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由於中國在地緣政治、投資方面的風險不斷加大，除了政府層級考量的經濟安全以外，日本企業也紛紛重新評估其在中國的業務。面對這些風險，企業積極推動降低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度，並縮小業務規模以應對中國景氣低迷和市場急劇變化。
然而，對許多日本企業而言，中國依然是一個重要市場，因此也同時採取裁員等方式試圖改善狀況。在中國風險不斷上升的情況下，考驗著日本企業領導層的智慧與手腕。
顯而易見的是日本企業對於在中國開展業務越來越謹慎。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在 2 月份對進入中國市場的日本企業（n=720）所進行的調查，關於未來 1～2 年的業務發展方向，回答「縮小」或「轉向、退往第三國（地區）」的企業比例較 2021 年度增加了 2.5 個百分點，合計達到了 6.3％，而回答「擴大」的企業則為 33.4％，相較 2021 年度的調查（40.9%）下降了 7.5 個百分點，是自 2007 年的調查以來的最低水準。
Update：今（21）日，JETRO 公布最新一期的調查（n=710），有意願「擴大」中國業務的日本企業再降 5.7 個百分點，首次跌破 3 成來到 27.7%。
此外，根據經濟產業省 6 月發布的「通商白皮書」，在最近 10 年和未來 5 年內，中國在供應鏈風險上升的國家當中最為突出。
在 5 個風險等級中，美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風險等級均未達到 1 的情況下，中國的風險卻接近 4.5。東京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的鈴木一人教授指出：「中國風險已受到廣泛認知是毫無疑問的。」
這一改變的契機是 COVID-19 疫情。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在疫情期間採取「清零」政策，導致供應鏈停擺。隨後，又由於美中對立等因素，使得和中國做生意面對許多變數。
還有中國以違反《反間諜法》為由逮捕日本企業的日籍主管，也加劇了企業在當地擴展業務的擔憂。根據通商白皮書，約有 5 到 7 成的企業提到了地緣政治和經濟安全上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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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因素是薪資等成本的上升。根據 JETRO 的調查，有 43.6％ 的企業將「採購、人事等成本上升」列為業務縮小、轉移或退出的原因，這也是最多企業舉出的原因。印度、越南、印尼等亞洲各國是作為「中國 +1」的熱門替代選項。
此外，在日圓疲軟的情況下，一些高附加價值產品在生產等方面也出現了日商鮭魚返鄉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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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景氣正在趨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中國的實質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率在 2024 年可能掉到 4.2％（2023 年的 GDP 預測為 5％）。
然而，中國市場規模以及迄今為止建立起來的生產體系仍然不可忽視。根據帝國數據銀行 7 月實施的有關生產和銷售基地的調查，對於作為生產基地最重視的地點，回答「中國」的企業比例雖然有下降但仍占 17.1％，而作為銷售基地，則占 19.6％，兩者均位居首位。
日本經濟產業省在擴大促進國內投資政策以確保經濟安全，同時與 G7 和東南亞國協（ASEAN）等組織協商，試圖將中國拉上公平貿易規則的舞台。各家企業要把中國風險壓在最底限的同時還要能有收益，這需要謹慎下投資決策。
在產業界，自 2021 年左右開始有日本企業在重新評估中國業務。強化供應鏈韌性是其中一個因素。例如酒井重工業為以往依賴中國的道路建設機械零件找尋了多元供應來源，日本鎢（Nippon Tungsten Co., Ltd.）也開始確保從歐洲和北美途徑採購其幾乎完全依賴中國的鎢。針對中國 12 月開始實施出口管制的石墨，三菱化學集團財務長也表示「對於歐美客戶，將盡可能以在地生產的方向重新評估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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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下空質空調社社長道浦正治回顧說道：「過去，我們的投資主要集中在海外。」該公司在 2023 年度將針對日本市場的中、高階家用空調等產品的生產和研發，從中國廣州工廠轉移到日本滋賀縣草津市的草津工廠。
