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 年 5 月 18 日由李萬居、郭雨新、楊金虎、楊基振、高玉樹、石錫勳、余登發等八人發起〔在野黨無黨無派第二屆選舉檢討會〕，其實就是新黨籌備會。（見《雷震日記》，1960 年 6 月 25 日）
青年黨的夏濤聲、民社黨的蔣勻田等都到會，雷震認為「選舉在民主政治過程極為重要。」雖然未充分領會競選是達成民主的不二法門，到底體會與台灣人共同打拚的重要，最後大家決議組織「台灣自治法規研究委員會」，並宣佈為永久性組織，隔年，為了向政府主管單位提出設立申請，遂將「台灣」改為「中國」，以免橫生枝節。
這是所謂「大陸人」與「台灣人」同聲相求、同氣相生，以實際行動結合提出的首次。其實，1957 年一選完，5 月、9 月台灣省議會在台中即舉辦〔台灣地方自治選舉法規研究會〕，提出改進選舉辦法的五議案，並共推青年黨、民社黨向政府交涉，這是台灣人組黨的蘊釀。
1957 年 8 月 2 日，雷震到台中東海大學拜訪張佛泉說：要「走上民主道路，必須有一個有力的反對黨」，且告知已去信給胡適，尚未得確實覆信；提出與過去的不同意見是，成員除兩黨及國民黨開明人士外，還要納入無黨無派人士，其實就是台灣人。
胡適早在 1957 年 8 月給雷震的信表示「他對國民黨分化的希望早已放棄。」8 月 28 日，胡適告訴雷震「他不能領導」，9 月 19 日雷震繼續苦勸胡適接受擔任新反對黨的領袖，列舉八個理由，最重要的兩條：「因民青兩黨合不攏」；「新反對黨要以台灣為重心，而台灣人認他為鄉親」；這話也不假，台灣人心目中的第一號人選是胡適。
籌組新黨過程中，1958 年 2 月 16 日《自由中國》刊出〔今日的問題〕專題文章最後一篇〈反對黨問題〉：「今天要成立反對黨，無論主觀、客觀條件都嫌不夠」，所拈出的條件中，「最困難的一項，就是反對黨不容易找到實力的基礎，以與執政黨相抗衡」，所以「在初期，反對黨的組織可以採取政團同盟方式……包含獨立分子和現在兩個在野黨的黨員［它］甚至也可以包含執政黨的黨員……」
這不啻公開宣傳只有兩黨及執政黨的「外省人」和「無黨無派」的「台灣人」結合在一起才有「實力基礎」，才足以對抗國民黨。其政治意涵很清楚：一方面拋棄「仰賴國民黨」的無端期望；另一方面結合「獨立人士」建構強大的「政團」，以此做為選舉利基，以對抗國民黨。
1958 年 8 月 14 日，雷震寄〈自治章程〉給胡適，說這是台灣人要發起組黨的先聲，並特別表是他「未参加」，重點是：「台灣人搞反對黨，可能流血，如先生出來，不僅可消弭台灣人與內地人的隔閡，且可防止流血。」換句話說，雷震面對台灣人崛起，已深切體知只靠外省人關門不顧台灣人而自組織有力反對黨全不可能；但耽心台灣人組反對黨引發流血鬥爭，胡適若出面領導，成功組黨也避免流血，自是上上大吉之策。
雷震決定出手組黨的關鍵在胡適一句話。1960 年 3 月 16 日雷震問胡適，蔣介石硬要違憲三連任，今後怎麼辦？胡適表示：只有民青兩黨、國民黨民主派和台灣人合組反對黨之一途，如果組成了，他首先表示贊成，他自己不參加。雷震認為如果他肯參加，我們會推他做主席，那他便無法推卸了。
胡適在受不了又擋不住蔣介石違憲「三連任」下，主張組黨。雷震們組黨成功後，胡適一再表達很興奮，甚至批判〈組黨宣言〉太消極，後來與選舉改進座談會的召集人見面，胡適信誓旦旦說「一定支持」，並表示「新黨一定要有容忍精神」，1960 年 5 月 16 日雷震在《自由中國》上發表〈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理由是「民主政黨之奪取政權」，只有「透過選舉方式而獲得之。」
1960 年 5 月 18 日在民社黨總部組織開「在野黨及無黨無派人士選舉檢討會」與會的有六十多人，「討論不到一小時後，有人提議……組新黨」，最後議決另組新黨。討論會紀錄摘要刊登於 6 月 1 日《自由中國》，組黨正式聲明在次期雜誌刊出。
