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美國宣布於今（2021）年 8 月31 日前撤軍，阿富汗政府隨即瞬間崩塌，塔利班短短時間內席捲阿富汗全境，並於 8 月 15 日攻入阿富汗首都喀布爾。阿富汗總統隨即宣布辭職出逃，塔利班正式接管阿富汗中央政府。這一遠在中亞內陸國家的突發事件，迅即造成全世界的轟動。因為隨即引發的各國僑民與阿富汗人民撤離危機問題，其混亂與措手不及均叫人吃驚。
而遠在西太平洋的台灣也迅即受到波及。與美國對立的中國，在幸災樂禍之餘，其官媒《環球時報》隨即以「今日阿富汗，明日台灣」之語恫嚇警告台灣，認為美國將如對待阿富汗一般拋棄台灣。而台灣國內馬上有人隨之唱和，一時「疑美論」、「棄台說」又開始蜂起。然而，隨後美國與國際媒體及台灣官方、民間也開始反駁這類失敗主義、投降主義的消極言論。
實際上，無論從過去的往來，或是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台灣與阿富汗均少有關係。經濟文化的交流也難稱頻繁。但好事者均熱衷於抓住美國在撤軍計畫與執行上的失敗作為來類比台灣的處境與未來。在不了解阿富汗事件的脈絡與當前的實際情況下，將阿富汗的問題類比於台灣，則不免有不倫不類之感。或許，我們要正確解析阿富汗失敗的脈絡與深層結構，然後才能理解刻下的真實情勢，也才能談是否能由此獲得「借鑒」。
出逃的阿富汗前總統穆罕默德．阿什拉夫．甘尼．艾哈邁德扎伊（Mohammad Ashraf Ghani Ahmadzai）本身是學者出身，據說其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即為「失敗國家」的研究，亦即，避免國家治理上導致政府失靈而至國家失敗的相關問題研究。然而，阿富汗政府在美國宣布確定撤出時間並迅即撤軍後，隨即失去對各地個控制並迅速垮台，不能不說是一種諷刺。
美國因反恐戰爭中為打擊並追緝恐怖組織「蓋達」及其領導人奧薩馬．賓拉登（Osama bin Laden），於 2001 年開始進入阿富汗。期間除了軍事行動外，為杜絕恐怖組織復燃，也為了重建阿富汗，美國投注了大量的金錢、物資等資源，並積極協助阿富汗建立現代化的政府與軍隊，並試圖重建久經戰亂的阿富汗社會。然而，在歷經曠日持久的戰事與漫長艱辛卻效力甚微的建設後，最終於 2021 年以一場短視、情報輕忽且執行邏輯錯誤的撤退行動，引發阿富汗政府迅速垮台，形成混亂的撤離災難。整個阿富汗首都在塔利班迅速攻入之後，呈現的無序、恐慌及政府失靈等，正是典型的失敗國家的特徵與表現。
對於這一悲劇性的災難，是否能歸咎於「美國背棄」與「阿富汗政府無能腐敗」？這樣的論斷是否公允？抑或是過度簡化甚至是某種程度的失真？相當值得探討。
如果我們以現代國家來想像阿富汗，可能會產生不小的誤會。實際上，迄今為止，如以現代化國家的標準來檢視阿富汗，會發現阿富汗仍處於相當落後的階段；即使較符合現代文明經濟發展建設狀態的城市，其實也處於基礎建設缺乏、開發仍未健全的狀態。離開城市，物質文明的基本指標 — 電力 — 即已缺乏，無法獲得穩定的電力，或根本沒有。其交通也不夠發達，僅由少數的公路線構成全國的交通網路，而不穩的局勢更使得交通運輸更加困難、成本更高。
缺乏基礎建設的緣由在於阿富汗全境多山，且山勢險峻。阿富汗的人口多居於山地峽谷間的區域，地理相對封閉。山地的封閉與基礎設施的欠缺，造成現代政府的管治能力低下，政府機構無論是政令或是資源均難以普遍下達至地方基層。
地理的阻隔與治理的不易，造就地方自發秩序的形成與鞏固。這種地理環境下，生活在特定區域的人，其經濟與社會活動也限於該地。所以區域的內聚力與社會壓力極大，並極有可能對關係淺薄的其他地區或是遙遠的統治中心缺乏認同與信任。地方的資源分配、秩序維持與調停紛爭悉仰賴地方的氏族社會與部落 — 這是典型的部落社會。地方豪強與以教法為圭臬的地方宗教領袖，其影響力也比以現代契約精神所建構之律法作為依憑的政府更大。因此，在地理空間上，現代國家在此的影響力與治理一直收效不高，並總是令人覺得可疑。
