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南海國際水域定位所瀰漫的煙硝味外，美國在2018年正式提出印太戰略和中國的一帶一路互別苗頭，兩大強權從交往走向對抗的局面已經勢不可免。且看美國的印太戰略如何成形，以及日本、澳洲、印度等國在當中所扮演的角色。
中國自2003年起一向打著「和平崛起」外交辭令，冀望能化解世人對於中國國力日盛的疑慮，而在2008年歐巴馬（Barack Obama）入主白宮後，或許是受到金融海嘯重擊的影響，美、中兩國之間的均勢產生了微妙的變化，亞洲鄰近國家開始感受到中國擴張的威脅，促使歐巴馬政府提出「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再平衡」（Rebalance）的政策宣示。隨後當時任國務卿的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在2010年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上，秉持歐巴馬的政策精神，倡議維護南海自由航行權關乎美國的國家利益後，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不假辭色大加批判的動作，無疑也為日後美國的「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埋下伏筆。
2016年當選總統的川普（Donald Trump）一向認為美國為了全球經濟發展與區域穩定的付出不成比例，因此上任後除了不斷敦促各盟邦要多分擔一些防衛經費外，甚至還不惜逕自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儼然有退守美國本土，走向孤立主義的趨勢。相較之下，中國藉由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大力提倡「一帶一路」，透過通往巴基斯坦、緬甸、中南半島、中西亞……等地的經濟走廊，大幅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同時還在南海島礁上大興土木構築工事，搭配「九段線」（Nine-Dash Line）的蠻橫主張，頗有將南海內海化，由點而面逐步落實「珍珠鏈戰略」（String of Pearls Strategy）的氣勢。
眼見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越來越成氣候，高度仰賴海運的日本自然不能掉以輕心。基於2013年曾經宣示過的「日本外交新五原則」，日本除了選擇不加入亞投行外，也積極推進和東協國家的經貿合作，並向東南亞、印度等國爭取新幹線的外銷訂單，其中與印度聯手以「自由走廊」（Freedom Corridor）的概念投資後進國家的基礎建設，更是明顯有與中國諸多經濟走廊及珍珠鏈戰略打對台的意味（伊朗查巴哈港vs.巴基斯坦瓜達爾港、斯里蘭卡春可馬里港vs. 漢班托特港、緬甸土瓦港vs.皎漂港），這也讓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在經貿面與安全面，找到能鼎力支持其「東進政策」（Act East Policy）的戰略夥伴。
另一方面，日本和澳洲則是在2014年確立了雙方的「特殊戰略夥伴關係」，隔年透過國防、外交的「2+2部長會談」，強化兩國之間的準同盟關係。不過相較於長期對中國採取警戒態度的印度，澳洲不但和中國有相當密切的經貿往來，大舉滲透的中國資金也對澳洲政壇產生不小的影響力。這種經貿夥伴與國安盟邦不一致的尷尬局面，逼使澳洲政府不得不在2017年年底提出一連串措施做為回應，像是相隔十四年後再次發表《外交政策白皮書》傳達對印太區域的重視，著手研議反外國干預的法案，啟動與印度之間的「2+2次長會談」，並與日本、印度兩國就維持印太區域的自由、開放、繁榮與包容等目標，建立正式的同盟關係。
日本其實早在2006年就提出過「自由與繁榮之弧」（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的構想，呼籲在日、美、印、澳之間建立「四方安全對話機制」（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不過當時世界各國對中國仍有所期待，而安倍晉三（Shinzō Abe）不久後也因為健康因素請辭日本首相，致使該構想並無實現的機會。經過十年之後，「中國威脅論」不再只是危言聳聽，再次擔任首相、一心尋求日本國家正常化的安倍晉三當然不會錯過這個機會，極力拉攏位居印太區域兩端的印度、澳洲，偕同美國共同打造「亞洲民主安全鑽石」（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的動作自然不在話下。
