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後冷戰時代，很少有概念比「軟實力」更深刻地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討論。這個詞是美國政治學家奈伊（Joseph Nye）在其 1990 年出版的《勢必領導：美國權力的變遷》（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一書中所提出的，他在書中把「軟實力」定義為「讓別人想要你想要的東西」。但奈伊並不只是要闡明國家權力的一個要素。他還反駁了美國即將面臨衰退的論點。相反的，奈伊認為，除了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之外，美國還享有對任何潛在對手的巨大優勢，這要歸功於其強大的軟實力，它依賴於「無形的資產：文化、意識形態，以及利用國際機構來決定辯論架構的能力」。
軟實力的概念在 20 世紀 90 年代得到了重視，但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攻擊事件後的幾年裡在美國面臨挑戰。在美國災難性的伊拉克戰爭以及中東和其他地區的反美情緒急劇上升之後，奈伊堅持認為，軟實力不僅僅是相對於硬實力的補充，對硬實力更是不可或缺的。他在 2004 年出版的《柔性權力》（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一書中說：「當我們不重視我們對其他國家的吸引力時，我們就會付出代價。」他呼籲要更加慎重地部署「公眾外交」（public diplomacy）。這種論點在小布希政府中沒有什麼影響力，但後來被歐巴馬政府所接受；2013 年，《外交事務》雜誌（Foreign Affairs）的一篇文章將歐巴馬的國務卿希拉蕊描述為「軟實力的國務卿」。軟實力的鐘擺在川普時期更鷹派、更少國際主義的政府下再次搖擺，並在拜登上任時再次搖擺，承諾恢復國家的道德地位，「我們不只將憑藉力量的典範，更要以典範的力量來領導。」（We will lead not merely by the example of our power but by the power of our example.）（出自 2021 年 1 月 21 日拜登就職演說）
在過去 20 年的政策波動中，軟實力的概念越來越突出，被眾多專家學者所推崇，他們把它作為描述美國和平文化輪廓的簡稱。德國《時代週報》（Die Zeit）的總編輯雅菲（Josef Joffe）在 2006 年對此一概念寫道：「美國的軟實力不僅僅是流行音樂和便宜貨；它的文化影響力既高也低。」「它是頹廢搖滾和谷歌、瑪丹娜和現代藝術博物館、好萊塢和哈佛。」
這個概念的流動性以及軟實力讓美國在其霸權道路上帶來優勢的想法，也使得這個概念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思想家和領導人來說具有吸引力。中國是擁抱軟實力概念最熱切的地方之一。大約從 2007 年開始，在胡錦濤的領導下，中國高層開始將軟實力納入他們的演講和出版品中。那一年，在中國共產黨第 17 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胡錦濤要求全黨幹部「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在此後的幾年裡，中國學者就這個主題發表了豐富的著作，中國共產黨在公眾外交上進行大量投資，包括在全球擴大國有媒體機構，以及在 162 個國家建立孔子學院和孔子教室的文化和語言中心。同時，中共還透過招收外國學生和學者，力求讓中國的高等教育體系國際化。
與美國一樣，軟實力在中國被視為一個充滿希望的想法：是國家崛起，特別是經濟擴張的重要推動力量。事實上，中國現在比美國更迫切地擁抱軟實力。人們固有的認知是，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是有限的，被西方國家所掩蓋，要想真正與美國抗衡，中國需要得到全球輿論更多的認可和影響。對中國黨國來說，外部的合法性和尊重也與國內的合法性有關。中國對軟實力的理解與習近平倡導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安全」理念有關，這些術語圍繞著中國文化、價值觀和歷史的社會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
