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與台灣安保協會於今（13）日舉辦「本土政權的終結或延續」論壇，邀請台北市議員苗博雅、政大法律系副教授林佳和及台灣教授協會會長陳俐甫回到內政層面，探討本土政權在完全執政期間，有哪些未竟之改革。
台灣教授協會會長陳俐甫直言，促轉會解散後，威權象徵卻依然存在，代表民進黨這 7 年來轉型正義工作是挫敗的 —— 不過並非沒有收穫，例如針對國民黨黨產的轉型正義就很有成效。
陳俐甫認為，轉型正義是「價值」問題而非數量問題，而價值的鬥爭無法妥協，需要堅守底線，然而政治的藝術卻是妥協，無形之中妥協掉許多價值。以拆除威權象徵為例，拆除威權象徵時間、順序可以妥協，但不能夠讓他留著，這是價值問題。
陳俐甫表示，轉型正義是跟時間賽跑的工程，若受害者不能在生前恢復正義，僅針對他的後代子孫進行平反，無法帶來真正的安慰，很容易淪為政治表演。他認為，轉型正義分為兩種，一種是「社會的正義」，另一種則是「當事人的正義」，當事人的正義不能夠為社會集體的正義而輕易犧牲。
陳俐甫指出，促轉會熄燈後，行政院改以轉型正義會報推動《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立法。然而不是立法就有效果，若機關本身的轉型正義沒有達成，一旦本土政權離開後，這些機關還是會重新助紂為虐。以太陽花運動為例，當時少數惡警會毆打學生，就是因為警務機關並沒有經歷轉型正義，依舊把自己視為政權的「工具」，很輕易的就轉向對付人民。
陳俐甫也批評，台灣社會太過「功利主義」，凡事傾向以商業、市場考量出發，而非站在人權、正義角度出發。以語言政策為例，雖然現在有《國家語言發展法》，還是有許多場合會以「方便」為藉口，要求不能使用台語、客語發言。若所有事情都以物質主義的利益為唯一考量，台灣將會成為富而霸道的社會，放任強凌弱的思維。
陳俐甫分析，台灣社會目前面臨兩個主要挑戰。首先是國際主義的挑戰，許多人訴求經濟全球化、打入國際市場，但由於台灣還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國際主義容易產生拉鋸作用，讓台灣國民找不到理由留在台灣、愛台灣，甚至容易被別國收買，這種認同問題在軍隊尤其重要，卻沒有看到政府在這方面做出努力。
陳俐甫認為，第二個挑戰則是來自中國封建主義。中國霸權利用所謂「中華民族」，試圖以血緣、父家長觀念，將台灣納入其中，而這種中國封建文化將會制約台灣的現代化發展。面對此種文化、意識型態的壓制，台灣政府卻沒有積極抵抗，法律條文上還是寫著大陸地區與台灣地區，難以釐清中國到底是台灣的另外一區，還是另外一國，甚至是敵國。
陳俐甫最後強調，台灣並沒有不區分敵我的空間，照常過日子、什麼都不做就能收穫自由與和平，只是一種夢幻的想像而已。
政大法律系副教授林佳和表示，千萬不能忽略經濟、民生可能對民主造成的威脅，因為民族主義、國家安全、民主體制等概念，往往無法說服那些過得不好的人。
林佳和指出，從數據上來看，台灣似乎是貧富差距沒有那麼懸殊的國家，最富者的財富大約是最貧者的 6 倍，過去 20 年來都沒有太大的變動。判斷年分配公平程度的「吉尼係數」也有相似的特徵，過去 20 年來皆穩定維持在 0.35 左右。（吉尼係數靠近 0 社會越公平、靠近 1 越不公平）
林佳和提醒，這些數值持平發展，顯示出蔡政府雖然在經濟、外貿表現亮眼，卻沒有明顯改善貧富差距，而這些民生指標往往會反映在地方選舉上，如 2018 年與 2022 年的挫敗。
