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誓言消滅萬惡共匪的革命軍人，有人搖身一變而成共諜，他們不知道自己的行為是犯罪嗎？某些台商為了金錢誘惑就出賣國家，他們內心沒有掂過輕重嗎？也許有，也可能沒有，或許罪刑的嚇阻力不夠，所以讓他們產生鋌而走險的僥倖心態。
台灣不是沒有防治間諜的法律，而是處罰間諜的法律未必適用共諜，至於處罰的強度能不能遏阻叛國行為，也應該通盤檢討。
面對中國的全方位滲透，台灣各層面都有被介入的跡象，2018年調查局就偵破共諜174人，潛伏者更不計其數。尤其退役軍人涉案層出不窮，不但曾任前副總統隨扈的退役軍官淪為共諜，更有馬祖防衛指揮部現役副指揮官涉案，情況相當嚴重。
去年，美國「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研究員馬提斯(Peter Mattis)指出，台灣已成為中國共產黨採用新方法和新科技的實驗室，不管誰當總統，中國在台灣的地下活動都沒停過。嚴重的是，台灣無法遏止共諜竊取武器參數，已間接造成美國對台軍售的疑慮。
面對嚴峻情勢的台灣，與中國的法律定位卻曖昧不清，導致共諜案的處理橫生障礙，加上刑度太低，嚇阻效果有限。雖然2016年立法院修正《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只要軍人服役期間涉及間諜或洩密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就會喪失領取退休俸的資格，但一般人民涉入共諜案也越來越多，顯示其他法律也應該修訂。
間諜行為對國家安全的影響甚鉅，各國懲罰都不輕，甚至判處死刑。
相對於其他國家，台灣法律對共諜能不能產生防護作用？以下就逐一檢視現行法律體系。
《中華民國憲法》公布於1947年1月1日，當時中央政府位於南京，領土範圍包括全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民黨仍堅稱擁有中國主權，後來李登輝政府開始修憲，透過精省、廢國大來落實本土化；但依法理，《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仍然是中華民國政府因應統一前採行的過渡性措施。
再來是《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關係條例》(簡稱《兩岸關係條例》)，第1條承襲憲法增修條文的意旨，開宗名義就指出「國家統一前」，在這個前提下，「兩岸事務」基本上是在處理一個國家內部兩個地區的往來事務，即便台灣與中國擁有各自的統治領域、法域、關稅領域、國民，以及對外交往的能力，但是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法律上都不把對方看成一個國家，也是無奈的事實。
《刑法》第100條「內亂罪」的定義是「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以強暴或脅迫著手實行者」。戒嚴時期，內亂罪的構成要件沒有「強暴或脅迫」，許多人因言論獲罪，成為惡法。
話說回來，如果中國是中華民國法律上的「大陸地區」，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中華民國的行為，就是「破壞國體，竊據國土，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以強暴或脅迫著手實行」的既遂犯，屬於內亂罪的訴追對象，但是1990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中華民國政府早就沒有動作。
至於「外患罪」，《刑法》從103條到115條列出各種態樣，幾乎涵蓋叛國罪的犯罪類型，刑度依犯罪程度的輕重，從一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死刑，罪刑安排也很合理。共諜若能依照外患罪章來處理，應該可以收到嚇阻效果；不過，問題就出在中國並非法律上的「外國」，從而產生空有法律卻無法適用的現象。
至於《陸海空軍刑法》針對洩漏或交付軍事上應秘密的文書、圖畫、消息、電磁紀錄或物品者，處罰比《刑法》重，如果洩漏或交付軍事機密，最重會被判處死刑。但是行為主體是軍人，非現役軍人只能在戰時適用部份規定。
所以，一般人的行為還是要回到《刑法》來處理。但是，共諜無法適用外患罪不是法律本身的疏漏，而是憲政體制一路下來的國家定位問題，如果要在不更動憲法的前提下處理這個問題，就必須透過立法技術來調和。