隨著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競爭加速，很自然地將軟實力視為另一個競爭載體，華盛頓和北京爭相使自己及其政治和經濟模式對其他國家更具吸引力。這兩個國家的領導人和精英們顯然是這樣看的，有些人還擔心他們的潛在弱點。在美國，民主規範的侵蝕可能會損害該國作為自由主義價值觀堡壘的形象。在中國，經濟放緩和中國對疫情大流行所採取的清零政策造成的孤立可能會削弱其務實、注重結果的治理聲譽。
但是，這種直截了當的競爭形象並不能完全反映事件的發展情況。首先，這兩個國家對軟實力的解釋大相徑庭，對這個概念的操作方式也截然不同。華盛頓將民主價值和理想作為其軟實力推廣的核心，而中國則更注重實際問題，尋求融合其文化和商業的吸引力。這種方法在西方收獲有限，但在「南方世界」（一般指開發中或未開發國家）卻產生了共鳴。然而，即使在那裡，人們往往認為這兩種形式的軟實力是互補的，而不是競爭的。簡而言之，世界上許多地方的人們非常樂意讓美國人和中國人都以他們各自的願景和價值觀來誘惑他們。華盛頓和北京認為是零和的東西，世界上大部分地區往往認為是雙贏的。
美國的軟實力概念一直具有明顯的意識形態傾向，因為美國將自己作為自由民主秩序的主要捍衛者。拜登在就職演說中抓住了美國影響力的這個觀點的本質。2021 年 12 月，拜登政府主辦了線上民主峰會，目的是為了民主復興和建立反對中國和俄羅斯等專制國家的聯盟。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進一步加強民主團結、對抗共同的專制侵略者這個目標。
美國的公眾外交也呼應了這些情緒。在社交媒體上，美國大使館慶祝性別、種族和文化的多樣性，並頌揚個人韌性和創造力等故事，有時將這兩個主題結合起來，宣傳個別移民的成功故事並邀請他們在活動和論壇上發言。美國的軟實力很大部份也是由私人機構的文化輸出所形成，像是好萊塢電影、嘻哈音樂和風格，以及可口可樂和麥當勞等全球知名品牌。美國的軟實力投射往往將公部門和私人機構結合起來。例如，在冷戰時期，國務院在國外推廣美國爵士樂手，而中情局則暗中贊助作家和出版物。這樣的傳統在後冷戰時代繼續存在並擴大，國務院贊助藝術家和音樂家，讓他們成為類似文化大使的角色。
在中國，對軟實力的理解和實踐則更注重實用主義而非價值觀。一些中國分析家在討論奈伊的觀點時認為，硬實力和軟實力之間的區分是人為的，他們指出，美國的吸引力主要取決於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正如學者趙可金所指出的，即使是美國軟實力最著名的象徵之一，可口可樂，也不僅只是一種文化現象，還是一個商業巨頭。中國共產黨的軟實力戰略反映了這樣的論點，包括宣傳中國文化和價值觀，但也吹捧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治理能力、科技進步、不斷增強的軍事能力，以及政治動員能力，這在其打擊貧困和肅貪行動中可以看到。任何可能改善中國形象的東西都被認為是軟實力的要素，甚至是中國的硬實力。華盛頓會依靠軟實力來轉移對其硬實力的注意力，而北京則吸引人們對其硬實力的關注，來支撐軟實力論述。
在習近平的重大國際演講中，他傾向於淡化意識形態，著重在他的實際想望，這也表示中國在軟實力的執行上採取更加務實、不那麼意識形態的做法。2021 年 9 月，習近平在聯合國演說中宣稱：「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保護和促進人權，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習近平刻意削弱權利和自由民主價值之間的關聯，將「人權」重新定義為獲得經濟機會。在與全球受眾的交流中，中國的國際媒體，如《中國日報》和 CGTN，跟隨習近平的步伐，強調中國的經濟突破。中國共產黨用物質上的慷慨解囊來支持這種軟實力外交。例如，今年初，習近平承諾出資 5 億美元支援中亞國家的發展目標，包括改善農業和公共衛生。
中國還試圖透過教育來增強軟實力。中國向南方世界國家的官員提供國家贊助的培訓計畫，將中國共產黨作為快速發展的象徵，特別是在打擊貧困方面。「他們讓 7 億人擺脫了貧困！」2019 年我在衣索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遇到一位參加過幾次中國培訓的衣索比亞官員感嘆道。然後他道出了一串他在中國行中認識到的「事實」和數字，包括該國的 GDP 成長率、大學數量，甚至還有都市化比例。
