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Franz Kafka），一個布拉格猶太人，受聘於保險公司擔任副主管職。日後以作家身分，在身後聞名於世的他，活了 40 年又 11 個月，在異國他鄉度過約 45 天，見過三次大海：北海、波羅的海與亞得里亞海，並見證過一次世界大戰。1914 年 8 月 2 日的日記中，卡夫卡寫下「德國已向俄國宣戰，下午游泳學校」，一種典型卡夫卡式的方式，紀錄了歐洲的劇變。
一如他筆下的所有主角，Ｋ，卡夫卡的人際關係極為疏離，交友圈相當封閉，直到三十歲仍與父母家人同住。他曾在信中自承，與這些血緣最親密的人，他「卻感到比陌生人還陌生」，每天與母親說的話不到二十句，與父親的交流則僅止於每天一句的例行問候。然而，與刻板印象以及自述不同，卡夫卡的感情生活並不算貧乏，他曾與兩名女性訂婚三次，可能與四名女性有過浪漫體驗，可知的出入風月場所次數五次以上，並曾與愛人同居六個月。
「單身漢」是卡夫卡根本的生命境況，同樣也是他筆下幾乎所有主角的人設。「單身」意味著生命的停滯，「由於沒有家庭隨著自己成長，有著年紀並未改變的感覺」，單身漢因此無法依循其他的常態人生過活，只能「根據記憶中的一、兩個單身漢來形塑自己的外表和舉止」。單身無疑為卡夫卡帶來一種生命的脆弱感，一種生命更容易受到擊打的自我意識，單身漢可以依然帶著一副肉身與腦袋活著，卻也「因此也有一個額頭，可以用力拍下去」。
然而，卡夫卡對單身所表露的情緒，與其說是怨懟，更確切來說是不解。卡夫卡筆下的小說都帶有自傳的意味，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失蹤的人》（Der Verschollene）（後來被其摯友出於商業考量將標題改成《美國 Amerika》）寫了一個離開原生家庭，來到新大陸打拼的角色。看起來是一個典型 19 世紀教養小說的題材，然而主角在踏入被迫適應與充滿屈辱的現實後，卻從沒辦法完成任何一段平常人最終都能妥協的社會和解，而是反覆在起始階段就徹底敗下陣來。
卡夫卡沒有藉著他的角色向世人，甚至是向自我傾訴不甘，而是帶著某種諷刺，描述了一種對生命無辜狀態的不解。
卡夫卡式的主角總是帶著煩躁，懷抱著以為一切可以得到解釋的天真意願，迎頭撞向謎一般的現實，可是，他們的努力卻未能在實際上改變處境，人們可以累積經驗與教訓，卻遠遠沒有能力反省、改變與駕馭必然失控的生命。日後卡夫卡式的生命總在某種體制中不知所措，而龐然的體制對他的回敬是突如其來的暴力。《失蹤的人》這麼描寫主角初見自由女神，「女神持劍的手臂像是猝然伸向天空，身軀周圍吹拂著陣陣清風」，自由女神的火矩看來不是對新生命的許諾，而是暴力的象徵，而也像他對世界大戰的記述，卡夫卡一直不懈的把突然變故的徵兆，與生命一種無關緊要的閒適並置。
卡夫卡的書寫從來不是堅毅的自我救贖，彷彿將抱怨與不滿填進文字當中，就可以重新奪回生命的主導，對單身的書寫，從來不是對生命異常的怨懟，而是嘗試描繪一種常態生命的極端形式。遁入婚姻過上正常生活的人們並不因此就能免於暴力意外的擊打，對於那些為人丈夫的生命，卡夫卡表明即便「能夠企及，也無法忍受」。卡夫卡對生命常態性的單調反覆無比敏銳，他說千篇一律的生活就像學生時代的罰寫處罰，「能忍受多少遍就多少遍」，周而復始的生活可以讓一群承受痛苦的人彼此取暖，但是，「安慰別人的人在思想上並沒有超越被安慰的人」。
畢竟，生命就其本身是無法忍受的。卡夫卡在身後的筆記本中寫下這樣一則關於孩子遊戲的寓言，這個遊戲可以選擇作國王還是信使，而孩子好動的天性讓他們搶當信使，不停奔跑穿梭，由於沒有人要扮演國王，他們所呼喊的訊息也就失去意義，孩子們「很想結束這悲慘的生活，可是又不敢，因為他們受到職業誓言的約束」。熟悉卡夫卡宇宙的人們，對於這類無意義的場景想必都不會陌生。
卡夫卡終生都以一種天真甚至近乎笨拙的方式，懷抱著對命運與人際的不解，來忍受生命所加諸的強力。文學是他求解的力量，「我唯一擁有的東西就是某些力量，它讓我以一種在正常狀態下根本無法感知的深度潛心於文學」。
