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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恒煒】台灣的民主跌蕩與族群糾葛(中)

一九四九年的大逃亡下的政治反思

1949 年當然是大斷裂,自由主義者及強硬反共的如胡適、傅斯年這樣學術領袖人物,非走不可。傅斯年有一封寫給胡適的信:「我們與中共必成勢不兩立之勢,自玄學至人生觀、自理想至現實,無一同者……。」就是強烈的宣言。弔詭的是,蔣介石最倚重的「總統侍從室」主任長陳布雷(陳師孟祖父)的女兒投奔延安,胡適的小兒子不願隨父母飛離北京,要迎接新中國。

傅斯年(1896 —1950)

傅斯年的一位侄子,過去對這位叔叔奉命唯謹,後來卻去信痛詆傅斯年支持蔣介石、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的女兒早加入地下黨員。大斷裂下的悲劇牽扯的不只是一國、一黨還有一家。無論如何,胡適是自由主義的象徵及代言人,在台灣甚至美國都有舉足輕重的力量。台灣可能是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要說台灣民主化,也可說從此發皇,下面再談。

逃避共產中國的主要有三個地點:台灣、香港、美國;到美國的要有特別關係。有人說:「第一流人才逃美國,第二流人才逃香港、第三流人才逃臺灣。」(見《雷震日記》)當然是有些 cynical,姑且當一種說法。逃到香港的黨政要員及有錢商人既不滿台灣蔣介石政權,又排拒共產黨,有人打算組建一個「新國民黨」,後來成立「自由民主大同盟」,也就是所謂「第三勢力」,背後有美國支持。美國支持「第三勢力」的目的何在?老實說沒有確鑿的證據與答案。

所可知的,美方(首先)接觸出任過陸軍總司令的張發奎,爭取他到中國組遊擊隊,張發奎認為沒機會了,於是在港發展了組織;在美方支援下,青年黨的謝澄平一度於沖繩建立遊擊隊基地,聚集了一批人才,後來都回香港;有的也成為《自由中國》筆陣一員。「美新處」、「亞洲基金會」等資助成立文化事業,出版期刊與書籍,如雜誌《祖國周刊》、《自由陣線》、出版社「友聯」等。

殷海光的政論文集,就是由「友聯」出版的。胡適很看不起香港「第三勢力」說:「香港的『第三勢力』只能在國務院的小鬼手裡討一把『小米』(chicken feed)吃吃罷了,這種發小米的『小鬼』毫無力量,不能做什麼事,也不能影響政策!」

蔣廷黻(1895 ─1965)
圖片翻攝自:大塊文化

在美國,比較重要的是當年駐聯合國首席代表蔣廷黻要籌組「中國自由黨」。江勇振寫《蔣廷黻》傳記,透過蔣日記還原蔣廷黻組黨的發起與構想。共黨革命成功而美國又不願坐視蔣介石繼續在台灣專權,在此青黃不接、似斷似續的詭譎政局下,美國大使顧維鈞也好、聯合國首席代表蔣廷黻也好,都有意組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政治團體,目的在博取美方支持,胡適成為各方首選的領袖。

當時美國國務卿魯斯克就密會胡適,要他取代蔣介石出任總統,胡適說儘管他知道有蔣介石美方不會支持台灣,但強調蔣是不可取代的,而且自己雖有聲望,卻毫無權力基礎。蔣廷黻真的認為可以取代蔣介石政權成為執政黨。胡適完全支持蔣介石,當然不會贊成組織任何政治團體。

蔣廷黻組黨原寄望美方,宗旨揭出「自由人民的自由意志應為中國政府一切權力的源泉」,完全透顯承襲十八世紀古典哲學思想,重要的是,沒有一字提到手段、方式,沒有談及選舉、民主程序。蔣廷黻 1951 年 3 月 13 日返國述職前,胡適勸他回台後對組黨事打馬虎眼呼攏過去。

蔣介石知不知道蔣廷黻組黨?根據整理雷震日記並加註解的傅正說,胡適透過秘書長王世杰將蔣廷黻組黨事「轉呈」蔣介石,並為之緩頰。胡適的說法很聰明,他說蔣廷黻組黨目的在支援「中國合法的聯大代表團」,那是蔣政權的命脈之一,胡適攻其必備,如此就取消了蔣介石的猜忌。

