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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恒煒】台灣的民主跌蕩與族群糾葛(上)

我的論題是〈台灣的民主跌蕩與族群糾葛〉,我特別點出族群問題在台灣民主化過程所起的支配性作用。當然,構成民主化成因很多,絕不是單一條件可以達成,有關民主理論與民主發展,研究、書寫、文獻很多,是一門顯學;台灣能進入所謂「第三波民主」之列,(杭亭頓,《第三波 —— 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當然是正面表列。台灣之所以能民主化可以提出各種外在與內在的因素。換句話說,民主化是各種要件的集合體。台灣能夠走上民主,自有不同驅力,但族群力量則是萬事俱備下的東風。族群在台灣民主化的獨特作用,至少在我閱讀過程中乏人書寫;當然也可能歸咎於我涉獵不廣。

台灣民主化的「一般條件」

托爾斯泰在《安娜 · 卡列尼娜》中的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可以挪用在民主上:成功的民主國家各有個的經歷,非民主的國家的統治都相似的。台灣能夠走上民主,族群的力量則是最關鍵的因素;也就是「殊相」。台灣之所以能民主化,可提出幾項一般條件:

(一)民主思想成為無可置疑的價值觀。1921 年進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後劉少奇回顧道:「當時我只知道社會主義是好東西,但是我卻不知道具體而言那是什麼,也不知道說如何實現社會主義。」(見許冠三,《劉少奇與劉少奇路線》,轉引自北村稔,《中國共產黨一百周年的事實》)1920 年社會主義成為焦點,正反意見都有,但民主沒人有非議,不只知道是好東西,更認為是寶筏。

殷海光(1919 ─ 1969)

1949 年之後,在台灣尤其如此;中國五四或後五四的一批自由主義者,以胡適為首,樹起民主主義的旗幟,其中以《自由中國》最重要。儘管蔣政權勵行家天下/黨天下的政策,但也不敢公開指控民主的道德無尚命令,民國末年重要的知識分子雜誌《觀察》(1945-1948)的主編儲安平說:「我们現在争取自由,在國民黨统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题,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有』『無』的問题了。」(儲安平:〈中國的政局〉,《觀察》,第二卷第二期,1947 年 3 月 8 日)。1945 年自由社會主義席捲中國,(見韓戌,《儲安平傳》,牛津大學,2015)1947 年,殷海光與幾位朋友發起〈自由與理智宣言〉,揭示費邊主義,唱和社會民主主義。

當時影響中國思想界最大的是拉斯基(Harold J. Laski)。(見陳慧芬,《知識傳播與國家想像 —— 20 世紀初期拉斯基政治多元論在中國》,五南,2016 年),胡適旁邊《新月》一批人許多都是拉斯基學生,胡適受影響,當然。一九四九年三月殷海光寫信給許冠三、申思聰還殷殷以民主社會主義為念。(見殷海光,〈中國的前途問題〉,收入《殷海光全集》〔8〕)。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一波社會民主主義到了台灣,自由主義是台灣知識階層幾乎一致的信條,即使在蔣政權下雖奄奄一息卻還有火苗,特務頭子王昇可以把自由主義、台獨、共產主義綁在一起,稱為「三合一敵人」,但是他也不敢觸民主的逆鱗,他說過民主的問題,要用更民主的方式解決。可見一斑了。

Harold Joseph Laski ( 1893 – 1950)
圖片翻攝: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Harold-Joseph-Laski

(二)美國的壓力。四九年蔣政權從中國退到台灣一島,美國要保護台灣不受中共併吞,但不願看到蔣介石盤踞台灣,美國總統杜魯門與國務卿魯斯克計劃是驅逐蔣介石,把台灣政權交給一個他們認為的「鐵三角」:胡適當總統、孫立人掌軍事,吳國楨掌行政。而蔣一度同意,提出的條件是「有尊嚴的離開」台灣到菲律賓。美方計劃的細節在這裡不能多談,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拙作《面對獨裁》,已出再版本。

韓戰一爆發,中國出兵救了蔣介石,美國答應派第七艦隊防守台灣,不過〈中美防禦條約〉形同是把台灣當成保護國,固然防守中共侵台,但也對蔣所稱「反攻大陸」下禁止令。到 1954 年的〈聯合公報〉把金馬列入防守線。美國對台政策就完全定調。從彼時到此時,基本上沒有改變。

美國縱容蔣政權一黨專政,但處處壓迫蔣政權走向民主。只要看過去二十多年,美國如何想利用經濟力量迫使中國走向民主,這個手法使用在台灣完全成功。所以有說台灣是美國民主化外交政策的模範生。

魯斯克(David Dean Rusk,1909 ─1994)
圖片翻攝自: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an_Rusk