「中國民主黨」在 1960 年 5 月 18 日宣佈組黨，主席團七人，雷震是唯一的「外省人」或說「大陸人」。決定成立政黨的檢討會中，依《高玉樹回憶錄》說，在「自由之家」舉辦，由雷震主持。這兩點都是有誤。其中一段繪聲繪影，把雷震描寫得宛如《三國演義》中張飛喝斷當陽橋的架勢。他說：開「檢討會」那天：
擔任主席的雷震突然站了起來，大聲地說：大家對國民黨選舉作弊指證歷歷，國民黨主辦選舉單位包括立法院在內，都是沆瀣一氣、官官相護，即使告到法院，也是不了了之。今天我提議來組織一個政黨，……現在請大家附議，是否應該組織新黨？
結果呢，「全體宣佈組織『中國民主黨』」。值得注意的是，有人主張以「台灣民主黨」為名，雷震衡量整個政治形勢，沒有接受，仍然維持原議。先指出高玉樹錯誤的兩點。首先會議地點不是「自由之家」，在民社黨黨部，因為當年「民主人士連一集會地點都找不到」，所以不可能在「自由之家」。第二點，雷震只是「主席」之一 ，不是由雷震一人當主席主持全程。
所幸雷震當天有日記，日記上說：「……大部［分］人都講台灣話，我聽不懂，故不能知其詳。」所以說雷震在會中大喝一聲，恐怕與事實不合，更何況《自由中國》第二十二卷第十一期（1960 年 6 月 1 日出版）刊出〈檢討會記錄摘要〉，並沒有高玉樹所陳述的過程。不過雷震在組黨之前與組黨前後與高玉樹來往頻繁，高玉樹所引雷震那一段話，也恐非向壁虛構。這個記載之所以可靠，因為這是雷震決定與台灣人聯手的最低要求，也是胡適支持新政黨的條件。
且看兩條資料。1958 年 5 月 16 日，楊基振起草反對黨章程，雷震聽齊世英說後表示，「台灣地方主義之黨，我們不應參加。」5 月 30 日雷震日記 ：接胡適電話，「謂楊基振起草一反對黨章程等，要我與〔成〕舍我看一看，……，我說不可有地方主義。……」
「雷案」發生後，胡適從美國返台第二天見「反對黨」人士，後來到總統府面告蔣介石，強調那天誠懇勸他們：「不可對政府黨取敵對態度。你要推翻政府黨，政府當然先要打倒你了。」完全可以解釋胡適為什麼一再反對用「反對黨」改稱「在野黨」的原因；這個用法為殷海光所採用。胡適其次重點是：「切不可使你們的黨變成台灣人的黨，必須要和民、青兩黨合作，和無黨派的大陸同胞」合作。（胡適日記，1960 年 11 月 18 日）胡適的用心兩段話，境界全出。
雷震否決「台灣民主黨」的黨名，堅持用「中國民主黨」，符合他與胡適的理念，另一方面可見雷震在黨內一言九鼎的聲望與地位。雷震對自己拒絕「台灣共和國」，也有說法。6 月 22 日有英人 Mac（日記中名姓不詳）和雷震多次討論黨名，Mac 認為用「中國」有點不合理，「大陸人無法回去，而台灣人對反攻大陸不熱心」，雷震回說：「現在無論內地人、台灣人都不贊成。……，至於將來，誰也不敢說。」
雷震與台灣人共同組黨，最大的阻力來自社內同仁及朋友。列舉雷震日記以見其概：
█ 記者于衡在 1957 年 5 月 3 日向雷震說：一般人對選舉有三點看法，第二點是「臺灣人和內地人對立尖銳化」。
█ 立委胡秋原告訴雷震，「黨方有人向他打聽，是否有反對黨？他是否參加？他說一定有人組織，他是贊成，不一定馬上參加。」重點在下一句，「胡先生不搞，雷某〔震〕一定搞。雷某不搞，臺灣人一定要搞。胡先生和雷某搞，總比臺灣人搞為佳。」
█ 主筆之一的戴杜衡說：「把台灣人搞起來，大陸人將來要受其欺壓的，大陸來的人百分之九十不贊成這種做法。」組黨之後又勸雷震：「對新黨要極力矯區域觀念，不使內地人恐懼，對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暫不表示可否。」
█ 國大代表劉博崑認為：「臺灣人起來了，不好辦，將來很難受……。」
█ 合眾社中國人記者蕭君來訪，他甚擔心「新黨將寫成臺灣人的黨，對大陸人不利，……將來我不參加此黨，此黨一定變為臺灣人的黨。」
█ 蔣經國在蘇俄結識的王新衡說：「雷震不該和他們搞在一起，把自己降低。」