卡夫卡書寫的姿態是弱勢的，神經質的擔憂失去在書寫與生活之間艱難平衡的力量，卡夫卡始終有著被迫倖存的直覺，他的角色之所以總是手腳肢體之所以動個不同，不是因為活生生活著，而是一旦停擺，機械般的命運就會將人徹底碾碎。然而，文學所具有的未知深度「力量」，並不在於抒解困境，重新安放生命，卡夫卡式的文學依然是對生命的救贖，卻是以倖存為條件。
甚至於是可疑的倖存，承載生命的身體總是在卡夫卡書寫的結局中，以一種奇特的樣態，不知生與死的方式倖存。
《判決》（Das Urteil）被嚴父判決溺死的兒子搖晃著雙手墜入河中，小說以「此刻，橋上的車輛依舊川流不息」冷靜的旁觀口吻做結，寫作者的生命之所以倖存，是以角色身體的棄置為條件；《鐵桶騎士》（Der Kübelreiter）的結局是「我飛升到冰山地帶，並永遠消失」，迫切需要取暖，有其生理需求的身體似乎消失了，旁觀的書寫才能以倖存的姿態為故事做結。
卡夫卡的姿態呼之欲出：只有棄置我身，至少是象徵性的拋棄身體，書寫的聲音，文學的力量，才能以純粹的書面文字形式出現，生命不再是現實、生理身體所承載的形式，而是在對不可能場景的書寫中，從身體分離出來，透過文學的力量，重新構造出來的生命形式。卡夫卡在《在流放地》（In der Strafkolonie）中不再賣弄玄虛，人在生命終於因為行刑機器的毀壞而倖存，但被刻下有罪判決的身體仍是被棄置了，一併失去效力的，自然還有對生命的無理裁決。
卡夫卡筆下的許多作品，都具有一種表面上對身體的強力毀棄，而生命會在棄置中倖存。
若生命無法忍受的無意義空轉，若生命能夠透過倖存忍受，就自然要求一種置身於生命之外的技藝，一種精確的感知技術，一種能夠將這個無意義的世界重新虛構的能力，正如卡夫卡後來在〈地洞〉所表現的姿態。弱勢的姿態也是機警的在致死的命運面前自制，因為一旦失控，字詞就會成為一種混亂的吶喊。卡夫卡很少在書寫中失態，即便是日記，他也厭惡無從自制的呻吟，一如厭惡官僚文件上的文字。
書寫只能是為了倖存，「無論如何我都會寫作，非寫不可，這是我為了自保的奮鬥」，但書寫同樣是對身體的無盡耗費，「當身體組織明白寫作是我本性中最有產能的方向，一切都會往那裡湧去，讓其他能力停擺」，書寫的姿態如此弱勢，以致於「全部的力量如此微弱，集中起來就只能勉強用來寫作」。
文學，卡夫卡式的文學，所見證的是身體的棄置與生命的倖存之間的奇妙翻轉。起先，卡夫卡只能以一種對速度的遲鈍對此有所感悟，「我的生命是降生前的躊躇」，這種猶疑的慢速，對單身漢之身體的停滯體感，終於在全神投入寫作後，在棄置身體後，通過加速來到最後，生命倖存的結局。
1922 年後，在卡夫卡身體依舊倖存的生命最後兩年，卡夫卡在日記中提到了「追趕」，這是世界對於人，「可能會導致發瘋，似乎是最必然結局」的追趕。在卡夫卡問出「那麼我將去到何處」的問題時，「追趕」一瞬之間調換了方向，不再是由上而下壓迫生命的追趕，而是人類由下而上「朝著塵世最後邊界的衝擊」，「整個文學就是朝著邊界的衝擊」。
於是，無盡、未竟與無能前進的書寫，最終神奇翻轉了倖存。此即班雅明所說，卡夫卡「自己創造寓言」的才能。
此後，卡夫卡找到了體驗幸福的能力。他身後面世的〈地洞〉（Der Bau）描述了調轉了方向，重新向著邊界而去的生命，「為自己尋找一個恰當的藏身之處，然後日以繼夜暗中觀察我房子的入口處：這次是從外面」，卡夫卡很清楚這虛構是如何看起來不可理喻，但「卻給我帶來無法言說的喜悅」，而承載生命的身體也終於不再徒勞的擺動手腳，能夠「沉沉睡去」。
終於，作為書寫者的卡夫卡，在同樣弱勢的旁觀姿態中，不再費事敘述，不再描繪他人的生命輪廓，堅守地洞的動物固然可以體驗身體的安全，而只有藏身地洞之外，窺視著門、入口、無從分別的近與遠的卡夫卡，才碰觸的到，那份所謂「無法言說的喜悅」。
「我最好的作品都是建立在能夠心滿意足死去的能力上」，此即卡夫卡棄置我身，在善妒的造物主面前狡猾死去，方能唯求倖存，感受幸福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