美國的軟實力得益於美國教育機構的精英和頂尖學府形象；相反，中國大學在招收來自南方世界的學生時，將其相對低廉的學費和國家資助的獎學金作為賣點。(在武漢肺炎大流行之前，大約有 8 萬名來自非洲的學生在中國就學，使中國成為繼法國之後非洲學生的第二大熱門目的地）。中國還將其國際教育計畫與國家資助的金援機會直接掛鉤。在宣傳孔子學院時，中國政府不僅強調學生可以獲得獎學金，而且還強調畢業生在中國公司就業的可能性。例如，在衣索比亞，孔子學院的廣告除了列出學習漢語的實際好處外，還列出了在中國公司獲得高薪工作的可能性（而賞析中國文化只在廣告末尾出現）。我在衣索比亞採訪學生和大學職員時發現，許多孔子學院的畢業生最終在中國公司裡擔任翻譯，他們的薪水是衣索比亞大學教授薪水平均值的兩倍。
從西方的角度來看，中國似乎是在用物質誘惑來彌補意識形態力量的不足。根據這種觀點，中國根本沒有真正行使軟實力，而是利用其經濟實力來收買人心。這樣的批評忽略了一個事實，儘管這種經濟誘惑本身並不是軟實力的行使，但它們透過加強中國「慷慨、機會、能力和實用主義的堡壘」形象來增強中國軟實力。經濟交流也具有情感層面，鼓勵與中國建立情感聯繫，尤其是在機會稀缺的地方。在西方人看來或許算是交易性質，但實際上傳達了一個強而有力的訊息，即中國的魅力所在。
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工業化民主國家裡，中國軟實力的影響不大，近年來中國在這些地方的好感度不斷下降就是證明。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中國與共產主義和獨裁的負面連結的結果。這些負面看法也與習近平領導下，中國日益強硬的外交政策有關，包括所謂「戰狼外交」的興起，外交官們用對立甚至無禮的言辭來攻擊中國的批評者，特別是在西方。
然而，在南方世界，包括非洲和拉丁美洲，中國對軟實力採取更為務實的做法，包括廣泛的參與當地經濟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最新的非洲輿論調查發現，人們對中國在非洲大陸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基本上持正面態度；在 34 個國家接受問卷調查的非洲人中，幾乎有三分之二的人認為中國的影響「有點正面」或「非常正面」。而美國智庫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9 年在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進行的民意調查中，約有一半的受訪者表示對中國存有好感；只有約四分之一的人表示負面看法。
我對中國在衣索比亞的軟實力影響研究中，以及對在北京學習和參加專業培訓的非洲精英的採訪中，我發現他們普遍讚賞中國的軟實力工具，例如（提供）教育機會。與美國國務院贊助的少數競爭激烈的獎學金項目相比，中國提供了成千上萬的獎學金，以支付非洲精英和年輕人攻讀學位和培訓計畫的費用。在衣索比亞，人們能遇到的每個政府官員幾乎都已經去過中國，不然就是正準備要去中國，或認識已經去過中國的人。這些人雄心勃勃，渴望獲得全球主要權力中心的第一手經驗，雖然中國可能不是他們的首選，但往往是唯一可行的目的地。正如我在 2019 年訪問阿迪斯阿貝巴時，一位衣索比亞媒體人告訴我的那樣，「看到中國總比呆在家裡什麼都看不到要好」。
對於衣索比亞等地的廣大民眾來說，中國軟實力往往是透過鐵路、橋梁和高速公路等基礎建設計畫來展現。這些建設計畫有許多是有爭議的，因為不但有繁重的貸款和債務、有勞工糾紛，還有對工程品質和安全的擔憂。然而，它們提升了中國的地位。在阿迪斯阿貝巴，中國投資的建築工地上到處都貼滿了中國公司的廣告。當我向衣索比亞人問及美國官員對中國在衣索比亞政治和社會的惡性影響等批評時，我經常聽到的回答是：「那美國人在哪裡？」
在承認中國在南方世界的相對吸引力和優勢同時，重要的是不要把美國和中國在那邊或其他地方的競爭當作一個零和游戲。許多人認為中國和美國都有吸引力，並認為它們的不同模式是互補，而非相互排斥的。即使在東南亞這樣對中國影響力和軟實力存在更多公開懷疑和爭論的地區，民意調查顯示人們也很不願意站在任何國家的一邊。
在我與阿迪斯阿貝巴和北京的衣索比亞人訪談中，我發現許多人擁護中國的經濟成功故事和共同發展軌蹟的理念，同時也表達對他們與美國相關的價值觀支持，如人權和民主自由。衣索比亞等地的精英們尋求機會，並與這兩個國家的個人和機構互動，有時發現自己在這兩個國家之間溝通協調。例如，在中國參加培訓項目的衣索比亞記者就會經常詢問美國是否有類似機會。
