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重要的政治文告是否稱職，往往取決於文字的細膩程度。比如說，蔡英文的文稿幕僚肯定不會把「中華民國可以很團結，台灣可以很安全」寫成「台灣可以很團結，中華民國可以很安全」；選擇使用「台灣人」還是「台灣人民」對於讀者（特別是獨派）的感受也不一樣，細心敏銳的讀者應該不難意識此中區別。本文將剖析蔡英文總統 520 就職演說（詳全文），究竟這份文告訴求的對象是誰？讓誰滿意的就職演說？
我並不打算探究總統的就職演說具體說了什麼，特別是關於政策的部分。或許同樣有趣的是這份文告所展現的「姿態」。這首先關乎台灣這個「共同體」的精神氣質。在這份文告中，表述這個共同體姿態的文眼是「善良」，像是台灣人民是「一群善良而堅韌的人民」，台灣人是「是世界上最良善的一群人」。「良善」並不單單只是一個修辭，它的具體指涉首先是台灣當前的防疫成績，願意耐心排隊與忍受不便的每一個台灣人民，都展現了屬於這個共同體的良善質素。不過，台灣人民的「良善」在此前已經展現過一次力量了，這份文告這麼說，「台灣連續兩次讓國際社會驚豔。第一次是我們的民主選舉，第二次則是我們的防疫成績」。
蔡英文並不像是會在勝選時握拳大喊「我們贏了」的人，所以，這裡提到的「民主選舉」顯然不會是指特定政黨或者特定人士的勝選，這格局太低。年初的總統大選，確實令國際驚艷，因為，台灣可以說少數倖免於全球性民粹浪潮的國家，同樣也是面對民主體制飽和的虛無情境，台灣人民抵擋住「非典型」政治人物的誘惑。這看起來並不是單純的良善所致，顯然，是地緣政治的結構限制了台灣人民「任性」的空間，正如若林正丈對於台灣與韓國相對平和民主化進程的觀察，強大的外在武力威脅讓這些困境中的人民，自發性地迴避代價過高的政治選項。
吳叡人對這樣的精神氣質，有深刻的評論，在〈賤民宣言〉中，他說台灣人民「並非天生的良善公民」，「是困境迫使我們學習美德與技藝，圍堵逼使我們面向世界」。「被迫向善」成了台灣人民近乎潛意識的精神氣質，它體現在這份文告的姿態：一個國際級模範生，與其說是天生善良，不如說是被迫慎微的姿態。
慎微的模範生姿態瀰漫在這份文告中，它談的更多的是既有的成績，而非未來的願景；更多是對當前既有問題的應對，而非虛無的承諾。
就就職文告來說，兩岸關係通常是國人最關注的部分。這份文告延續了勝選時所說的八字箴言，「和平、對等、民主、對話」這四組詞彙恐怕也別具深意，除了作為人類文明規範向國際表明台灣在兩岸關係上的基本立場以外，這八字箴言真正的關鍵其實只有「民主」這個詞。因為「和平、對等、對話」同樣也是國民黨的立場，更是他們所宣稱的九二共識內涵。不過，「民主」也同樣是一個曖昧的指涉，畢竟，馬英九也不只一次宣稱，得「在和平、民主的情況下，不排除和大陸就統一問題進行商談」，「尊重台灣人民生活方式」也一直是胡習對台談話的必提字眼。對照馬英九隱然地把民主當成促統的工具，對於「一國兩制」只敢怯生生地說「沒有市場」，這份就職文告顯然表明，台灣人民的民主要的不只是「尊重」而已，它已經堅決地向一國兩制，向九二共識說不。
這不只是蔡英文，更是台灣人民的強勢姿態。
因此，問題已經不再是個別的領導人接不接受九二共識，台灣透過一次次民主機制所淬煉出的人民意志，已非一黨一人可以扭轉。陸委會主委陳明通隨後在回應總統「未提九二會談」時說「歷史已經翻頁」。確實，九二共不共識的核心爭議是「中國民國存在的既成事實」，如今這個爭議已經被台灣人民動態的，宣告不會接受一國兩制的集體政治意志取代，這正是台灣目前的「現狀」，「台灣問題」是否「國際化」，是否能再次進行會談，已經不是國共兩黨、民共兩黨、海協海基兩會可以自行決斷。
簡言之，任何無視此一台灣人民意志的做為，都是破壞現狀，這份文告並不打算回應北京，儘管它還是行禮如儀地提到處理兩岸事務的法理依據，但其實它是一份給中南海的考卷，中國是否打算正視（不只是尊重而已），決定台灣人民給中國的分數，對此，蔡英文無能為力。
這不是蔡英文的考卷。
如果對照 2016 年的就職文告，這份文告在部分議題則表現出保守的姿態。例如修憲議題。蔡英文曾經在 2017 年時拋出諸如 18 歲公民權、人權條款、解決票票不等值等等憲改議題，這三個方向的共通特色是高度政治正確，幾乎沒有人膽敢否認這些方向。就職文告並沒有再次宣告這些主張，即便它們如此政治正確，關於憲改議題，僅低調地表示將在立法院成立修憲委員會，接著我們就看到了典型蔡式政治風格的三道板斧：提供平台、充分對話、形成共識。