王定宇在2017年提出《刑法》第10條修正案，就是要處理這個問題。他認為，現行《陸海空軍刑法》第10條將「敵人」定義為「與中華民國交戰或武力對峙之國家或團體」，既然這個定義可以用來處理現役軍人違反效忠國家義務罪，又能避免國家定位的爭議，所以參考《陸海空軍刑法》來修改《刑法》。
他在刑法第10條增列第5項：「稱敵人者，謂與中華民國交戰或武力對峙之國家、政治實體或團體。對中華民國軍事威脅者亦同。」他指出，為避免「敵人」概念過於模糊或空泛，導致人民動輒得咎，所以把範圍限定在與中華民國交戰或武力對抗的國家或團體。
此外，王定宇還針對「外患罪章」另提《刑法》修正案，例如第103條第1項增列「敵人」一詞，變成「通謀外國或敵人或其派遣之人，意圖使該國或他國對於中華民國開戰端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其他條文稱敵「國」者，都修改為敵「人」。
如此一來，只要符合「敵人」定義，就能適用刑法「外患罪」相關規定。他的提案已完成委員會審查，若有機會三讀，相信可以補足現行法律處罰共諜的缺漏。
但審查過程中，司法院和法務部都提出保留意見，認為現行法律已能論處危害國家安全或洩密等行為，只是罰則太輕；而且，一個法律條文內出現「敵國」、「敵人」、「該國」等文字，可能會產生矛盾。
平心而論，主管機關站在專業角度提出質疑，避免未來適用上滋生疑義，其實無可厚非，但政府若有心提高共諜案的處罰，就應該共同思考如何透過立法技術來化解矛盾。
《國家安全法》規定，人民不得為外國或大陸地區行政、軍事、黨務或其他公務機構或其設立、指定機構或委託的民間團體刺探、蒐集、交付或傳遞關於公務上應秘密的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或發展組織。違法者，會被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國家安全法》將大陸地區與外國並列，只要從事符合國安法構成要件的行為，就要受到處罰。基本上，《國家安全法》已將共諜納入規範，只是刑度不高（五年以下），難收懲治之效。
立法院的《國家安全法》修正案，除了處理山地管制的問題外，就是防諜，有林俊憲、陳其邁、王定宇、劉世芳等立委提案，經過2017年11月15日和去年4月9日內政委員會審查，已完成初審，協商結論如下：
一、第5條之1保留
針對洩漏或交付關於國防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於外國或其派遣之人者，王定宇主張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下罰金。林俊憲則區分外國與中國，為外國蒐集情資或發展組織，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為大陸地區蒐集情資或發展組織，處三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但法務部及國民黨都認為處罰過重。
二、修正第2條之1文字
人民不得為恐怖組織、外國或大陸地區行政、軍事、黨務或其他公務機構或其設立、指定、委託之機構、民間團體、個人刺探、收集、洩漏或交付關於公務上應秘密之文書、圖書、消息、物品或電磁紀錄或發展組織。
三、第5條之2，第3項刪除「係刑法瀆職罪章」以及「且同時宣告褫奪公權者」，其餘照委員陳其邁等提案修正通過。
因為朝野對提高刑度的看法仍有落差，如果想通過《國家安全法》修正案，看來還要加把勁，才能對共諜增加嚇阻力。
現行法律中，直接規範間諜行為的就是《國家情報工作法》，第3條針對「間諜行為」賦予明確定義，是「指為外國勢力、境外敵對勢力或其工作人員對本國從事情報工作而刺探、收集、洩漏或交付資訊者」。
《國家情報工作法》對於間諜行為、反間諜作為和處罰規定已相當完整，例如從事間諜行為而洩漏或交付情報來源、管道或組織及有關情報人員與情報協助人員身分、行動或安全管制之資訊於外國勢力、境外敵對勢力或其工作人員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刑度也算合理。但基於立法宗旨，這部法律是以保護我國情報工作安全為主體，規範對象不能過度擴張。