在衣索比亞和其他國家，官員們經常利用與中國的交流作為談判籌碼，讓美國做出更多貢獻。例如，在 2019 年由美國駐阿迪斯阿貝巴大使館主辦的高等教育研討會上，一位衣索比亞教育官員強調中國是「接收我們的學生」的國家之一，暗示美國應該給予類似的機會。在場的美國官員禮貌性地忽略此一評論，堅持強調美國所提供的機會，如著名的獎學金和大學間的合作。然而，一位大使館官員私下承認，在非洲人的教育機會方面，中國正在進行「大規模」競爭，對許多非洲學生來說，中國是最有可能的目的地。
展望未來，美國和中國在提昇軟實力方面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華盛頓的做法受到了強烈檢視，因為該國對民主價值的強調與對民主價值不一致的堅持之間是脫節的。民主的侵蝕、普遍的種族歧視和對國內生殖權利的攻擊有損美國作為一個鼓舞人心的民主國家的形象。民主的侵蝕、普遍存在的種族歧視以及國內對生殖權的攻擊，使美國作為一個鼓舞人心的民主國家形象大打折扣。在與美國國務院官員的研討會上，我感覺到他們越來越意識到需要解決這些問題，但也有一種恐懼感，即公開這樣做會使美國，相對於中國，處於不利地位。當我建議美國的公眾外交可以對美國民主所面臨的挑戰傳達更多坦率和謙遜時，一位官員問道：「這不是讓我們看起來很弱嗎？」
在國外，華盛頓對人權的選擇性承諾引來冷嘲熱諷。美國及其盟友在與俄羅斯的對抗中未能激勵南方世界的大部分國家，包括巴西、印度和南非等主要國家，這反映了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這些國家的官員在解釋他們不願意譴責俄羅斯的原因時，往往指責北約加重烏克蘭危機的責任，並透過指出美國發動的戰爭來淡化俄羅斯的侵略行為 —— 這種說法恰恰與中國外交官和官方媒體的說法吻合。
美國還限制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來束縛自己的手腳。美國外交官經常表示在獎學金和其他吸引人才的手段上，與中國競爭的想法感興趣。然而更多人相信，最好的人才會自己找到前往美國的方式，這種信念在從根本上重新思考公眾外交行為時會產生慣性。
就中國而言，依靠實際的誘因而不是意識形態的願景，會引來對中國所提供的服務品質審查，並有可能在當地出現完全是交易性的互惠關係。例如，中國出口的 COVID-19 疫苗在南方世界許多國家裡受到了質疑，當西方的選擇出現時，它們就被排擠到一邊；對中國疫苗有效性的擔憂後來更得到了證實。同樣的，在我與來自一些非洲國家的學生的交談中，許多人對中國部份教育計畫的師生互動品質和教學方法感到憂心。對中國官媒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影響力研究指出，公眾消費力有限，部分原因是人們認為這些內容不吸引人。為了縮小品質差距，中共必須將其評量標準從數量轉向品質，並容許更多的創作自由，特別是在媒體方面，但這兩項調整在習近平領導下似乎不太可能發生。
更廣泛地說，中國務實的軟實力政策有可能陷入單純的交易主義，中國的任何利益都取決於其他國家所獲得的物質利益。當我問衣索比亞大學職員，如果在孔子學院就讀不再與中國公司的工作機會有所連結，該國的孔子學院會發生什麼情況時，他們的回答是明確而簡潔的 —— 我們就會關閉這些學院。中國這些年全面的防疫孤立政策，阻礙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將如何影響中國在南方世界的形象，還有待觀察。然而，在缺乏一個更大的意識形態願景情況下，中國將需要繼續開發越來越大的禮物 —— 但如果中國經濟繼續放緩，這項任務將變得更加困難。
幾十年來，美國官員一直在思考、談論和有意識地運用軟實力，儘管無法均衡，且往往是矛盾的。中國在這方面起步較晚。這可能是一個不利因素，但也可能對中國有利。矛盾、內部緊張、甚至虛偽已經深深地交織在美國軟實力中。如果管理得當，中國不那麼崇高的軟實力可能會避免這個問題，只要它能保持「軟」。同時，儘管華盛頓和北京都認為兩國在進行軟實力的競爭，但現實看起來更像是軟實力的共存。兩國能否成功地使自己更有吸引力，與其說是取決於能否戰勝對方，不如說是取決於能否克服自己的內部摩擦。由於每個國家都在努力提高自己的吸引力並減少對方的吸引力，世界上很多人對美國模式或中國模式在整體上是否最具吸引力的問題越來越不感興趣，而對每個國家所能提供的東西更感興趣。
作者：列普尼科娃（Maria Repnikova）
美國喬治亞州立大學（Georgia State University）傳播學院助理教授、中國問題專家，著作有《中國軟實力》（Chinese Soft 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