林佳和也從「主觀階級意識」分析，蔡總統執政期間，認為自己是「中下階層」的人雖沒有馬政府時代高，卻逐年升高，這是一種警訊，顯示蔡政府在內政方面受到「新自由主義」牽引，大規模減稅、國家能力減弱，無法有效管制企業，導致股市、房地產等非生產性事業膨脹，使所得分配惡化。
林佳和說明，從 GDP 數值更能看出台灣所得分配不均。過去 40 年來，雖然台灣總體經濟表現越來越好，勞工對 GDP 的貢獻（勞方所得）卻逐年下降，代表錢都被資方拿去了，台灣不是「藏富於民」而是「藏於富民」。除此之外，台灣受雇人員的報酬也越來越低。
林佳和指出，台灣也有許多社福制度面臨危機，例如勞工保險即將破產，必須採取革命性的改變。然而台灣的「稅負」約 13%，幾乎是工業國家排名殿後，北歐社會福利國家，如丹麥的稅負甚至接近 50 %，將近一半，若想國家落實社會福利政策，不能不思考稅負的問題。
林佳和表示，青年失業問題也須面對，台灣青年失業率相較國人平均失業率超過 3.2 倍，是世界第二嚴重，和所有 OECD 國家（全球有 38 個市場經濟體的成員國）相比，也只有台灣人學歷越高、失業率越高，長期失業者中最高比例的是大專畢業生。
林佳和評價，必須承認，蔡英文執政期間社會政策領域黯淡，雖然比馬英九政府更加重視相關問題，卻沒有突破性的舉措。他認為，如果我們在乎多數庶民的生活，也在乎民主的鞏固，內政問題應該得到更大的重視。
台北市議員苗博雅表示，自己在基層議會服務，接觸到橫跨世代、階級的廣泛民意，發現台灣社會的普遍現象是「大家都活在同溫層中」，不知道同溫層外的他人如何看待世界。而這也解釋了為何政府亮眼的執政成績，會與基層民眾的實際感受產生落差。
苗博雅指出，從解嚴至今的 35 年間，台灣的政治改革始終是「重政治輕社會」。總統直選、廢除國民大會、國會席次減半等等政治制度的改革，確實拓展了許多非國民黨的改革力量，也讓台灣的國家認同逐漸固定。
苗博雅認為，即便「台灣認同」已逐漸成為主流，不同世代民眾對社會政策的看法卻仍有極大分歧。以全民健保為例，即便有社會上有許多人稱讚健保體系，詢問年輕醫護人員卻會認為這是在「壓榨醫護」。
苗博雅分析，現今許多年輕世代的國家認同是明確的，他們認同台灣、拒絕跟中國統一，但同時也對民進黨政府 7 年來的執政有所不滿，甚至渴望用選票來表達強烈意見。
苗博雅觀察，年輕人對柯文哲的支持不是出於他紮實的社會政策，而是出自於對藍綠的厭棄。若民進黨想要重新召喚年輕世代，需要與年輕人重新建立信任的連結，拿出具體的政策，說服年輕人民進黨的理念是一貫的、作為是一致的、改革是向前進的。
至於該怎麼建立信任，苗博雅認為有兩個做法。首先，民進黨的執政應該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容納同陣營中的進步主張與批判建議。例如 2018 大選挫敗後，民進黨政府對轉型正義的推動趨向保守，聽不見同陣營內部要求積極推動轉型正義的聲音，這種現象容易使外界質疑民進黨改變初衷，出現信賴危機。
苗博雅也提醒，若瘋狂的的為自己辯護，會與人民的真實感受產生斷裂。民進黨在未來八個月的選戰中，應該採用「升級型論述」與選民進行溝通，告訴民眾執政期間有哪部分做得好、哪部分做得還不夠，也要承諾選民，若未來還有執政機會，做不好的部分將如何解決。
苗博雅相信，多數的中間選民、年輕人，其實都擁有相當的國家認同、都希望台灣變好，沒有人故意要來用選票來搗亂，也因此對政府的期待很高。要與這樣子的選民來對話，執政黨必須秉持著誠懇且務實的精神，告訴大家說有哪裡做得還不夠好，在這樣密集的社會溝通下，必然能找回出現斷裂、隔閡的社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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