蔣廷黻的組黨固然春夢了無痕了,但卻透顯「古典自由主義者」對民主的理想方式,這種心態、想像與模式正足以描繪雷震/《自由中國》當初的用心。蔣廷黻失敗的組黨夢,成為雷震想像「民主」模型或說刺激雷震組黨意願的萌芽。

《自由中國》創刊後的第四、五兩期(第二卷第一期、第二期,1950 年 1 月 1 日、15 日)刊出蔣廷黻的〈中國自由黨黨綱〉;雷震藉蔣廷黻酒坏澆自己的塊壘。1951 年 4 月 8 日,蔣廷黻日記記載,雷震找他談組黨事,「《自由中國》主編來談組新黨的可能性,他比我還有興趣。」

雷震、胡適與《自由中國》

以下我們用「古典自由主義」下的「民主」與熊彼得「另一種民主理論」當分野,敍述雷震政治思路的改變:變化的時間很長,大約費了十年。

雷震(1897 —1979)
圖片翻攝自:新台灣和平基金會

《自由中國》的宗旨出於胡適手筆,當年籌辦雜誌時,國民黨還有半壁江山,胡適說長江古來是天塹,共產黨沒有海軍、空軍很難過江,他認為國共可以劃江而治。但共產黨用金條收買顧祝同手下手守將的將領,不費一兵一卒,輕易渡江;難怪周恩來說用金條收買比用槍砲打國民黨容易。

在這種存亡續絕情勢下,胡適寫的宗旨目的在為守住長江以南的人心士氣,讀者對象設定在中國不是台灣;重點有四:一個是宣傳:宣傳自由、民主的真實價值;第二是督促:督促政府確實改革政治經濟;第三是防共:不讓極權政治擴張;第四,解救同胞。簡單說完全沒有提到民主進程。雜誌取名《自由中國》,也是胡適決定,師法法國戴高樂對抗納粹的「自由法國」。

雷震當年的大前提是擁護蔣介石,胡適不必說了。1950 年殷海光著文批評蔣介石,雷震退回不發,表示:現在還需要他;然而組「反對黨」的理念沒有斷絕。現在再用「中國自由黨」來看胡適、雷震的反對黨理念,如出一轍。

「中國自由黨」的宗旨強調:人民的「自由意志」應為「一切權力的源泉」,這就是承襲古典自由主義哲學而來,這也是胡適、雷震早期組黨脫不了古典民主理念的憑據;此外,蔣廷黻在接受《紐約時報》的專訪表示:「這個新的政黨不會跟國民黨────國民政府是佔軍政地位的政黨───有衝突。」

其實這也是胡適答應接受蔣廷黻出任「自由黨」主席的兩個必要條件:其一,決定自由黨什麼時候參加政府;其二:「如果自由黨決定參加政府,再決定他〔胡適〕所將扮演的角色」,蔣廷黻也表示欣然接受。這顯示「反對黨」要在蔣允許下組成,且不會取代國民黨執政。所以「人民自由意志」是「自由黨」權力來源,「參加政府」是「自由黨」的條件,前提是反共不反蔣。

了解了這兩個原則,就充分看到胡適、雷震組黨的限制所在;他們的「迷思」就是誤認成立了反對黨就證成民主,而沒有思考到只有經過競選、產生有力的政黨後,才有民主可言。這個顯而易見的道理,卻是當年的盲點。

胡適(1891 ─ 1962)
圖片翻攝自:https://gpi.culture.tw/news/9798

十年辛苦不尋常

下面排出雷震、胡適的反對黨論述;有四個階段可說。

 (一)第一種取徑/階段:得到國民黨的承認與容忍

█雷震在1950 年 4 月 1 日發表首篇論反對黨的文章〈反對黨之自由及如何確保〉,將反對黨的存在寄望於「政府黨的承認與容忍」上。

█ 1954 年 3 月 16 日社論〈行憲與民主〉表示,在野黨派能夠正常發展,「不必在短期間內取代執政黨的地位,……總可以使執政黨有所警惕。」另外邱昌渭、蔣勻田皆持同樣意見、皆有同樣聲明。換言之,在野黨與執政黨之間不會有緊張關係。