其實這也幾乎宣告未來的修憲工程不會處理到涉及共同體定位，甚至關於國家正常化的敏感條文，例如增修條文前言「因應國家統一前需要、第一條「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甚至是第六條關於「國旗」的規範。著實，在「七二年體制」的地緣政治結構限制下，台灣重新界定共同體定位的折衝空間並不大，部分獨派所呼籲的「制憲」要求恐怕只能尊重之，不論統獨問題的話，在民主政治常態化運作的前提下，是否有必要以「新憲」的方式打掉重練，恐怕也是一個可以深究的議題。
七二年體制
1972 年 9 月 29 日，日本突然改變對中國的政府承認，轉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但亦在無正式關係的情況下，與台灣維持穩定並繼續發展經貿、文化關係及民間往來，形成所謂的「七二年體制」。
部分民間人士對歷次修憲的成就不以為然，但是，憲法本質上就是妥協的產物，而台灣歷次的修憲事實上也都涉及國家體制的根本變革：不論亂搞的第五次修憲，第一次修憲是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的後續；第二次與第三次是總統直選；第四次動的是閣揆任命權；第六次跟第七次則是拿掉國民大會。這種漸進的保守改革步調，也是台灣共同體慎微意識的反映。
其實，不同於往年的修憲過程，這次的修憲論辯中，訴求者很少具體指出需要修改的條文，以及必要修改的理據，這都讓修憲訴求看起來更像政治修辭，而非對具體問題的聚焦。當然，這份文告對修憲議題的保守姿態，也存在一定風險，如果可以蓄積足夠強大的憲改能量，或許應該更著重在國家體制的根本變革，而不是自滿止步於高度政治正確的議程。
蔡英文的「類柴契爾」姿態，能否繼續在未來四年維持高支持度？
保守的類柴契爾風格也表現在進步議題上的著墨，相較於 2016 的就職文告，原住民與轉型正義的議題並沒有在今年的就職文告中出現，司改議題的部分則更強調既有的成就。四年之間訴求對象產生了微妙轉變，不再是共同體中的弱勢族群（原住民、需要轉型正義平反的人、甚至於女性等等），而是在當前體制中，因為對社會安全風險的主觀感知，而自覺弱勢的「庶民」。蔡英文自然不是柴契爾「沒有社會這種東西」的信徒，但不再特別關注共同體中的弱勢是否更有尊嚴，而更關注社會體制運作所產生的風險治理，不妨也可以稱作是「類柴契爾」的姿態。
進步的人權團體可能無法接受「有幾起跟『思覺失調症』患者相關的治安事件，引起很多討論。不只是『思覺失調症』，其他精神疾病、毒癮、家庭暴力等問題也一樣」這樣的提法，不過，正如文告所說，「民眾的憂慮」是真實的，而「當家庭無法妥善照顧這些患者時，政府就有責任介入協助」，則反映了不同的弱勢想像。
另外，在內閣閣員的性別比例問題熱議之時，這份文告在國防事務改革的部分，則有更引人聯想的專業訴求。除開軍事體制的例行部分，蔡英文特別提示了軍事戰略上的構想，「加速發展『不對稱戰力』。在強化防衛固守能力的同時，未來戰力的發展，將著重機動、反制、非傳統的不對稱戰力；並且能夠有效防衛『網路戰』、『認知戰』、以及『超限戰』的威脅，達成重層嚇阻的戰略目標」，短短的一段話出現了各種專業軍事術語，密度之高，全文罕見。這不一定與蔡英文對作為「女性領導人」的自我認知與否有關，但顯然是女性總統軍事專業的展現，至少，對讀者來說是如此。
其實，一份政治文告特別說了什麼，往往取決於當下情境，說了什麼的同時又不提什麼則反映立場與基調的微調，這是細讀文稿最值得探究的地方；而沒特別說了什麼則很可能單純是篇幅所限，所以，其實也用不著「逆毛撫摸」。畢竟，只有極權國家的元首，才有連續演講三小時的餘裕，想聽到什麼就會有什麼。
最後，我個人特別欣賞這份文稿中的一處小地方，在改善部隊管理制度的部分，它特別提到「現在的年輕士官兵，都是在民主自由的社會長大」，成長於後戒嚴時代的世代如今已逐漸成為社會的主力，過去多年在進步議題的衝撞已經展現了他們的能量，即使是最僵化、保守與苛刻的制度，也必然需要在成長於自由民主的新世代面前調整，國軍如此，中國也不得不如此。這個未來、將要到來新世代，可能是這份文告隱而不顯的召喚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