除此之外，日本還在原本TPP的基礎上，成功整合出「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期望以更公平互惠的貿易機制，爭取美國回心轉意的機會。原本有意就貿易摩擦、北韓導彈及伊朗核武等議題與中國進行合作的美國，似乎也被遲緩的進展磨到失去耐心，不單之後的美中全面經濟對話無以為繼，美國政府也陸續對中國祭出《貿易擴張法》（Trade Expansion Act）第232條款、《貿易法》（Trade Act）第201及301條款的懲罰性關稅，並在WTO平台上與中國你來我往地大舉興訟。自此，美、中兩國從戰略合作轉向戰略競爭的態勢，已經無可避免了。
美國總統川普在2017年十一月時出訪亞洲，先後訪問了日本、韓國、中國，並參與了亞太經合會、東協高峰會及東亞高峰會。川普此行揭櫫了美國印太戰略的構想，回國後將之文字化，正式載入官方文件《2017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隔年四月，國務院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局副助理國務卿黃之瀚（Alex Wong）替「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的原則宣示補充更多的說明，指出「自由」就國際層面而言，代表印太各國應免於強制威懾，得以主權國家的方式選擇自己的道路，在國家層面上，則期許印太區域的國家在良善治理、基本權益、透明度及反貪等方面變得更加自由。「開放」指的則是開放此間海上航道和空中通道，以和平方式解決領土與海事爭端，透過集體安全維持全球貿易生命線的暢通，並以正確方式在區域內進行基礎建設，促進區域融合和經濟成長，同時也代表著更多自由、公平和互惠的開放貿易。
雖然副助理國務卿黃之瀚的說明並未直接點名，但是意指中國在南海的軍事擴張、一帶一路的債務陷阱，乃至於設立過多市場進入障礙、強制外資企業技術轉移、侵犯智慧財產權等的諸多惡行，其實已經明若觀火。同年五月，美國國防部部長馬蒂斯（James Mattis）跟進宣布將太平洋司令部改名為印太司令部，責任範圍從太平洋、第一島鏈、南海、麻六甲海峽一路涵蓋到印度洋，也可以看出美國藉由印太戰略遏止中國往海洋擴張的企圖。美國國會之後在八月通過的《2019年度國防授權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9）中也在文字上附和軍方的調整，並公開宣佈與中國之間的長期戰略競爭是美國的基本要務，必須整合包含外交、經濟、情報、法規和軍事在內的綜合國力，以維護美國的國家安全。
接在軍力調整之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先是於七月在美國商會「印太商務論壇」（Indo-Pacific Business Forum）上，針對亞洲新興國家的數位經濟、能源與基礎建設，宣佈總額達1.13億美元的印太戰略先期投資計畫，隨後於八月在東協外長會議上，摒棄由美國主導戰略的霸權想法，承諾將為東南亞國家提供將近三億美元的基金，尋求戰略夥伴共同參與強化海事安全、發展人道援助及維和能力、增強打擊跨國威脅等計畫，鞏固整個區域的安全合作。雖然相較於一帶一路動輒上百億美元的投資規模而言，這些數字根本是小巫見大巫，但是卻足以對印太區域的國家發出訊號，證明川普政府的印太戰略絕非是紙上談兵而已。
隨著上述各項前置作業逐一完成，2017年川普總統提及的印太戰略已經變得逐漸明朗，不再只是原則性的政策宣示。一年之後的2018年，美國由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代表出訪亞洲，同樣要出席亞太經合會、東協高峰會和東亞高峰會，其主要目的不外乎是爭取盟邦支持美國的印太戰略。臨行之前，彭斯於十月受邀前往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發表演說，大肆批判獨裁專政的中國共產黨對人權與自由的迫害，抨擊中國各種霸權擴張、違反國際規範的侵略性行為，並且對北京當局採取不公平貿易手段，乃至於以經濟力量干預美國民主運作的方式大表不滿。這篇措辭強硬幾乎等同於「宣戰」的演說，無疑將美、中之間原本就已經打得火熱的關稅貿易戰，再次上綱到價值取向的文明衝突，顯示兩國之間的對抗將難以善了。身為美國的盟邦，一方面可以相信川普政府執行印太戰略的堅定意志，另一方面也隱約告訴盟邦，以往「經濟靠中國，國安靠美國」的日子，已經結束了。
