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 2020 邁入 2021，使用電子圍籬從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地點擴張至公共場所，對象延伸至自主健康管理者，這一年來，人民習慣於出入各類場館的實名制，出於對「防疫」目的之信任，台灣人權促進會對此表示，我們顯少質問：這些措施是必要的嗎？是最小侵害嗎？保護措施夠嗎？以及，政府是否提供足夠的資訊供人民監督？
台灣人權促進會針對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所採取的數位防疫措施，申請政府資訊公開，並透過疫情指揮中心所回覆的資料中，指出目前的數位防疫措施有三大問題。
首先，電子圍籬使用的法律依據為傳染病防治法第 48 條及第 58 條，然而條文並未授權政府取用隔離及檢疫者手機門號，用於追蹤位置。上述條文僅規定政府可對入出境人員及接觸者實施檢疫或隔離，未進一步授權政府其他權力。確認居家隔離及檢疫者不外出的方式並非只有「電子監控」，當政府「借用」承載人民生活諸多私人資訊的手機門號，藉此追蹤位置，需考量現行法律是否授權明確，以及保護措施是否足夠。
另一方面，政府請電信業者協助執行電子圍籬的法律依據為個資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4 款。條文指出，業者在「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和「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的條件下，可以將個資做目的外利用。雖然依照字面解讀，防疫目的可能確實為公共利益，然而個資法僅是一般性規定，並未就調取個資訂下保護措施。
以現行刑事偵查單位向電信業者調取用戶個資為例，需要遵守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該法明確列出案類限制、法官或檢察官審查、事後通知當事人、公開統計義務及監察機關等保護措施。防疫目的雖非刑事偵查，然而牽涉追蹤人數龐大，理應訂下保護規範，設下隱私保護的安全閥。
針對電子圍籬與健保卡查詢特定職業及出入境資料的退場機制，指揮中心表示「視疫情防治需求，評估決定」。此種沒有時限，亦缺乏客觀指標的退場機制，如國王的新衣，沒有實質保障。可行的做法為，預先設下檢討時程，每隔一段時間變檢視防疫措施之成效及必要性，定期評估退場進度。
可惜的是，目前公開文件顯示指揮中心並未採取明確的退場機制。
專家會議紀錄與簽到單能幫助民間瞭解，有哪些人參與防疫措施的決策，以及這些人基於哪些原因達成共識，最終推行特定防疫措施。然而指揮中心卻以上述文件為「政府機關做成意思決定前，內部單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為由，拒絕公開。缺乏會議記錄，人民無法得知政策製成的因素，僅憑記者會布達，無法達成民主社會講求的施政透明。
針對天網以及電子圍籬，台權會也進一步說明，政府於公共場所使用電子圍籬，以手機基地台定位資訊，追蹤居家隔離檢疫、自主健康管理者。除此之外，購買演唱會門票填寫的身分證字號、手機號碼，以及入場掃身分證條碼或拍攝身分證，也是業者配合政府，使政府迅速找出自主健康管理者場內位置的手段。
至於媒體報導中，更有警界人士指出天網為既存系統，過去已在集會遊行、選舉等場合使用。目前指揮中心僅事後說明電子圍籬 2.0 的流程與 28 天資料保存期。但與警政之資料串連、合作模式、法律依據，以及向業者調取用戶個資的項目，乃至不同監控手段交織的使用限制與範圍均不明確。單就跨年期間採取的措施討論，便存在下列問題：
根據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內容僅提及「應盡量避免出入公共場所」，並未禁止當事人前往。再者，根據衛福部粉專，自主健康管理的法律依據為傳染病防治法第36條。然而該條文並未授權政府限制人身自由或介入隱私，更未列出名為「自主健康管理」的防疫措施。若指揮中心恣意解釋條文，並擴大對「自主健康管理者」的基本權限制，將是對民主法治社會的重大侵害。
防疫使用的電子監控，早已不是單一技術、單一措施，而是在場館實名制上，布上一層又一層難以察覺的監控。手機、身分證儼然成為監控標配，即便未攜帶，警方也能使用 M-Police 掃臉辨別身份，查看是否為隔離檢疫者。缺乏明確法律依據、保護措施、退場機制的情況下，人民如何確認這種複合性措施符合最小侵害原則？符合比例原則？甚至人民也不清楚，天網式監控在過去是否被警方秘密使用，未來是否將常態化出現在公共場所？
台北市跨年晚會實名制，採取使用實名app台北通可快速通關的策略。自願下載app可能留下更多個資。App Store中的台北通的隱私權政策，僅能連結至北市府資訊局的網站隱私權政策。Google Play顯示的權限中，台北通可取得GPS定位資訊、聯絡人、相片、相機、wi-fi連線、裝置ID與通話資訊等權限。哪些單位可得知該App取得之資料？以及利用範圍確切為何？市政府尚須提供更多資料供人民檢視。
台權會最後表示，隱私為民主社會健全發展的前提。人民不知曉隱私遭侵害，便沒有救濟的可能。政府為防疫目的使用介入隱私的手段，應充分公開政府資訊並完善法律保障。生活需要避免病毒侵襲，同時也要防止不斷變形、升級的監控蠕蟲。
聲明稿全文：【聲明】從電子圍籬到天網：防疫電子監控給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