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智庫國家亞洲研究中心（NBR）負責美台、美中以及兩岸關係研究的梅麗莎．紐康（Melissa Newcomb）於七月為《外交家》雜誌撰文，指出台灣對抗武漢肺炎的經驗，證明「數位民主」是可行的，中國自我推銷的那套「數位威權」並非人類對抗致命傳染病的唯一解答。
武漢肺炎自 2019 年底開始肆虐全球，老牌民主政體諸如歐洲與美國應接不暇，在疫苗未上市之前，感染與死亡人數一度居高不下；與此相較，中國似乎很快的就透過數位監控與強制封城成功「控制」了疫情。當然，中國疫情造成的感染與人命損失究竟是否真的如帳面上那樣低，就跟北韓究竟是否真的沒有任何疫情一樣，沒有民主社會的監督而不可考。但中國趁機大肆宣傳自己不是「世界的禍星」，而是「世界的楷模」，並且指稱西方民主國家「沒有魄力」抵抗傳染病，則是明顯的事實。
這引發了民主國家人士的焦慮，而產生了兩種完全相反的論述：一種是宿命論的認定絕對無法兼顧人權與防疫，因此若有任何具有強制性的行政規定（譬如強制室內戴口罩、調查感染者移動軌跡）就當成「人權遭到侵害」、「淪為準威權國家」的徵象，馬上先反對再說。另一種則是認為應該「向中國看齊」，希望國家的政治力無限擴張，鐵腕封城、把感染者送進方艙醫院。
在這兩種同樣悲觀又沒有實際效益的看法中，混雜著一種雜音：「我們西方人本來就無法像亞洲人那樣願意為了群體而限制自我，這不是我們的文化。」持有這樣觀點的論者未必了解亞洲人也有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不同對人權侵害的容忍程度，說亞洲人「都」屬於群體主義者，西方人「都」看重個人主義，顯示了對於世界現實的印象流於刻版且過於無知。
台灣在世界疫情爆發第一年的防疫成績，無法嵌入以上關於「民主失效」與「威權有效」的任何一種論述框架之中，因此有人評論說，台灣的成功防疫是用「亞洲人文化中自願犧牲民主與人權的特性」換來的，因此不可能在任何西方民主國家複製。他們用這種說詞，來逃避自己在疫情期間的社會責任，也逃避自己本來可能有機會避免事態如此焦灼的事實。
台灣第一年對疫情的防堵成功，就我個人的觀察，雖然表面上得到了國際的讚譽，但讚譽中或多或少帶著「東方主義奇觀」的意味。西方國家報導台灣的防疫成績，很多時候只是當成「西方人無法複製」的「奇怪亞洲小國」軼事來報導。更有甚者，有些時候西方媒體報導台灣只是拿來為難他們自己的政府辦事不力。正因世界主流國家欠缺對台灣的真實認識，台灣防疫出現破口，進入三級警戒時，他們也只是很隨便地找了幾個在野黨人馬，諸如邱淑媞之流，用「輕忽隨便」、「掉以輕心」來總結這個成功故事的結束。
但台灣不只是個故事，她是兩千三百萬人民的家，她是我們追求民主、人權與主權獨立唯一的立足點。我們不是別人晚餐時間的一則新聞，我們不是專門給大國拿來勵志的神奇小國，我們可能確實無法長期抵擋武漢肺炎病毒的入侵，但我們也沒有失敗，我們爭取了研發疫苗的時間、我們生產了足以應對的口罩，接著我們在三個月內不靠封城而壓制了疫情。
批評西方國家與其媒體對台灣的認識過於淺薄，其實也不全然公平。因為從每天起舞的政治人物與媒體，就可以知道台灣人自己也未必了解自己。台灣人喜歡出口轉內銷的西方媒體報導，喜歡以為自己是個勵志的小故事，但問題是凡故事都有結局，問題是時間點切在哪裡。
在梅麗莎．紐康的文章中，她強調了唐鳳政委的角色與開放政府計畫（Open Government National Action Plan）的數位公民參與理念，並且也介紹了台灣民主實驗室（Doublethink Lab）的作用。確實，我們能夠分配到口罩、預約到疫苗、近乎無痛的進行數位實聯制，都得力於台灣極為蓬勃且發達的數位公民社群，而且政府具有開放的心態，能夠理解並採用這些優秀的作法。
但台灣的經驗能否稱為「數位民主」的模範，並且成為一個更大的敘事架構，讓其他民主國家政府有勇氣跟智慧去抵制中國自吹自擂的數位獨裁呢？其實台灣恆常存活於危險之中，我好奇如果沒有如此大的敵國危險，是否我們能夠締造現在的防疫成績。而持續有人否認我們之所以能夠損害相對輕微是因為拒絕相信中國，則更增添我的擔憂。
無論台灣是或者不是數位民主的模範，其實並不重要，因為旅程擺在前方，故事並未寫到結局。如果，我們能改變其他國家的故事歷程，往好的方向前進，當然是再好不過。但不要把我們自己當成一個已經收尾的故事，才是最重要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