(三)經濟的起飛。先看一個簡單的統計數字:台幣與美元的匯率,從 1985 年的 40:1,一路攀昇到一九九二年的 24․52:1。1987 年的外匯存底高達 767 億美元,僅次於日本。從 1985 年到 1990 年,5 年間,台灣股市大漲 20 倍、房地產大漲 10 倍,從而構築了「台灣奇蹟」或「台灣經驗」的佳話。小公司老闆拿著「〇〇七」提箱全球「跑」,重要的是,台灣中小業萌芽,在經濟力上打破了國民黨與大企業間聯手的經濟壟斷,培植了民主萌發的土壤。

其他還有西化、教育等等因素。不必細數。

我要提出最緊要與最關鍵的因子,用邏輯語言說就是必要條件,即台灣人與大陸人/外省人/中國人在人數比上的懸殊。這種 85:15 的懸殊比例的結構,是衝破蔣政權獨裁、專制的利器。試想,黨政軍特及行政、立法包括地方政權操在一人、一黨之下,台灣人民老實說沒有一點抗爭的武器。中國歷史上的權力更易,靠的是武力、革命,毛澤東說過老子手上沒有八千隻槍,與蔣介石有什麼談判的空間!?

台灣人一方面深知民主的可貴,另一方面,無論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的知道,只有靠民主、靠選票,從而建構台灣意識、台灣人團結,才能打倒國民黨,所謂「台灣人出頭天」、「四百年來第一戰」是贏得選票的保證,要推倒一黨專政、一人獨裁,也只有靠民主、靠台灣人的同仇敵愾,才能在民主選舉中勝出;有人用「民粹」當負面名詞,作為不滿的標籤使用,反正也嘛通。這一個過程與轉變,下面主要以雷震當主軸來看反對黨運動在台灣推動的過程,從而展現民主如何從想像走向現實。這是歷史性的解讀,在歷史脈絡中才看到原委。

「古典民主理論」v.「另一種民主理論」

這裡先提出一個理論,做為我以下論述的證明。我不是說台灣人追求民主是有這個理論在背後驅動,就像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論一樣。但是台灣的民主化剛好就是此一民主理論證成的模式。

這個民主理論是 1942 年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創發的「另一種民主理論」,他的理論基礎建立在下述的事實上:民主政治最主要的程序是人民經由競爭性的選舉來挑出領袖。熊彼得這一個重要的規範破除了「古典民主理論」的高懸理念而與現實搭不上邊的空泛理論。

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圖/擷取自維基百科

「古典民主理論」也可以用下面定義來表述:民主就是為現實的共同福祗作出政治決定的制度安排。只要比對這兩說,就可以看到兩者的截然不同。古典理論出於十八世紀的哲學,強調的是「共同福祗」,也就是透過人民的「共同意志」(來源)和「公益」(目的)來界定民主。

熊彼得的理論則是就現實論民主:「藉由參選人的激烈競逐獲取人民的選票,贏得政治權力。」古典民主理論賦予民主一種「理想」,熊彼得則把民主拉到「現實」;一種是理性的、烏托邦的和理想主義的,另一種經驗的、描述的、制度的和程序的民主概念。先解釋一下,下面還會談到。

這裡所說的「古典民主理論」,就是胡適這些自由主義者遵奉十八世紀哲學下的民主理論。其實到二十世紀,種種現實發生的可怕事件以及各類新的思想方法,已衝擊舊有的思想。誠如 T. W, Weldon 所諷刺的說法:政治哲學「很少談論實際政治制度,但論述一些鬼影子似的或抽象的存在,諸如國家、個體、社會、一般意志、共同的善等等。」熊彼得民主理論的複雜性,在這裡不能詳述,可以在他的著作《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中看到。這個諍論到 1970 年有了定論,熊彼得贏了,許多重量級的政治、民主理論家都奉為圭臬,如 Robert Alan Dahl 說「沒有競爭性的政黨不是民主國家。」(見氏著 ”How Democratic Is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Samuel P. Huntington 更是鼓吹熊彼得理論不遺餘力。

胡適(1891—1962)
圖片翻攝自:https://gpi.culture.tw/news/9798

五四的時陳獨秀、胡適等推出兩個大菩薩「德先生」與「賽先生」。陳獨秀在《新青年》中表示:「只有認定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考上的一切黑暗。」所以「德先生」是鑲著神聖道德金邊來救古中國老命的菩薩。

既然是救苦救難的菩薩,供起來膜拜也屬事之必然,「民主」旣是高高供起膜拜的菩薩,雖不能致,心嚮往之。民國初年,據張玉法研究,政黨達數以百計;政黨一直不絕如縷,但不能透過民主制度,爭取政權,更不可能進行全民普選的草根活動。從袁世凱到蔣介石到毛澤東,叫做史蹟斑斑。

我的論述只放在 1949 年後的台灣。台灣為什麼會產生民主?尤其有人特別提出都是所謂「華人」社會,台灣為什麼獨獨產生民主,結論是,誰說華人文化蘊育不出民主?以作為中國也會民主化的憑證。中國產生不了民主,這是擺在眼前的事實。