阿富汗另一個對現代化進程產生挑戰的因素是民族問題。阿富汗並非單一民族，其全境並沒有超過 50% 的優勢族群。阿富汗境內第一大族群是普什圖族人，約佔人口的 42%；第二大族群是塔吉克人，約佔 27%；第三、第四的哈札拉人及烏茲別克人則分別各佔 9%；其他主要族群還有艾馬克人（4%）、土庫曼人（3%）及俾路支人（2%），剩餘的其他族群則總共佔約 4%。
這些族群雖有各自的地理分布，但彼此犬牙交錯，拼接成一個阿富汗國。而這些族群往往各自以部落形式分布並呈現事實上的自我治理型態，且彼此之間有各種利害關係，甚至有相當激烈的對立與衝突。
而阿富汗諸民族的另一個特點，則是這些主要的族群實際上分布是跨越國境的，例如最大的普什圖族人除了分布在阿富汗南方，但其分布其實橫跨邊界也分布在南臨的巴基斯坦境內，甚至巴基斯坦境內的普什圖族人人口還超過阿富汗境內的普什圖族人（約是阿富汗境內的兩倍），其他的塔吉克人、烏茲別克人也有類似的情形。這使得其作為凝聚阿富汗國的政治認同與共同體想像更為不易。而在群體衝突時更容易引入相鄰其他國家勢力的介入與干預。
前述地理空間與族群複雜的問題又帶出另一個地緣政治的複雜問題。阿富汗地處中亞，其北方緊鄰中亞的烏茲別克、塔吉克及土庫曼三國，再往北則是俄羅斯。東界與中國接壤，通過重要的瓦罕走廊（Wakhan Corridor）可進入中國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面則與伊朗接壤。南臨巴基斯坦。這個區域，自古是歐亞大陸的交通要道，也是重要的關口。除了前述的瓦罕走廊，往南通往巴基斯坦的開伯爾山口自古為中亞與南亞的重要商貿孔道。
這種地理上居於要衝的關鍵地緣十字路口，成為大國地緣戰略的必爭之地。因此，遠溯亞歷山大東征進入印度，或蒙古系霸權進入南亞，都必須經過此地。甚至到了近現代，在大博奕時期，陸權帝國的俄羅斯與海權帝國的大英帝國所競逐的一系列「大博奕」過程中，此地也因地緣關鍵，成為較量競逐之地。
由於地理環境、民族複雜與區域強權之間的對峙，一旦出現地緣政治上的真空狀態，則會吸引區域乃至國際強權介入此地。而又由於此地的環境條件嚴苛與彼此競逐激烈，也使得眾多強權屢屢因耗費無算而折戟沉沙。地緣的關鍵與複雜成就其往來的頻繁，卻也博得「帝國墳場」令人畏怖的名聲。
回顧歷史，阿富汗第一個統一全境的是杜蘭尼王朝；這已經是在 1746 年之後的事情。此後幾經更迭，阿富汗終於確立自己的獨立地位。然而政治的不穩定成為其特色。自 1900 年起迄今，共有高達 13 位掌權者以非民主的方式被推翻取代。政局的不穩定使國家治理難以開展，也間接造成阿富汗國民經濟的現代化發展遲緩與落後。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面向來觀察阿富汗政治經濟落後的現實與困難：
阿富汗的總體經濟發展落後，產值不高，在 2003 年生產總值為 30 億美金，此前長期均低於此數據，但在美國進入阿富汗後，其年生產總值至 2020 年則增至 200 億美金，增加 6.7 倍，但規模仍小。若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來加以檢視，2002 年時，阿富汗國內人均生產總值於 2002 年時，為 330.3 美元，至 2020 年增至 549.39 美元。人均產值在全球中仍處於較落後之區段。
而作為現代化發展的重要指標，即電力發展，阿富汗也一直持續處於落後糟糕的狀態。其電力的主要配置與使用地點僅在如首都喀布爾及其他人口較密集的少數城市地區。其廣袤的鄉村與山區電力需求發展幼稚，甚至根本沒有電力之供應與使用。雖然自美軍進入阿富汗後，其電力發展雖呈增長趨勢，但增幅不高，從 2008 年的 827.1 吉瓦增長至 2020 年的 1,030 吉瓦。這也體現出阿富汗基礎建設缺乏與進展遲緩的實態。而後者除地理環境的制約外，最大的原因還是來自戰亂與管治的失靈。