由副總統彭斯領銜的亞洲行在十一月登場，第一站是訪問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也公開表態支持美國的印太戰略，願意為「實現印太區域經濟繁榮、自由與開放，並建立在公平貿易原則上」的目標共同努力。接下來，彭斯在新加坡舉行的東協高峰會上會晤印度總理莫迪，在言談間對印度大力支持「自由開放的印太區域合作」表達感謝之意。之後彭斯在東亞高峰會上公開宣示保障區域安全（包括陸地、海洋和數位世界）的承諾，並宣佈美國將提供六百億美元的貸款額度用於印太區域的基礎建設，提供各國在一帶一路之外的選擇。
到了最後一站亞太經合會的會場上，彭斯不但和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進行雙邊會談，另外也在對商業領袖們發表演說時，宣佈將與澳洲一起在主辦國巴布亞紐幾內亞重啟擴建隆布魯（Lombrum Naval Base）海軍基地的計畫，強化南太平洋的區域安全。儘管彭斯再三強調印太戰略不排除任何國家的包容性，但是當習近平在亞太經合會發表演說時指出「貿易戰不會有真正的贏家」，暗指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是不智之舉，並表示一帶一路並非帶有地緣政治目的的陷阱後，彭斯隨即不甘示弱回擊，引用川普總統早先在橢圓形辦公室所發表的談話：「中國多年以來佔美國便宜的日子已經結束了」，並聲明除非中國先改變其行爲，否則美國不會改變既定的政策方向，同時提醒各國不要因爲外債而喪失主權，損及自己的獨立地位。這一席對話硝煙味十足，充分顯示美國印太戰略劍指中國的用意。
總結來看，副總統彭斯這趟亞洲行已經發揮串連日、印、澳三國的效果，奠定美國印太戰略的基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人民院（下議院）和澳洲眾議院都將在2019年五月進行改選，就連日本參議院也即將在七月改選過半席次，使得日、印、澳三國現任總理能否在選後繼續執政都還是個未知數。一旦「亞洲民主安全鑽石」的三個亞洲要角都在選後換人執政的話，屆時美國的印太戰略也勢必會跟著面臨重新調整腳步的巨大壓力。
「亞洲民主安全鑽石」中，三個亞洲要角都是內閣制國家，只要國會改選就有可能導致政黨輪替，影響戰略規劃的方針。反之，美國是個總統制國家，這讓川普政府可以在四年任期內，按部就班完成印太戰略的佈局。話說如此，如果北京政權透過各種操作讓美國行政與立法部門步調不一致的話，也還是能相當程度化解被印太戰略圍堵的壓力，只不過除了前述《2019年度國防授權法案》之外，2018年年底從美國國會傳來的「詠歎調」，再次證明這樣的想法只不過是痴人說夢罷了。
所謂美國國會的詠歎調，指的是2018年年底通過參、眾兩院的立法程序，並在2018年最後一天由川普總統簽署生效的《亞洲再保證倡議法》（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縮寫成ARIA時，即為詠歎調的單字）。這項法案明訂美國在印太區域的長期戰略願景，並提出針對印太區域的全方位政策規範準則，一方面等同是替行政部門的印太戰略背書，另一方面也提出檢視印太戰略執行成效的考核標準。
亞洲再保證倡議法開宗明義先言明美國的核心信念（core tenet）在印太區域面臨了哪些挑戰，其中第一項就是中國在南海非法造陸進行軍事化的行為，以及各種侵略性的經濟活動，嚴重性甚至還超越了北韓核武及彈道飛彈，或者是伊斯蘭國（ISIS）及其他國際恐怖組織在東南亞出沒所造成的威脅。之後分別就如何提升美國在印太區域的整體安全與經濟利益，倡導美式自由、民主與人權等價值提出政策指導原則。除了採取一般外交途徑尋求合作外，也將透過雙邊或多邊的經貿協議建立夥伴連結網路，並支援東協、亞太經合會和東亞高峰會等區域性的國際組織。不消說，與印太區域盟邦共同展現強大的軍事力量，當然也是實現該法案不可或缺的一大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國會最初是在2017年開始研議亞洲再保證倡議法，並分別在2018年四月和九月提出參議院及眾議院的版本。當時川普總統所屬的共和黨在參、眾兩院都擁有過半優勢，但是經過2018年十一月的期中選舉後，在野的民主黨也以54%過半的席次優勢，重新取得眾議院的主導權。由於這項法案實際完成立法的時間點是落在2018年十二月，顯示選後民主黨並未杯葛亞洲再保證倡議法的立法程序，意味著藉由印太戰略抗衡中國的立場，如今在美國已經是跨黨派的共識，受政黨輪替的影響而改弦更張的可能性，已經變得微乎其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