█ 青年黨 王師曾說：「怕新黨為地方性，怕把臺灣人搞起來而不得了，故有人說雷震玩火」云云。雷震回答說，「臺灣人要起來，壓制不住，我們參加，最少不使走錯方向……。」
從上面所引的話語中，可以看到幾個面相：首先是大陸人的「優越感」，王新衡區分「我們」比「他們」高，搞在一起自貶身份云云；其次，戴杜衡用大陸人「害怕」、「恐懼」來形容；其三，合眾社蕭君表示自己排斥「台灣黨」，他不會參加，因「對大陸人不利 」。
王新衡說的「他們」以及雷震說的「我們」，就是把台灣人當「他者」（the Other），也就是用別人與自己的差異建構出「他者」(the Constitutive Other）來，從而辨別與自己非同類的其他人 ；對大陸人來說，台灣人就是「他者」。6 月 1 日《紐約時報》說台灣人與內地人之間有一條鴻溝，或于衡所說台灣人與內地人對立尖銳化。在雷震組黨過程中一一浮現。
前面說過，1957 年開始《自由中國》風向轉變是年 11 月，〔我們的問題〕（九）社論〈我們的地方政制〉，特別點出「大陸人」與「本省人」之間的問題：「我們要說到對當地人士勢力抬頭的恐懼心理，這種心理，分析到最後，實在是根植於少數人的潛伏統治意識。……今天的台灣在本省人士與外省人士之間確實存在著隔膜，……主要就是少數人的統治意識所引起。……我們要承認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確實有點問題存在，但大家似乎都不願公開提破，而寧願在心頭懸掛著這麼一個陰影。」「社論」中所說的「我們」，當然是限定名詞，指的是「我們」這群外省人。
原因不難索解。《自由中國》的發想在 1949 年 4 月，當時的論敵是「上海輿論界」，雷震到溪口向蔣介石報告並獲贊同及贊助，原與台灣或台灣人皆無關涉，參與討論的都屬國民黨背景的學者及從政者。從籌組到 1949 年 11 月 20 日正式創刊的過程，許多論著都有敘述，有興趣的人可以自行參閱；這裡只提出與本文有關的議題。《自由中國》是在台的外省知識分子集團，打出的是胡適掛帥的自由主義，一開始雷震就有「尊重人民自由權利，以法律治國」的企圖，最後導至蔣介石／國民黨分道揚鏕，也是事之必至。
《自由中國》設有「社論委員會委員」，1950 年 8 月 14 日，雷震向胡適報告了名單，其中不乏國民黨高官。1952 年胡適辭「虛位」發行人後，《自由中國》正式列出「編委」名單，黨政背景的略減。重點是《自由中國》編委全部是外省人，沒有網羅一個台灣人，甚至連作者也都沒有一個台灣人，雷震後來解釋說，台灣人不善為文。此言也不是由衷的話，組黨後，《自由中國》披露台灣人執筆的文章，數量 不可小覷，可見「台灣人不善為文」也非確論。後來起草〈台灣自救宣言〉的謝聰敏說：
當時台灣人和外省人幾乎不往來，而是分別生活在不同的兩個社會中。
這是親身經歷的事實陳述；從《自由中國》刊物作者屬性到個人生活，正體現出兩者「斷裂」的情況。
雷震既然要組黨，必須推倒橫在前面的族群高牆。5 月 21 日雷震到高玉樹草山（陽明山）別墅開會，強調今後工作首先要力避台灣人與大陸人分開，要做到使大陸來人不生恐懼。《自由中國》在嗣後的文章，如 7 月 1 日的〈誰是真正的多數？〉說：
什麼是多數，什麼是少數，這個純粹數量的問題，沒有爭論的餘地。比方說，在一個國家裡，被統治的人口有一千萬，而對於政治大事具有一定作用的不過十來人。在這個對比中，誰是多數、誰是少數，一望便知。……問題就出在「幻覺的多數」與「真實的多數」。誰都可以知道「幻覺的多數」不等於「真實的多數」，而只等於「真實的少數」。
最後一句是：「我們竭誠贊成民主。因此，我們擁護不折不扣的多數。」「中國民主黨」的利基在此。接著下一期（7 月 16日）社論〈台灣人與大陸人〉（雷震原請戴杜衡寫，不果，當然；後委請由夏道平執筆），結論是：「台灣人士在三年前組成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演進到包括著大陸人在內的選舉改進座談會，同時他們也正在積極籌備政黨了。這是台灣人與大陸人在政治改革運動上的攜手合作」，「因此我們要籲請大家，不分台灣人與大陸人一致合作，經由和平的程序為民主自由法治而奮鬥。」