阿富汗多山與沙漠，加上降水缺乏，農業經濟發展不佳，其人均糧食產量僅 175.3 公斤／每人，低於世界標準（200 公斤／每人）。阿富汗比較有潛力的是礦業，因其蘊含多種礦物的豐富礦藏。然而，礦業的發展有賴基礎建設的投資、建設與維護。其財政能力的薄弱致使投資不足，加上戰亂頻仍，故難使看似最有希望的礦業有更好的發展。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自 2017 年後無論是農業、礦業，甚至公共事業均有明顯的增長。這一變化的原因，是當時的美國川普政府為了鋪陳日後的最終撤軍 —— 計畫為長期依賴外國駐軍消費與國外捐贈的阿富汗，逐步建構得以自立發展的產業基礎。但此次的貿然撤兵，導致的阿富汗政府迅速崩潰倒台，致使初露曙光的產業結構發展可能成為鏡花水月，不復存在。
而另一個值得注意，隱患不小卻影響阿富汗國計民生的，是危險與禁忌的毒品貿易。相對於糧食產量的不足與相關農業的發展遲緩，罌粟的毒品種植卻成長驚人。2001 年時，阿富汗全境毒品種植面積約 8,000 公頃，至 2020 年時，阿富汗種植罌粟面積已達 224,000 公頃（同期全球罌粟種植面積為 294,000 公頃），其鴉片總產量佔全球的 83% （2012 年佔比甚至高達 85%）。毒品貿易影響驚人，阿富汗 2017 年的鴉片產量為 9,900 噸，農民的總銷售額約為 14 億美元，約佔阿富汗國內生產毛額（GDP）的 7%。如果把毒品運輸、當地消費量和進口的化學物質列入計算，阿富汗該年度非法鴉片所帶來的經濟影響甚至高達 66 億美元。這項收入成為塔利班持續維持與武裝的主要財政來源。聯合國官員認為，塔利班可能在 2018 至 2019 年間，從毒品交易中獲利超過 4 億美元；美國阿富汗重建特別督察長（US special inspector general for Afghanistan reconstruction, SIGAR）2021 年 5 月引用一份報告，估計塔利班年收入的 60% 來自非法毒品。
針對這個嚴峻的局勢，以美國為首的多個國家也試圖協助處理。過去 15 年，美國共花費 80 餘億美元處理塔利班從阿富汗的毒品貿易中獲利的問題。其中包括掃蕩罌粟田、鼓勵農民轉作、嚴厲掃毒等多項措施，但不僅收效甚微，甚至面臨兩難尷尬的困局。美國面臨一個幾乎無解的狀態：如果不處理罌粟種植的問題，則塔利班藉此犯罪收入，獲得源源不絕的財政支持併購得繼續作戰的武器；若加以清理，則藉此為生的阿富汗基層農民會因為失去生計，怨懟美國及其所支持的阿富汗政府，並可能因生計無著轉而投效塔利班，成為塔利班的兵源；美國給予輔導轉作，並供給轉作其他作物所需的物資如種子及現代的化學肥料，但農民卻可能轉身將化肥賣給塔利班，作為製造炸藥的武器，其所獲得的報酬很可能比自己轉作生產還獲利更多！這種毫無希望的狀況，描繪出所有援助計畫在阿富汗所面臨的困境。
美國在近 20 年間，用於阿富汗重建計畫的經費大約是 1,500 億美元，而阿富汗經濟的長期停滯不振，現代化經濟發展落後，造成阿富汗政府在財政上高度依賴來自外國政府的援助。國際捐贈款佔阿富汗政府財政收入佔比恆常高於 8 成，最高時達到 92.92%（2008 年），其財政能力薄弱的情形可見一斑。
進一步從國際貿易相關的數據檢視。2001 年時，阿富汗的出口總值僅約 1 億餘美元，至 2017 年增至 8.8 億美元，此為最高值，至 2020 年降至 7 億餘美元左右。規模均甚微小；而進口方面，2003 年進口值 24.54 億美元，2012 年增至進口最高峰，達 89.32 億美元，此年的貿易逆差也是目前最高的，達到 85 億美元。需注意的是，此處開始的逐年降低貿易赤字，應與外國駐軍高峰已過有關。換言之，阿富汗的進出口貿易與貿易逆差，均與外國駐軍之需求與消費驅動有密切的關係。