待審法案中，《國家情報工作法》有五案，其中三案是處理組織再造，至於蔡適應提出的第30條之1修正案是處理間諜行為，他認為外國勢力及境外敵對勢力對我國情蒐行為日趨增加，為嚇阻相關犯行，並確保我情報人員及情報來源管道的安全，分別將刑度從七年以上、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提高到十年以上、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另外，羅致政在2019年3月15日的最新提案，強調安全查核的重要性，主張情報機關在情報人員任用考試的第一試錄取後，就要對應試人員進行安全查核。另外，針對退（離）職未滿一年的情報人員或情報協助人員，如果從事間諜行為而有刺探、收集、洩漏或交付的犯罪行為，應該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各國都有保護國家機密的法令，美國是依總統命令，如Executive Order 13526，日本有《特定秘密保護法》，英國、加拿大有《公務秘密法》，至於德國違反保護國家機密的行為，主要規定在《刑法》分則第2章的「叛國及危害外部安全的犯罪」，以及其他維護秘密的法令。法國重視國防秘密，禁止散布和取得與國防有關的工程、物品、文書、情報、情報通信網、情報處理的資料或檔案，處罰也很嚴格。
反觀台灣，雖然經常發生軍人或公務員替中國竊取情資的案件，但罰則太輕，現行《國家機密保護法》第22條規定，洩漏或交付依法核定的國家機密，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實際判刑往往只有兩三年，無法收到嚇阻效果。
目前，執政黨已將《國家機密保護法》修正案列為本會期必須優先處理的「保台法案」，立法院有行政院、呂孫綾、姚文智、陳明文、羅致政、劉世芳、時代力量等修正案。2018年3月14日，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初審通過《國家機密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重點如下：
一、涉密人員出境管制
現行條文規定涉密人員出境管制期間為三年，國家機密核定機關得視情形縮短或延長之。初審通過條文規定最長延長三年，以一次為限。
二、洩密對象包括外國及大陸、港澳地區
現行條文只有洩漏或交付的行為態樣，沒有指涉對象，初審條文則涵蓋外國、中港澳、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派遣之人。
三、違反核密前保密措施規定
現行條文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初審條文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四、刺探或收集國家機密
將原來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高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五、加重刑度
洩漏、交付、刺探、收集屬絕對機密或擬訂等級屬絕對機密的事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去年三月通過初審後，立法院上會期已將管制涉密人員赴中國的法案列為優先法案，但沒有進展。這會期再度列為優先法案，如果完成三讀，國民黨卸任官員馬上會面臨延長管制期限的問題，朝野勢必針鋒相對。
針對防諜的法律體系進行掃描後可以了解，雖然現行法律有處罰共諜的防護網，但不是太疏，就是抓了不久又放出去，或者防護網和撈捕對象處在兩個不同時空，想撈也撈不到。針對這個問題，唯有盤整現行法律的疏漏，進行全面性的修訂才能解決。
最近西方國家針對反間諜的立法作為，就是澳洲2018年6月通過的《國家安全法修正案》（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Amendment(Espionage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Bill 2018）。這次包裹性修法大幅強化防範間諜的法律，包括刑法、選舉法、公民法、移民法等法律都一併處理，除了在刑法中增加間諜罪的類型和處罰，並提高洩密罪的刑度，而且犯罪主體除了自然人，還納入團體，也就是說，政黨也可能觸犯間諜罪。另外，也增加外國干預澳洲政治的行為態樣、損害關鍵基礎設施、資訊保密、竊取商業機密等規定。未來，外國勢力干預澳洲政治或破壞關鍵基礎設施，可能會面臨最高二十年的刑罰。
從各國立法例來看，防治間諜的法律有的制定專法，有的散見於刑法、機密保護、國家安全等相關法律，但隨著科技發展，間諜危害國家安全、竊取情資的管道和行為相當多樣化，只有《反間諜法》未必能畢其功於一役，重點是行政部門和國會對國家安全與敵我意識要有高度共識，並因應最新情勢不斷修訂法律，才能收到規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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