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台灣和平基金會 16 日舉行「記憶白色恐怖──從《殘骸書》談起」講座，邀請作家、國家人權博物館首位駐館藝術家陳列發表專題演講，由王美琇董事長擔任主持。
新台灣和平基金會董事長王美琇指出，轉型正義為基金會關注的重要理念，於是今年規畫了《然後呢？算了嗎？轉型正義的未竟之業》系列講座，本場很榮幸邀請到陳列來談他的新書《殘骸書》。
王美琇表示，近期常常在思考為什麼年輕人會支持柯文哲。經歷過威權統治的世代，清楚當時國民黨就是政府和國家的同義詞，直到現在他們都還沒有悔改、道歉；而現在的年輕人一睜開眼睛就呼吸著自由民主的空氣，加上台灣的轉型正義做得不夠徹底的緣故，像柯文哲這樣百分百的投機政客，便趁機喊出了「藍綠一樣爛，支持民眾黨」的口號。
王美琇說，台灣在二戰後發生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影響的不只是政治受難者和他們的家屬，連帶整個社會都被噤聲、遭受創傷。陳列 26 歲在學校教書時批評蔣介石，發表對「反攻大陸」的看法，因而遭受國家暴力，突如其來的被奪走青春，失去對人最純真的信任。
王美琇表示，轉型正義的工程，不可能寄望國民黨，民進黨也沒有妥善處理，導致社會的傷口持續潰爛。感謝陳列寫了《殘骸書》，推薦台灣人買來看，再次凝視歷史傷口、形塑集體記憶。「我相信歷史會給人力量，悲痛的力量使我們知道自己是誰。」
陳列，本名陳瑞麟，1946 年生於嘉義農村，曾任國中教師兩年，後因政治事件繫獄四年八個月。出獄後，以〈無怨〉獲第三屆時報文學獎散文獎首獎，隔年再以〈地上歲月〉獲第四屆散文獎首獎。1991 年以《永遠的山》獲第十四屆時報文學獎推薦獎，成為自然書寫的經典作品之一。在參與政治活動約十年之後，回歸文學專事寫作。2014 年獲頒第一屆聯合報文學大獎。目前定居花蓮。
陳列首先說明，白色恐怖從 1949 年 5 月開始，至 1992 年刑法 100 條修正大約 40 年的時間內，總共逮捕、槍殺了一萬到兩萬名的政治受難者。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在去年熄燈前，公布的人數是 22,028 人，包括 2,000 至 3,000 名一清專案的流氓，因此數量是不正確的，他主張必須扣除。
陳列以一張 1968 年前後的偵訊地點照片，述說白色恐佈時期對政治犯逮捕和偵訊的過程。他認為，位於新店的安康接待室，是目前保留非常好的偵訊空間，過去政府會軟硬兼施，包括使用野蠻的拷問、酷刑等手段，來取得政治犯的自白書，上面記載著犯了什麼罪、如何對國家不忠。
接著，陳列開始描述審訊以及判決的階段，早期主要地點就位在青島東路的保安司令部軍法處（今喜來登飯店），以及 1968 年以後的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今國家人權博物館）。除了這兩個地點外，國民黨還曾運用電影院，充當審訊以及判決的場所。
陳列說，白色恐佈與二二八不同，是有制度的，按照法律以及程序去審判你、槍斃你。政治受難者被定讞當天，如果被宣判為死刑，往往就會在很短的時間內執行，其它沒被判死的也會很快去服刑。
陳列表示，當年主要服刑的地方在綠島東北角，1951 年至 1970 年為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新生訓導處，1972 年至 1987 年在綠洲山莊（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其他還有台東泰源監獄、專門關政治犯的安坑軍人監獄、負責感化的生產教育實驗所（土城），保密局還曾徵用私人房子「天牢」（桃園徐厝）。
陳列講述自己坐牢的經過，他曾被抓走兩次，被判七年，僅因在課堂上批評政府反攻大陸沒什麼希望。出獄後開始以此為經驗寫成作品，1980 年發表<無怨>，當時還沒解嚴，又時逢美麗島大審，所以很多事情並沒有明寫，這篇文章是在很小的定點內自言自語，思索一個人失去自由時，如何保持自我的完整，不被打敗。
兩萬字的<歧路>和<藏身>則是他與自己對話，回顧一路走來的迷惘與孤獨，後來這兩篇收錄在 2013 年的《躊躇之歌》。敘述當年住在佛寺被抓，出獄後找工作，感受社會上茫茫人海、苦悶浮沉的過程，並一路寫到中壢事件隔天，其中也側寫 1977 年的鄉土文學論戰。
陳列表示，《殘骸書》則是他要和社會對話的作品，源起是到了綠島人權紀念園區受到的震撼。他想為這段歷史、想為曾受難的人說一些話，他們的存在難道就這樣被抹消嗎？一群熱血青年在各領域正要萌芽，突然遭到遏止，他想理解他們的生命。
十五年間大約兩千人被迫在這裡的日子好像不曾有過一樣。不是塵埃落定，而是成為一片空白，或更有如原本就是一片空白，無傷無痕。好像所有的一切，過去就過去了。好像不曾有過這麼一回事。也好像不曾有過這些人；他們的存在無足輕重，毫無意義。
陳列說，很多認識是後來的，他對不義遺址其實是陌生的，因為都在押房內，四周環境什麼樣子，都沒有概念。多年後他在園區裡行走，找尋自己可以進入的角度，經歷很長的時間，甚至想要放棄，直到殘骸的意義浮現。