與複雜的地理及族群相若，阿富汗的衝突矛盾與安全情勢同樣複雜與變動不居。其中一個關鍵的原因來自於與宗教有關的意識形態爭執與族群對立。當然，這部份除了阿富汗境內複雜的族群、區域甚至現代與傳統之爭端外，還牽涉到與境外區域甚至國際間不同勢力的結合與對抗。我們可以從幾個面向作切片式的觀察：
分布於阿富汗全境複雜的群體，其族群在地理上的分布是跨邊境的，換言之，在阿富汗境內，所有達一定比例規模的族群，其居住分布都是跨越國境與近鄰各國相連。這些族群的生活與經濟活動與所屬族群極為密切，相較之下，與國境內的其他族群與區域的互動反而寡少陌生，甚至是競爭與敵對的。
而這些「邊界外」的同族源者，有時甚至有更趨近於國族的認同而遠勝作為「阿富汗人」的政治認同。也因為族群彼此的尖銳對立，越境而來的外來人馬也同樣會在這個地緣上的十字路口與四戰之地活躍，甚至牽動阿富汗整體的局勢。各個族群彼此與各路外來人馬也會彼此合縱連橫，既拉攏又互相打擊，使得整體局勢更為複雜。外來的各路人馬，有時也是託庇於混亂局勢，使自身不易被追蹤或更易於進行密謀。「蓋達組織」和賓拉登隱身於阿富汗並得塔利班組織的庇護即是典型的例子，這也招來了美軍入境的追緝與掃蕩。這不過是阿富汗境內最近二十年最著名的例子，過去不乏其例，未來恐怕也頻仍。
塔利班崛起於上世紀 90 年代，從本質上來說，其出現的意義，源自於一種被現代化屏棄而深刻感受到不公所產生的民間自發秩序的集結與產物。當然，其所可以進一步的席捲與催化，也來自於外部的協助與扶持。而這個「外部扶持」，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
如前所述，阿富汗最大的族群 — 普什圖族人（Pashtuns）— 分布於阿富汗南部與東南部及與之接壤的的巴基斯坦地區，後者群體規模更為龐大。二十世紀 70 年代起，隨著蘇聯的入侵與其後數十年的戰亂，使得許多人民逃離阿富汗轉往近鄰的各國避禍。而普什圖族人自然以逃往巴基斯坦者居多。他們的入境，確實也造成了巴基斯坦邊境地區的潛在不穩定因素。逃亡者構成龐大而貧困的流亡難民群體，而難民營內連生活、醫藥等物資都十分缺乏與緊迫，更遑論更進一步的教育與經濟發展能力等之提供。這時，得到中東，特別是如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大公國等富裕的海灣國家資助的伊斯蘭慈善團體，開始在這些難民營中設立各種宗教學校（Madrasa）或宗教性的教育機構，適時填補了這些群體的教育服務。而這些宗教學校所提供的教育服務，與我們所熟知的現代國民基本教育不太一樣。傳授的內容除了培養識字的基本能力外，主要是伊斯蘭教法（沙里亞）體系的習慣法內容與知識。這些以伊斯蘭瓦哈比派主張為主要的精神內容的群體，就是塔利班的主體與主要兵源。「塔利班」一詞正是指「宗教學校的學生」。
塔利班的主要群體來自普什圖族人，普什圖族人及阿富汗其他的族群，除少數居於城市內居民外，仍生活於廣大的鄉村與山區部落社會中，受到部落社會中的實力支配者的統治。塔利班的崛起，相對於更加基礎與基層的部落社會，代表了一群識字、有理想主張（宗教性的意識形態，主要是伊斯蘭遜尼宗基本教義）的群體，比原有的秩序提供者顯得更有文化與紀律，並能穩定地提供一定的秩序保護與基礎服務。即使對現代社會來說可能仍屬野蠻、粗暴與落後，但對失序真空的社會，卻是產生穩定效用的力量。
不過塔利班並不是一個組織嚴密、跨越廣泛地區而統一的群體。事實上塔利班內部派系與集團分歧極多，甚至彼此是處於極端的對立狀態。從大的分流裡，阿富汗塔利班（簡稱「阿塔」）與巴基斯坦塔利班（簡稱「巴塔」）就是系出同源而不同的兩支。對外關係上，最近跟中國走得很近的是「阿塔」，但人數與基底更多的「巴塔」卻也是近年來對中國屢次發起攻擊領事館、綁架、攻擊中國工程師等活動的主事團體。