█ 1954 年 4 月 1 日《自由中國》社論〈慶祝蔣總統當選連任〉,在「政治方面」表示:「政黨條件如不充分具備,很難將民主憲政納入正軌。」「培植有力的反對黨,……是值得蔣總統靜心考慮的。」請注意「培養」二字。

█ 1954 年 11 月 16 日,《自由中國》由雷震執筆發表的〈我們五年來工作重點〉表示:「希望出現有力的反對黨」,「今日中國的政黨,除國民黨之外,尚有民社、青年兩黨,在形式上可謂多黨政治之條件已具備,無如民青兩黨沒有牽制的力量,不能發生反對黨及實際政治的作用和影響。
民青兩黨之無力量,除兩黨自身應負責任外,執政的國民黨亦應負相當的責任,……就是沒有盡到培植之責,給予反對黨以滋生發育的機會。……至於有力的反對黨應如何產生,或由現在的國民黨分化而成,或由在野黨聯合組織,或以新的黨派出現」,「希望政府黨對於反對黨的產生和成長要加意培植……。」

█ 1956 年 10 月《自由中國》社論〈壽總統蔣公〉:「我們今天可以採取兩種方式奠定政黨政治的基礎:第一是可以由執政黨來扶持反對黨,第二是在執政黨內部來扶持反對黨。」

(二)第二種取徑/階段:胡適提出國民黨分化為二。

█  1932 年,「九一八」事變後,胡適在《獨立評論》籌辦會議中討論到「政權」分配問題時,得到三結論:一、應取消「黨內無派」,使國民黨自己分化成政黨;二、應取消「黨內無黨」,使國民黨以外有政黨發生;三、國民黨此時的專政,是事實上不能避免的。胡適是自由主義者,一生追求「反對黨」,視為是無上命令,但擺脫不了古典主義的束縛。

█  1948 年 4 月 8 日晚上胡適受蔣介石之邀到官邸晚飯,別無客人。蔣再三要他組織政黨,胡適說「他不配組織政黨。」向他建議:「國民黨最好分化為兩三個政黨。」(日記)

█ 1951 年 5 月 31 日,胡適寫長信給蔣介石,依胡日記所記,正事談完,「最後我勸他想想,國民黨自由分化,分成幾個獨立的新政黨,而第一要件為蔣先生辭去國民黨總裁。」「第一要件」是否胡適如信中直言不諱?還是心中所想而未筆之於書?難說,這種當面想說而沒說,卻把沒說的話記於日記中,胡適是有前例的。

█ 1952 年 9 月,胡適寫長信給蔣介石,表示「民主政治必須建立在多個政黨並立的基礎之上」,建議之一是「國民黨可以自由分化,成為獨立的幾個黨」。

█ 1954 年 2 月 24 日,胡適應陳誠邀晚宴談兩事:一、請國民黨分為二黨;二、以後不要隨便捕人。

█ 將國民黨「一分為二」,蔣介石明確表態拒絕。吳國楨任省主席時即「強力主張允許成立反對黨,為了鼓勵起見,或至少像土耳其般,將官方政黨一分為二。委員長(按,指蔣介石)並不同意。」

█ 1958 年 5 月 27 日,胡適在《自由中國》社發表講演〈從爭取言論自由談到反對黨〉:首先他「認為最好不要用『反對黨』這個名詞,……現在可否讓教育界、青年、知識分子出來組織一個不希望取得政權的『在野黨』……如能從這個新的方向走,組織一個以知識分子為基礎的新政黨,……也許五年十年都在野也無妨。」胡適說他告訴中國國民黨的領袖和國民黨內的朋友說:「你們內部可以自由分化,分為兩個或三個黨。……今天我的大少爺執政,明天我的二小姐執政,結果都是自家人,這不是很好的事情嗎?」

(三)第三種取徑/階段:民社黨與青年黨掙脫「友黨」羈絆走向大團結

1954 年 4 月 2 日雷震日記:《自由人》聚餐,大家認為「國民黨分為二黨不可能。」4 月 9 日又記與青年黨約餐,雷震強調:「民主政治就是議會政治,亦即政黨政治,我贊成有一個有力的反對黨。」又說:「反對黨……是與政府競賽。我為這個目標願意促成青年黨團結。」又說:「我對友黨一詞不了解」云云,其實是暗譏民社、青年兩黨甘做友黨;至少雷震已體認到「尾巴黨」承擔不起反對黨的責任。國民黨秘書長張厲生早反駁分化說,表示:中國與國民黨是一而二,二而一;也就是說國民黨不容分化。