先引實例來證實。1919 年八月,梁啟超朋友時任《國民公報》編輯的藍志先(公武)回應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中有一段話,這段話是回答胡適「問題與主義」的提問,卻一針見血描繪出中國歷來沒有民主的事實,他說:「專制君主的毒害,在中國行了幾千年,並沒有人覺得不合理,沒有拿來成一個問題。」也就是說,中國人民幾千年來生活在專制君主橫行下卻不覺得有不合法、不合理、不舒服的地方。身處專制極權卻連合不合理的質疑都沒有,難怪幾千年的專制能夠理所當然的承襲下去。

再看一條資料。1947、1948 年之際,社會學家費孝通在〈論紳士〉中說:「中國到現在還沒有找出一個奪爭政權的和平方式。……。政權成了『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奪寶。……在傳統中國祇有『取而代之』的故事,流的是人民的血,得到寶座的卻是少數幸運的流氓,……。」(收入《皇權與紳權〉,「觀察社」,1948 年 12 月初版)

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tz)
圖/擷取自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

理論上指出問題的是哈佛學者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tz),他質問說:「為什麼中國儒生千百年來受苦於這個毫無權力限制的結構下,卻從沒有好好思考要挑戰這個舊結構?或提出另一種替代品?」所謂「舊結構」,史華慈用「深層結構」來表示,他認為在社會最頂層有一「神聖的位置」,而且這一個位置的重要性遠超過佔據那個位置的人,皇位比皇帝此人重要,那就是皇位、皇權,也就是如藍先志所說,中國人民用合理眼光接受並毫無反抗的那「神聖的位置」。

史華慈的這篇文章是在一個會議中宣讀的,有人直接挑戰他的理論,史華慈反問說:你能舉出中國有史以來有哪一天行使民主過?事實勝於強辯。中國永遠「天無二日」,從沒有「另一種權力制度」。

近代可能有的一次民主機會,那就是袁世凱依〈臨時約法〉召開國會,國民黨以宋教仁為中心,決心推動議會政治,走向內閣制,取消總統大權獨攬。選舉結果國民黨大勝,拿下參、眾兩院半數席次,由國會多數組閣,宋教仁可以出任國務總理;一旦成真,權力將從總統袁世凱手上轉到國會 。 

如果宋教仁沒有被刺殺,中國將取消史華慈所說的「神聖一人」的「位置」。當年會不會因此開出民主?沒有人敢說,但至少看到了一扇民主之窗。宋教仁在國會開議前十天左右在上海搭火車北上,結果被刺身亡。到底誰殺了宋教仁?眾說紛紜,黃興挽宋教仁聯:「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又殺宋教仁,你說是應桂馨(黑幫老大,涉嫌兇手,與陳其美關係密切),他說是洪述祖,(國務院秘書;沈雲龍有〈刺殺宋教仁案的要犯洪述祖〉一文)我說確是袁世凱。」

我想起余英時回憶一九四六年國民黨特務在昆明暗殺聞一多、李公樸後有人寫的對聯:「天下是老子打來,誰教你開口民主、閉口民主;江山由本黨坐定,且看我一槍殺人、兩槍殺人」中國歷史永遠在篡位、暗殺、征伐中輪迴;蔣介石是失敗的毛澤東,毛澤東是成功的蔣介石,如此而已。至於民主,門都沒有。

金恒煒:中國歷史永遠在篡位、暗殺、征伐中輪迴;蔣介石是失敗的毛澤東,毛澤東是成功的蔣介石,如此而已。至於民主,門都沒有。圖/1945年國共重慶會談

中國是封建王朝,梁啟超說:「二十四史是ㄧ人一家的譜錄」,固然不合史實,但傳神。遠的不說,滿清政權結束,北洋軍閥與南方軍閥(劉文典說蔣介石是軍閥)混戰,民國時代是蔣皇帝, 1949 年共產黨席捲中國,毛皇帝取代蔣皇帝,毛皇帝駕崩到席皇帝,哪有民主一天?民國時代以胡適、陳獨秀為首的《新青年》高唱「民主科學」最努力,但只淪為口說。共產黨逐退蔣介石,1949 年知識階層及企業家等面臨共產黨建立政權後有一個存亡的大抉擇,是值得探究的歷史課題,宏觀及微觀研究的文章很多,龍應台出版過《一九四九 大江大海》的書,完全用國民黨史觀敘述,歷史事實其實是「一九四九,逃江逃海」。

插一段話,隨蔣介石到台灣來的類別中,特務傾巢湧到台灣一隅,他們是中共黑名單中的首要之惡,李敖說:「北京被解放,除了有槍在手的高級國特如調查局長張慶恩等人之外,誰也搭不上飛機。」雷震說,台灣有 12 萬特務、吳國楨說有 13 萬。蔣經國能夠當特務頭子,手下有一批特務群,撐起蔣王朝,這批爪牙不是憑空出來的。我當年在媒體工作的同事中,出於特務家庭的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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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恒煒】台灣的民主跌蕩與族群糾葛(中)
【金恒煒】台灣的民主跌蕩與族群糾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