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一女國文老師區桂芝選在大選投票前一個月做政治發言，當然有其目的。據報導，她怒轟「108 年課綱去中國化，大量刪減文言文，並稱課綱刪掉顧炎武的〈廉恥〉，學生不再有機會思考為什麼『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所以這是個『無恥』的課綱！」區區一段話，不知重點在哪兒？
她的論述完全是跳躍式的，前言與後語間沒有邏輯的必然性，也就是說，這段話無邏輯、無辯證，一堆不能呼應的囈語；國文老師至少也該讀讀殷海光《邏輯新引》之類的入門書，免得鬧笑話。
區桂芝挑出其中「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一句話，主要是厚訾「無恥的課綱」而已。問題是，她所提的「廉恥」云云與現代社會強調的「公民道德」有十萬八千里的距離，拿明嘉靖所用的「牙尺」來套學生認知的「公尺」，而且還要學生非死背〈廉恥〉不可，顯現的是她自己還活在前現代。
顧炎武為什麼說「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先要了解「士大夫」是什麼。古史大家顧頡剛解釋過「士」的起源，說「士為低級的貴族」，是「武士」，就是後世所說的禁衛軍，「文士」是從「武士」蛻變而來，（見氏著，〈武士與文士的蛻化〉）余英時認為此說差不多已成定論。
古代中國人一般說的「士」，就是「讀書人」、「士大夫」的通稱，現在已沒有「士大夫」存在的空間。為了勉強保留「士」的用語，學者們創造性轉化一下，用西方「知識分子」來替代過去的「士大夫」。現代人只知有「知識分子」不知「士大夫」是什麼東東。
第二個問題來了，什麼時候「士大夫」的位階可以提升到「國」的地位？以我淺薄的歷史知識，顧炎武恐是首次提出這個說法的第一人。顧炎武的〈廉恥〉必須要放在特定的語境才能成立，否則會弄混顧炎武〈廉恥〉的真正意圖與理念。
顧炎武是亡國之人，滿清入關，顧炎武糾合志士起義，兵敗後倖而脫身，他的母親絕食二十七日而死，遺命就是不許他當滿州的官。其實在做不做滿州官之前，橫在明亡後「士大夫」眼前的第一大難題是生死的抉擇，也就是「殉節」與「苟生」之間的鬥爭；當時「士大夫」各有取捨，死節的人很多，但投降仕清的也不少。
顧炎武認為死不是國亡之後唯一的道路，如人人都赴死，不啻是把漢人天下白白拱手讓給滿洲人了 。
顧炎武明確表示「逃亡勝於死亡」（「亡愈於死」），他要留下有用之身，以學問濟世、復國。不死，是有目的的，不死可以但絕不能受滿州人攏絡，他極鄙視那些降清者，他把「士大夫」抬高到「國」的高度，「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就是不齒那些沒有氣節、靦顏事敵賣身投靠的那批「士大夫」。
他的針砭是有特定對象，不是泛泛的談「廉恥」，他的〈廉恥〉要放在明末清初的時代脈絡中才有意義，他強調「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就是明證。所以把顧炎武的格言，隨便挪用，再拿來政治利用，只曝露自己的無知無識。
康熙十七年開博學鴻儒科，京都闊人個個要爭取他，顧炎武令門生宣告，再逼我就去死。後來又徵召他，他寧死不去。在〈廉恥〉中他拈出一生的志業：「行己有恥，博學於文」，前者就是躬行「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後者就是用學問救亡圖存，國雖亡天下不可亡。
這種深刻、悲痛的座右銘，不是庸俗的口號，不是教訓人的用語，顧炎武的〈廉恥〉不容如此濫用，顧炎武的椎心瀝血也不容如此的消費。
這位區桂芝一面以「廉恥」論政，一面應命接受最不知廉恥的中國媒體談她的廉恥。中共是流氓政權，考古學家李濟在中共建政前就如此抨擊過，余英時在中共建政五十年後同樣如此批評。中國官媒豈敢談廉恥？不過是借區桂芝的刀殺民進黨的「去中國」，區桂芝不就是「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的證明！
〈北一女國文老師區桂芝的「廉恥」〉本來不想寫，因為沒有道理幫一位國文老師補國文課。後來看到許多反駁文字，只在她的說法上打轉，沒有進入問題；等到這位國文老師大辣辣地接受中國媒體訪，油然生「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憤慨，擱下手上的工作，草成此文。
為了證成我的說法，執筆前重新檢視讀過有關顧炎武的論著，從梁啟超到錢穆還有近人如傅衣凌、謝國楨以及寫「明季士大夫抉擇」的何冠彪等人的書，而梁、錢的學術史討論顧炎武都沒有把「行己有恥」、「博學於文」聯在一起同觀。
我也再次讀了顧著《日知錄》，尤其卷十七，其中有多則強調「節義」，確認我的看法可以成立，遂寫此文。最近為了看明初恐怖統治，拿出《吳晗論明史》，這是他死後編定的論文集。我年輕時喜讀明史，就是受吳晗影響。
吳晗是歷史大家，談史實較不涉及思想方面；這本論文集五、六百頁，末篇是談顧炎武，是我過去沒有讀過的。因為寫了顧炎武的「廉恥」，順便拜讀一過，末段他提到說：顧炎武主張為人要「行己有恥」，有恥就是「有氣節、有骨頭」云云，正與我的論點相合；可惜當時沒引用，補寫於此，以就正於方家。（金恒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