而阿塔內部，又可大約劃分出四、五個派系，彼此大抵以區域分，例如：馬什哈德舒拉（Mashhad Shura），西部，此派系伊朗色彩最為濃厚；米蘭夏舒拉（Miran Shah Shura），東部；白夏瓦舒拉（Peshawar Shura），東南部；及目前最重要的奎達舒拉（Quetta Shura），還有與蓋達組織相關，於 1995 年加入塔利班的哈卡尼網絡（Haqqani network）。這些派系彼此勢力在伯仲之間，在前兩任領導人奧瑪爾（Mohammed Omar）及曼蘇爾（Akhtar Mansour）後，已無可以領袖群倫、一統各派系的人物。目前的領導人阿洪札達（Hibatullah Akhundzada）其實是各方妥協下的產物，比較大的主導權還是來自以坎達哈（Kandahar）周邊區域為主要地盤的奎達舒拉人馬。但其勢力並不足以徹底凌駕其他派系，彼此之間也有矛盾，未來能不能繼續維持平衡，很值得觀察。
教》宗》派
由於教派是阿富汗局勢的重中之重，基於層級關係的表述明確性，有別於大部分報導所使用的「遜尼派」和「什葉派」，本文一律使用「遜尼宗」和「什葉宗」。
例：伊斯蘭「教」遜尼「宗」基本教義「派」。
舒拉（Shura）
大抵接近「政治協商會議」之意。各地的派系其實就是該區域各團體的政治協商會議，是一種部落形式的委員會協商決策組織。目前勢力最大也幾乎等於中央政府的是奎達舒拉（Quetta Shura），核心武力也基本是由該組織所創建，而奎達舒拉的地盤（根據地及兵源）在阿富汗南部大城坎達哈周邊附近地區，這裡是普什圖族的主要居住地區。
從伊斯蘭的教派來區分，塔利班屬於受瓦哈比主義影響的伊斯蘭遜尼宗基本教義派組織。伊斯蘭遜尼宗也是普什圖族等阿富汗境內許多族群的信仰。但國內第三大族群哈扎拉人則屬於伊斯蘭什葉宗。遜尼宗與什葉宗的衝突，如同伊斯蘭世界其他地區一般，在阿富汗也是十分尖銳激烈的。而伊斯蘭什葉宗的哈扎拉人在外援上則得到伊朗的潛在支持，而以伊朗的革命輸出模式，則更將激化原來在此地的宗派與族群矛盾。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意欲透過掌控阿富汗打通歐亞交通線的「一帶一路」計畫的核心之一就是將伊朗連繫起來，但宗派對立基本上是尖銳到無法調解的兩派，再加上族群與在地利益衝突，未來通過此地的經濟計劃恐不樂觀。
但即使同屬遜尼宗，塔利班也遭到挑戰。「伊斯蘭國呼羅珊省」（ISIS-Khorasan, 簡稱 ISIS-K）即是同屬於伊斯蘭遜尼派基本教義派組織，但彼此卻也競爭激烈，屢屢兵戎相見。近期塔利班與「伊斯蘭國呼羅珊省」組織即在阿東地區數度衝突。塔利班甚至出動旗下的精銳部隊與之對抗，而使該部隊未能投入對喀布爾的最後攻勢。而「伊斯蘭國呼羅珊省」組織雖然一部分來自伊斯蘭國（IS）的殘餘勢力，但根據情報及跡象表明，不少成員來自原屬塔利班的叛離者。而他們也積極地向塔利班成員挖角招募，並且也在原塔利班活動區域招募。其範圍包括阿富汗及巴基斯坦境內。
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呼羅珊省」（ISIS-K）
2021 年 8 月 26 日 ISIS-K 在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國際機場以自殺炸彈攻擊，兩起爆炸案造成美軍與平民大量死傷。目前已知至少 60 名阿富汗人和 13 名美軍喪生，逾 140 名阿富汗人和 18 名美軍受傷。這是自 2011 年 8 月一架美軍直升機遭擊落造成 30 人死亡以來，駐阿富汗美軍傷亡人數最多的單一事件。
至於人數較少的俾路支人，雖非衝突最激烈的群體，但由於其分布上近鄰伊朗與巴基斯坦，且該民族有強烈的民族自決活動，有分離獨立的意願與傾向。根據情報與分析，其主要支持之外援包括印度、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與俄羅斯。俾路支解放軍在其分布區域內相當活躍，也傳出有攻擊中國所屬目標的活動，而中國是目前阿富汗塔利班最公開最大的支持者，這樣的衝突會不會引發更加複雜的局勢與衝突，值得觀察。
