦，該如何才真的能夠去推動。
楊翠點出目前台灣持續在進行，罪名持續平反、政治檔案持續徵集、白恐記憶持續建構、政治案件當事人與家屬的照顧服務與創傷療癒、校園內外轉型正義教育的各方面推動、白色恐怖歷史與轉型正義課題的傳播、威權象徵、不義遺址、各種相關法案。
不過楊翠並沒有進入細項著墨，反倒是以近年來交流經驗，來談轉型正義。她以 2023/10/05 與「德國聯邦處理東德獨裁政權基金會」執行長卡明斯基（Dr. Anna Kaminsky）率團拜訪史哲文化部長為例。
基金會成員說道，他們了解台灣轉型正義的進程，提出許多建議。如基金會主席梅克（Mr. Markus Meckel）分享，德國也歷經相當多年的時間，才制定出國家層級的不義遺址管理相關辦法，「凝聚共識」仍是最重要的關鍵。
台灣歷經民主化，在台北市中心，仍供奉著蔣介石的獨裁者紀念堂。在與德國轉型正義專家們討論時，他們對如何處理最大威權統治象徵的中正紀念堂，也提供了建議，如透過國際競標的方式，邀請建築師、藝術家提出設計，移除既有銅像，改成類似自由女神的雕像等，或許有機會達成跨黨派的共識。
楊翠也提到「漢娜鄂蘭全球極權主義研究單位」的主任 Prof. Thomas Lindenberger 所提供的建議，他提到，「大眾娛樂媒體」如電影、串流平台、社群媒體扮演轉型正義的重要角色。
另外，楊翠也回憶起 2020 年 10 月，德國聯邦處理東德獨裁政權基金會執行長卡明斯基（Dr. Anna Kaminsky）來訪，楊翠在當年 10/30 與他對談，主題涉及以下五點：
1. 如何與立場相反者溝通，避免用濫情的方式。
2. 如何讓人權教育推廣工作的成效跨出同溫層。認為人權教育推廣應該富含爭議性、論辯性、辯證空間打開想像的空間。
3. 如何回應外在政治社會變遷的挑戰。
4. 學習博物館展示實力及推廣教育途徑之新趨勢、新方法，將納粹集中營變成記憶空間，可見人們對物質可感觸寄予厚望。1990 年代談遺址保存方式，爭議不斷，現在才找到方法，可能因為沒有耐心，想要「馬上」（一年或一任）有感。然而德國，幾十年過去了，目前只做了 1/3。
5. 如何建立專業訓練及支持體系，及提升從業人員之專業能力與維持工作熱情。
這些寶貴意見，不論是國際競標、大眾媒體切入，或是溝通推廣方式，促轉會都有一疊疊的方案資料。但是一般大眾為什麼就是看不到成效？這就是楊翠談到台灣轉型正義推動的「困境」。
「是因為我們沒找到具體方法嗎?比如威權象徵與中正紀念堂，是沒有規劃方案嗎?比如傳播，是不知道要結合『大眾娛樂媒體』，如電影、串流平台、社群媒體嗎?不知道不義遺址如何保存?或是不知道怎麼做轉型正義教育?」楊翠問道。
她稍帶著激動地說「都不是，而是手邊堆疊如山的方案，都用不出去；煮好的飯，無法端出來。」
楊翠回憶道：2019年她和許雪姬、葉虹靈代表國家二級機關促轉會，到韓國去參訪，這是台韓轉型正義官方交流的接觸層次最高的第一次。
他們訪問了韓國國會、韓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CK前委員長、國家人權委員會、行政安全部過去史相關工作支援團、濟州 4.3 和平基金會等等。
楊翠提到，韓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CK，第二任委員長安秉煜，時任韓國學中央研究院院長以這句話開場：「因為是史無前例的工作，所以我相信妳有很多困難。」安秉煜繼續說道：韓國「至今困難都還沒有克服」。