█雷震全力推動反對黨, 放棄寄望於國民黨的容忍。1955 年 11 月 4 日張群要求雷震出面調停青年黨內的紛爭,雷震轉而希望「今後走上政黨政治之途,〔在國家〕以後要有強大反對黨,先希望青年黨自己團結,然後民社黨亦可團結,再來一個大團結。」(1955 年 11 月 29 日日記)

█ 1956 年 10 月 31 日《自由中國》〈給讀者的報告〉,要求國民黨「全力扶植有力反對黨」;同時給胡適寫信給胡適,請他出來領導:「可把民社、青年兩黨分子合起來,加入國民黨一小半及社會上無黨無派者,成立國民黨以外一個大黨。」雷震是兩條線運作,一邊整合兩黨,一邊請胡適出山。12 月 1 日的雜誌發表社論〈對民青兩黨的期望〉:期望執政黨能容忍反對黨的存在;期望呼籲民、青兩黨學步日本,社會黨與保守兩黨「合併」,從而團結以發揮反對黨的功能。

█  1957 年 8 月 2 日雷震到東海大學拜訪張佛泉,開門見山說:「我們認為中國政治如欲使其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必須有一個有力的反對黨,為今之計,最好在國民黨以外,聯合在野人士(無黨派人士、民青兩黨人士)及國民黨一部分開明份子組成,目前絕對不能執政,只要有監督力量,批評政治,使其實行民主政治,實行法治。」並說:「已與胡先生接洽過,雖無確實覆信,據胡秋原他似贊成此事,也願意出來領導。……」但 8月 20 日開編輯會議,大家認為雷震和民青兩黨太接近,對《自由中國》不利,如果要組黨,「也不能以兩黨為基礎,因為兩黨聲譽太壞,……。」

(四) 第四種取徑/階段:與台灣人合作組黨

雷震認為胡適岀不出來領導,攸關組黨的成敗,連寫了幾封信「逼宮」:「必須有一個反對黨……勢非逼上先生走上這一條路不可。」(1956 年 11 月 4 號)再一周表示「我們既已提出『反對黨』的口號,就應該朝這方面去工作。」「今日中國的出路,只有一條,成立反對黨,……能否成功,則繫先生之肯犧牲否?」(11 月 13 日)現在留下的資料,沒有看到胡適的回答。

靠國民黨「扶植」反對黨之路已斷;合併社民、青年黨。雷震過世後傅正整理他的日記,在雷震 1956 年 4 月 23 日日記:「今天青年黨已團結,希望民社黨亦團結,再進而來一個大團結,以造成國民黨以外之一大政黨局面。」傅正下註說,民青合「終於胎死腹中」。民社與青年兩黨旣合作失敗,只剩聯手台灣人之一途,峰迴路轉開出新的途徑,從而走出「外省人」的藩籬。

首先,1957 年是一個關鍵年,輿論風向變了。是年開始《自由中國》公開宣導反對黨,2 月 1 日先有牟力非、4 月 1 日復有朱伴耘文章,都表示反對黨不再能仰賴國民黨當局的扶植,也不能乞憐政府容忍,努力促成實現的時候到了。與朱伴耘同期刊出由傅正執筆的社論,檢討了第三屆補選省議員及縣市長選舉,除了抨擊國民黨選舉不公外,最重要的結論是:「在野黨及無黨無派人士,實在該面對現實政治環境,進行大團結……,結成一個強大的反對黨組織。」

這是《自由中國》首次談選舉,也是首次以選舉觀點、現實政治環境提出「大團結」的另一種可能。傅正說:《自由中國》後來跟地方選舉有進一步的關係,乃至發展為「中國民主黨」的組黨民主運動,主要從這個時候開始。4 月 5 日雷震與民社、青年兩黨等人士談選舉問題;選舉遂進入討論的議程。1956 年 5 月 20 日雷震到胡適處報告胡秋原、程滄波的談話:「大家認為胡先生如出來組黨,可以把台灣匡入,省得流血。」

傅正。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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