過去，塔利班雖有形式上較為一致的主張與思想，然而，其組織成員與資源的獲得，實際上仍來自於各自區域的在地部落或氏族社會，因此其軍力與兵源均帶有濃厚的在地色彩。因此過往塔利班戰士的形象總是蓄鬍、身著在地傳統服飾，並操作簡單便宜的俄式輕武器，多以改裝之豐田小貨車，甚至馬、驢作為激動移動工具。這基本上一來是適應環境，二來也確實是裝備物資匱乏且仰賴在地部落社會的後果。濃厚的在地性是其表徵，其組織也較為鬆散且未標準化。
然而，隨著反恐戰事的持續僵持，外國新技術裝備的接觸，刺激了塔利班軍事能力的變革。塔利班透過控制廣大的鄉間山區，實質控制了阿富汗境內的罌粟田與毒品貿易網路。透過保護交易與交通網絡，或直接參與毒品貿易，用巨大的獲利來維持兵力，並購置更為先進的武器，甚至聘請外國軍事顧問提供專業軍事技術訓練等，更進一步促成其軍事組織的變革。
塔利班的武力組成主要是各派系從各地招募來的民兵性質部落武裝，這部份人數最多，但實力不強。近年來，最有戰力也最核心的是跨區域招募、永業式的精英部隊「紅色團隊」（Red Unit 或 Red Group；即 Sara Kheta）。該部隊裝備經過強化，並經過外國軍事顧問在特定的訓練基地內強化訓練過，戰力極佳，待遇也最好。另一支較為專業的單位則是與蓋達系相關的哈卡尼網絡（Haqqani network）所屬的「313 巴德里旅」（Badri 313 Brigade）。這個單位具有特種部隊的特色與「紅色團隊」一樣，實際上是相當職業化、專業化的菁英軍事單位。透過購買、繳獲甚至透過政府軍方面私下的盜賣，這些部隊反而更像是美軍般的專業單位。而這些有戰力的部隊，其死亡率卻也甚高（據說達到 16%）。也由於成本極高，故規模不大，約數千人。
永業式
是指職業化，也就是以某相職業為畢生職業之意。
除這些專業單位外，其外圍則是一支較有戰力的部隊，主要由塔利班以坎達哈區域為大本營的奎達舒拉所招募的子弟兵，人數約一萬五千左右。這支部隊雖無法與專業部隊相比，但對目前掌權的派系忠誠（因為是本鄉本土的子弟兵），與其他派系相比裝備也好一點，人數也較多。這支部隊與前述少數專業菁英單位構成塔利班目前的核心戰力，再加上其他各派系七八萬的人馬，約莫就是塔利班實際上的軍力組成。
阿富汗國內，民族成分複雜，彼此有些矛盾甚至尖銳對立，加上地理阻隔，各地其實是標準的部落社會，有濃厚的在地忠誠，而少有現代民族國家的想像。這次塔利班進展順利，最終攻克首都喀布爾，實際上，未必是打出來的；很多是「金錢開路」這種方式「買」出來的，很有當年蔣介石中原大戰時「三彈政策」（砲彈、銀彈及肉彈）的味道。很多地方部落與氏族武裝勢力甚至是政府軍，實際上是收到好處表示服從而已。一旦日後利益無法維持或有矛盾，隨時可能反覆。
因此，阿富汗現代民主政府建設的失敗與迅速垮台並非突如其來，也非單純的背棄。事實上是，無論是國家及國族建構，作為「阿富汗國」都是失敗的。雖然阿富汗曾在多國的協助與國際的捐助下，獲得不少的資源與技術，但其現代性與國民性卻始終無法紮根深入，並繁茂茁壯。這樣的失敗，來自於認同的不足與無法建立，也來自於共同價值的無法深入複雜且溝通不易的社會。既然沒有「共同體的想像與認同」，自然無人為了建設與捍衛這個共同體的實現而努力，更不可能為此獻身。阿富汗政府軍的潰敗，當然有各種的管治失敗所呈現的腐敗與無能，但沒有人「挺身而戰」的背後，是來自深刻的歷史與結構性的原因。若不能洞察此失敗國家的問題脈絡與根源，而僅僅進行道德性的指控，則是對問題的隔靴搔癢。若忽略客觀的檢視，無視地緣與競爭環境的現實，而進行不當的類比 —— 將「美國與阿富汗」類比為「美國與台灣」—— 以煽動不安與惶惑，甚至不惜為擴張主義的專制強權張目唱和，則恐怕是別有居心的淺薄與無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