安秉煜「所以我都可以想像你們會遇到哪些困難，但解決這些困難的過程就是你們的業務核心之一。」最後楊翠被問道：「你們領導人的魄力夠嗎？」她頓時語塞。
楊翠直言道：「如果府院高層覺得這件事情卯起來，就是要幹的時候，[…] 如果讓我們能夠放手去做，我楊翠被罵或是我們促轉會的委員會被罵，我們一點都不在意。我們反正已經被罵了。」
楊翠惋惜地說：「白白被罵了，做那麼久，然後又做不到，這不是更虧嗎？」
「就是因為我們［促轉會］是獨立機關，讓我們放手去做，罵就是我們來承擔。在那時候，我意識到是最好時機。我不敢說是唯一時機，但是幾乎是最好時機。」楊翠評論道。
如果最好的時機過了，怎麼辦？還是需要前進。回顧過去的經驗，楊翠認為行政院人轉處最需要做的事─內部溝通。
楊翠提到轉型正義的推動與其深陷挫敗感、無力感、憤怒自己為何沒有做到，倒不如坦承台灣轉型正義是漫長艱困，無法一步到位。
楊翠也鼓勵自己和大家，應該轉化心態，積極看待挫敗，將「挫折、困難都當成是轉型正義的一部分。」
楊翠就她的經驗來看，「國家轉型正義需要做內部溝通，政策的內部溝通才是最艱困的，不可忽略。國防部、退輔會在國會中就直接反對。」
因此她提醒：除了一直生出方案，更重要的是，如何讓方案可以順利端出來。要能夠端出來，持續擴大溝通、協商（內部/外部）不可或缺。就內部溝通而言，她期許行政院人轉處應該積極承擔。
楊翠提到她自己在轉型正義推動上的調整。她說：「如果是以往，我會以理念排序。而現在，我會覺得，應該從政治案件當事人和家屬，從當前的人的需要著手。」
因此，她遺憾地說，她卸任促轉會主委前的一個理想，但經過溝通協商未果。那就是如何尋找固定空間，讓各地方的照顧據點，成為一個可以常存永續的溫暖的與能動的空間。
楊翠與促轉會同仁們初步想像出方案，接洽國產署與退輔會。但都未果。這個空間可以發揮三重意義：
一，讓當事人及家屬有個「家」，可以相互取暖，彼此撫慰，凝聚力量。
二，可以舉辦內部活動，成為一個內部聚合，記憶重新銘刻的場所，也利於據點工作者推展工作；
三，成為舉辦轉型正義活動的空間據點，慢慢長出如人權館的志工的團隊，成為一個新空間，在地建構白恐記憶，在地傳播轉型正義。
楊翠引用作家李喬常常說的一句話「認識悲觀，才能超越悲觀」。
楊翠衍伸道：「人生是悲觀的，人生本來就沒有希望、空白在那裡，沒有希望。你需要行動，才有希望，然後，你要認識悲觀，才能超越悲觀。認識我們的困境，我們才有前進的道路。」
這是在蔡英文完全執政的最後一年，民間倡議推動，並由人權運動家陳菊院長積極奔走，所成立國定記憶日。
519白色恐怖記憶日的成立，是希望讓台灣人世世代代能深刻了解並銘記長達43年國民黨極權統治的「白色恐怖時期」（1949－1992），曾造成多少台灣人家庭的不幸與苦難；同時，也不能忘記白色恐怖亦是台灣人民反抗獨裁、爭取民主自由的奮鬥史。
原來「519 白色恐怖記憶日」籌備小組，為了繼續推動「歷史記憶的傳承與民間轉型正義」相關事務，改組為任務型導向的「519行動組合」，並由「新台灣和平基金會」承擔行政支援，共同推動轉型正義工程。這樣的社會集結，不止於 519 記憶日的成立，並藉此契機，期許自身的任務：
一、串連並集結長期關注轉型正義的社團與個人積更大的社會能量，繼續推進下一階段的轉型正義。
二、督促政府化被動為主動，積極與民間力量做更有效的合作，落實歷史記憶傳承與轉型正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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