即使雷震自我警惕：「今後咬牙向前走，刊物態度要和平」，免去別人「變質」的批評。但從 1960 年 4 月之後，台灣人的作者與台灣論題明顯增加，不「變質」也難。
1960 年 9 月 4 日大逮捕，雷震、傅正被捉，《自由中國》停刊，當然「中國民主黨」也胎死腹中。 然而種子已播下，台灣民主已經萌芽，1986 年終於組黨成功，9 月 28 日擔任大會主席的游錫堃組黨致辭文題是〈期待人民用選票的力量決定共同的命運〉，關鍵詞是：人民、選票 、共同命運；這是十年淬煉的智慧，也如實透顯民主的真實意義。
最後做一個簡單對比。1964 年 9 月 20 日發生〈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案， 主要人物是大名鼎鼎的台大教授、國際法權威彭明敏，起草的是他的兩位學生謝聰明、魏廷朝。與《自由中國》清一色外省人不同，〈自救宣言〉三君子：彭明敏是大甲人、謝聰敏是彰化人、魏廷朝是桃園人，也就是台灣知識分子集團。
我在《面對獨裁》這本書中，特別提出殷海光對〈自救宣言〉的影響。書中我認為在「反攻無望」及雷震組黨被捕後，殷海光體知外省人對抗國民黨證明澈底失敗，只有寄望台灣人的力量才能把國民黨打倒。謝聰敏有一天問殷海光：
如果台灣人有一天起義，但不知老師對啟蒙運動的貢獻而傷害到你，你會怎樣想？他握著小拳頭，打著他瘦弱的胸脯說：「我情願受害。」
我訪問過吳禮培，他回憶殷海光見他的第一句話是：「你們要準備，台灣將來是台灣人的。」正是熊彼得理論的證實。殷海光在社論〈台灣人與大陸人〉同一期發表〈我對於在野黨的基本認識〉中說：「有若干人士或明或暗在所謂『外省人』或『本地人』之間努力築一道牆，……從這一所謂『矛盾的對立』中獲取統治的便利。…… 無論我們主觀上是否願意在台灣『長治久安』，事實上我們已經在這裡待了十幾年了。……」最後語重心長的說：「解鈴還須繫鈴人。」
殷海光身跨《自由中國》、《文星》兩雜誌，又是〈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背後影武者。傅正則是「中國民主黨」與「民進黨」的創黨者。兩人都是「外省人」。傅正在「民主進步黨」的籌組開始到成功，都是積極參與者，宣布組黨第二天的 9 月 19 日，台灣社會懸著一個大問號：蔣經國會不會動手抓人？
傅正提出應對辦法說：「『中國民主黨』為什麼失敗？就是抓了雷震之後，大家就停了，應該要像海浪一樣，一波又一波，不怕他抓。」於是安排每波 10 人，排出 3 波。但蔣經國沒抓人。為什麼？我有一個解釋，見我前一陣子出版的書《是「史記」也是「死記」》，在此不再多說。
但我在《面對獨裁》書中沒有注意到彭明敏 1962 年應黃彰輝牧師到台南神學院演講，大膽討論台灣人民自決的問題，1963 到 1964 年彭明敏與黃彰輝、黃武東、林和引三牧師在台南成立研究小組，探討如何處理政治危機問題。（見《彭明敏教授百年紀念禮拜》，頁十六）所以 1964 年彭明敏領銜〈自救宣言〉，不是無端而至、不是沒來由的。
殷海光與彭明敏聯手代表大陸人與台灣人的合作，雷震組黨的失敗，也代表台灣人將主導台灣政局，一如殷海光在「雷案」發生前《自由中國》最後一期文章標題所示「大江東流擋不住」。
1949 年後逃亡台灣的知識分子不是出身五四時代如胡適，就是自稱「後五四時代」知識分子如殷海光，都殷殷以民主為鵠的。理論層次看，最終捨棄鑲金邊不切實際的「古典民主理論」，走向熊彼得強調的「另一種民主理論」，是「民主典範」的轉移，透過選舉追求選票極大化，喊出「台灣人出頭天」或「四百年來第一戰」，正是熊彼得理論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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