這是為了提高供應效率。也有許多企業在關注地緣政治風險，同時強化在地生產、在地消費的生產體系。正在推動從中國和東南亞回歸日本的佳能（Cannon），決定在日本國內專注於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
此外，目前中國市場的不景氣和激烈競爭也困擾著各家日本企業。「中國市場不論在上升還是在下降，都像在坐雲霄飛車那樣，太危險了」（建築重型機械製造商老闆）。
神戶製鋼旗下重型機械製造商 KOBELCO 將其位於浙江省杭州市和四川省成都市的兩家油壓挖土機的生產體系合併到成都的工廠，兩個工廠的總生產能力從每年 1 萬 5,000 台減少到 5,500 台，幾乎減半，這是他們根據業務環境調整規模，削減固定成本以穩定營收的做法。
中國經濟放緩的導火線之一還有不動產的泡沫化。大和房屋工業（日本最大房屋建商）出於風險管理，決定在 2025 年第一季結束前避免在中國的新投資。對於中國業務，社長芳井敬一指出「銷售的速度有稍微下降」。
汽車行業的情況則尤其顯著。在電動車（EV）領域，當地中國企業崛起。2023 年 4 至 9 月期間，日本企業的銷售輛數，儘管豐田汽車維持在去年同期的相同水準，但日產、本田和速霸陸（SUBARU）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兩位數以上，而三菱汽車則決定撤出中國生產。
主要原因是無法趕上中國在軟體上的需求變化，以及無法創造盈利的過度競爭。一位進入中國市場的中型驅動零件製造商的高層表示：「原物料和零組件的價格競爭也很激烈，我們這種規模的公司也不得不考慮退出。」各公司正急於採取強化當地開發體系、提前投入新型車等方法來應對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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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日商在疫後如何應對中國業務，JETRO 在今年 8 月採訪了熟悉日本企業在中國業務動向的名古屋外國語大學教授真家陽一。
中國政府在 7 月公布第二季實質 GDP 相較去年同期成長 6.3%，但也有人指出中國經濟面臨消費力道不夠強勁，民間投資不振等等問題。
對此，真家教授表示他聽取了多家日商的意見，這些日商認為中國的景氣不像日本報導的那麼低迷。6.3% 和其他已開發國家相比已經是很高的數字了，儘管從清零政策的復甦不如預期，但去除不動產業，中國景氣並沒有到極其糟糕。
由於美中對立等外部環境變化，有觀察指出中國在強化經濟安全等等，為了提升其國內產業和企業競爭力，開始出現了推進國產化的趨勢。然而，與此同時，中國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市場之一。在美國對中國加強管制的情況下，日本企業在中國的業務相較之前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針對此提問，真家教授提到就日本企業在中國的業務而言，可以從三個關鍵詞來觀察供應鏈的變化，分別是 ① 日商洄游、② 在地生產在地消費、③ 選擇與分散。
① 會有日商迴游，除了企業自身政策把先進技術放在國內以外，還有日圓貶值以及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響。然而，由於日本的勞動力減少，鮭魚迴游僅限於先進技術且可實現自動化的領域。
② 在地生產在地消費，有許多日本企業正在進行這方面的努力。這意味著在當地（中國）進行採購並在當地（中國）銷售，這種市場內的趨勢預計將來還會再進一步發展。
③ 選擇與分散，由於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和地緣政治風險增加，在中國製造的商品已經很難銷售到全球。在美中貿易戰中，雙方對某些產品提高的關稅仍未降低，企業需要篩選哪些產品要在中國製造，來調整和最佳化他們在中國的業務。
另外，關於日本的強項——汽車產業也在中國受挫，真家教授表示現在在中國電動車銷量增長而油車低迷，並不是僅僅因為有補助、容易取得牌照而已，中國消費者對汽車的需求就和對智慧型手機一樣，擁有像智慧型手機那樣的功能的電動車才會賣得好。實際上，只會跑的電動車銷量就不怎麼樣。
中國消費者更重視融合先進通訊技術和內容的功能，例如連網服務、資訊娛樂和自動駕駛，而不是乘車舒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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