陳列自述，「我是一個回看的人，對於被關的記憶幾乎沒有，只對第一天印象深刻，其他都是模糊的。我不是在寫回憶，而是作為一個當事者回到過去的環境，如何重新觀看，並去詮釋它。很多時刻我像是一個第三者，在歷史的知識、眾多口述記錄中，去思考這一切如何影響一個人，人如何承受與面對。」
陳列回去探看年輕時的自己，書中沒有特別描述牢房的樣子，因他不想著墨在空間細節，而是想知道自己怎麼在這四坪押房內，和同房的五六人一起活下來。 「最辛苦的是，不能隨便說話，連可以自由講話的環境，都要顧慮身邊的人。」這是對人性很大的扭曲，是極大的創傷。
陳列回想，當年他上法庭時有三個主要記憶。
第一個印象深刻的，是書記官竟然在打瞌睡，而且打了好幾次，當下他覺得慘了，在這樣的情況下，「這群人根本不在乎你看到他在打嗑睡，他不是要追求正義、是非。」
第二個記憶是針對法庭，他記得後面有小門，法官和書記官都是從那邊走進來，「很神奇，像是多拉 A 夢的門，我當時就在想，為什麼這些人可以用輕忽態度對待我們，整個權力的運作，直到現在我都還很困惑，轉型正義到現在，我都還找不到答案。這些人究竟是如何決定刑期，到底是你們可以做主，還是聽命行事？」
第三個是在法庭外面的板凳，當時有人跟他說，太累了你坐在這休息一下，「我就躺下，看到法庭對面有樹、有建築物，這是我對這個社會最後的印象、關係、留念。」
陳列表示，在不同時期，政治受難者們的立場會不同，像是五零年代以地下黨為主，和六零、七零的年代不同，如果避談地下共產黨，這是不對的。立場改變是有原因的，讓歷史學者處理，像他是文學創作者， 寫出很多不同性質的人，不為特定的人寫。我們對他們追求理想表示懷念，對他們的創傷同情、共感。
陳列說，他寫了押房，回憶年輕 26 歲的陳列是怎麼活的。「很多年前，曹欽榮帶我回來，那是我第一次回到曾經被關押的地方。這裡 4 坪住了 6 人，當時沒有防止被關押者撞牆的海棉。曹欽榮問我，在這要怎麼洗衣服、曬衣服，我愣住了，我想不起來。」他認為，消失的記憶牽涉到一個創傷、污辱、羞恥和委屈，怎麼洗衣服這種日常記憶，進不到他的意識裡，成為機械式行為。
當年的成大共產黨案，有 19 人比陳列早兩個月被抓，這些才二十多歲的青年，只是對事情想法不同就被逮捕，也承認自己當時想法幼稚，「這個國家怎麼回事，為什麼可以決定他們就這樣死去？」
陳列沒有被刑求，但聽了太多相關的事蹟，像陳欽生就被刑求的很慘，其他像是針對女生的部分每次聽聞也都撕心裂肺。「一個國家怎麼會對自己的人民這樣？」他說，國家機器，一個統治階級，透過法律、監獄、法庭、武力，非常具體呈現出來，彷彿在說關在這裡很安全，但是你要任我宰割。
陳列引用傅柯的《規訓與懲罰》的理論，指出監獄雖然是一個行政管理機構，但同時也是一個改造思想的機器，「通過他們被迫從事的日常勞動，改造他的身體和他的習慣，通過在精神上的監督，改造他的精神和意志。」
陳列說，新生訓導處的管理者把漫長的一天分割成若干可精確掌握的時間區塊，每一天的起始和結束，以及期間的每一個小時，甚至每半小時，都被嚴厲決定了，是一種全面的規訓。政治受難者陳孟和就曾說「每天二十四小時裡，講每一句話都要考慮，絕對不會隨便說話；連可以自由講話的環境，都要顧慮身邊的人。」
陳孟和當年被判 15 年，由於讀過美術系，很懂照相，被派公差到外面照相，因而留下了許多珍貴的史料。陳列閱讀這些留存下來的油畫、 舊照片、模型圖，以及口述歷史，「我不是在寫歷史，而是在看完這些資料，也引用像是傅柯的理論後，希望能以文學作為集體記憶的媒介，突破轉型正義的困境，和大眾對話，讓大家把心放軟，去理解那個時代，回到做為一個人的同感。」
陳列引用卡謬的說法，表示「藝術在兩道深淵中前進：一是耽溺於形式美學的輕薄遊戲，一是服從於頑固理念的宣傳廣告。寫實文學不可以變成宣傳和訓令式的東西。文學藝術是辯護者，而不是裁判者。」
陳列認為，文學是除紀念碑、歷史書、儀式之外，記憶文化的一種媒介。它是集體記憶的一種表現形式。文學作品可以滿足兩個基本功能：記憶形成和記憶反思。借助對現實和過去的敘述，文學文本積極地參與記憶文化的形成。
最後，陳列說出了他對當前轉型正義一個最簡單、也最深刻的訴求，「停止對我們這群人的二次傷害，就是要解決中正紀念堂的問題」，他始終不能理解，一個剝奪無數人生命與青春、摧毀這麼多家庭的獨裁者，憑什麼到了現在仍然在首都要津，接受眾人的朝拜與香火奉祀。
陳列表示，至今他都沒有踏進「中正紀念堂」一步，他認為只要中正廟還存在的一天，就是不斷在凌遲政治受難者們。有時候他搭捷運時需要轉車，依然還是會看到站名及聽到廣播。
或許對很多人而言，那是個舊時代的圖騰與記憶，然而對陳列這樣一個溫和卻飽受傷痕摧殘的人來說，只要中正仍被紀念，都是心裡永遠難以平和的羞辱。陳列表示，未來如果要上街抗議中正紀念堂，他會跟大家一起。
參考資料：
2023/09/06 新台灣和平基金會 記憶白色恐怖──從《殘骸書》談起
新聞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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