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由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出版的《中國影響與美國利益：提高建設性警惕》（China’s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是一份全面解析中國（主要在美）的「影響力活動」（influence activities）或「尋求影響力」（influence seeking）的報告書。這類中國影響力活動遍及美國的政治部門、公民社會以及產業界。有鑑於其重要性，報呱觀點在今年五月初即以專文詳細介紹，現在，網友「為台灣而翻」小隊將整份報告翻譯完成，報呱將用兩星期每天連載刊登方式全文登出，千萬不要錯過。
（本章由李芃萱、吳冠緯譯出；陳方隅、林彥瑜校對）
「對學術研究的限制，還包含了無法舉辦公開、不受審查的學術討論、會議、或其他類似的活動。在此同時，中國學生和學者卻可以在美國暢通無阻的參與學術活動，在美中的學術往來之間形成了嚴重的不對稱，這也牴觸了美中雙邊教育交流協議的精神。」
「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時常向中國外交單位舉發校園內冒犯中國政治敏感議題的活動，例如就圖博、台灣、新疆、人權及中國菁英政治的演講或討論。曾有通報，當地中國單位有時候會接觸大學教師或是職員以防範類似活動的進行。很多時候我們難以區別，發起抗議活動的組成份子到底是聯誼會或是當地的中國外交單位人員…聯誼會也為中國提供政治「同儕審查」的管道，像是牽制中國留學生的學術自由，這樣的舉動損害了言論及學術自由的核心原則。過去數年來變得更加嚴重，因中國政治環境日趨嚴峻，故中國留學生也恐懼在校內（甚至在課堂、其他校園活動或是私下談話中）的言論，因會觸犯中國官方政策，進而被向中國當局舉報而危害到在中國的家人。」
「當這些與中國有合作計畫的國外大學邀請達賴喇嘛，或是舉辦認為是政治敏感或觸怒中國的活動時，中國政府總是以各種抗議活動以作為制衡，像是暫緩或是停止既有的合作交流計畫、取消已規劃的大學教職員參訪、擱置大學機構與中心之間的合作計畫、而且關切原本計畫到美國留學的中國學生，轉安排到他處就學等。」
在美中關係之間，美國的大專院校長期扮演領頭的角色。從卡特執政時期，就與鄧小平及其他中國政治領袖，從 1977-78 年開始嘗試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而中共政府當局（就像先前的國民黨政府）視美國大學為中國經濟與科學發展重要的一部分。在中美關係正常化後的二十年間，中國政府著重派遣學生到美國就讀所謂的 STEM 領域的科系 —— 也就是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數學（Mathematics）。一段時間之後，學生就讀的領域逐漸擴及到人文與社會科學和藝術，這反映了教育上的來往，從以國家指導為主，逐漸轉變為私人消費者導向的現象；也有越來越多中產階級父母，將孩子送到美國就讀人文學的大學部課程、甚至送去唸中學。到現在，有數百萬中國學生成功錄取入學美國的高等教育系統。以 2017-18 這個學年為例，紀錄顯示有三十五萬（350,755）名中國學生進入美國大學就讀，另外則有 8 萬名中國學生入美國高中；與此同時，大約有 150 萬中國學生留學世界各地。總體算起來，從 1970 年代末期開始，累計有 520 萬中國人曾就讀國外的大專院校。與這個趨勢一開始的時候不同，現在大部分的中國學生有能力支付全額的學費，為財務上吃緊的美國大學和學院，帶來巨大的收益。根據美國商業部的統計，中國人每年在美的學費開銷估計有 120 億美元。
美國大學和一般社會，都從這些交流中獲得巨大的利益，中國學生本身的存在也帶來不少好處：中國學生讓校園中的學生組成更為多元，在課堂上也有許多正面產出，而他們參與系上研究計畫所帶來的貢獻，也非常顯著。畢業後，許多中國學生留在美國追求進一步的專業職涯發展，在美國生活，並歸化成為公民，對社會有一定程度的貢獻，尤其是美國的經濟、科技創新、和許多領域的知識基礎，都帶來許多幫助。在工程、醫學和科學方面獲益最大，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也有許多貢獻。不過那些在 1978-79 年間，協調出最初的教育與科學交流協議的人們，絕對想不到之後這 40 年的成果。
在這段時間裡，美國的大學和學者也積極經營在中國的事業，數量不如中國學生在美國的多，但也不容小覷。舉例而言，在 2015-16 的學年當中，有 11,688 位美國學生在中國就學。對從事中國研究的學生而言，在中國大學中學習和研究是不可或缺的；而大學在科學和醫學方面的專業交流，也是蓬勃發展。諸如約翰霍普金斯高級國際研究學院（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紐約大學（上海紐約大學）、杜克大學（崑山杜克大學）等等，都在中國設了校區，而其他學校（例如史丹佛、維吉尼亞、芝加哥、耶魯、哈佛、哥倫比亞）則是建立了研究中心。更多美國大學則是與中國大學合作設立交流計畫。
雖然美中之間在高等教育方面的交流，看似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在其他方面的美中關係，確實逐漸顯現陰霾。
因為對環境污染的顧慮、缺乏開放的網際網路、以及持續擴張的政治控制，願意到中國念書的美國學生數量不如以往。試圖在中國進行研究的學者，從 2010 年開始，就開始遭遇重重限制和阻礙；因為政府開展對抗「境外敵對勢力」的活動，加上日益嚴峻的政治氛圍，在中國社會蒙上了一層陰影，在高教領域尤其是如此。
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學者，在中國任何領域、任何地區都被禁止進行田野研究；和中國學者之間原本正常的互動，被大幅度限制；許多中國學者也開始不願與美國學者交流；越來越多圖書館禁止進入，中央層級的檔案館並不開放，而省級、市級的檔案館的限制則是不斷增加；如果要採訪任何層級的官員，都非常困難；如果有任何進行公共意向調查的可能，也至少需要有中國夥伴合作才得以進行；任何實地的社會調查，不管是在鄉村，或甚至是都會區，都比以往受限得多。簡而言之，在世界各地都能夠執行的一般學術調查，在中國通常都是禁止的。對學術研究的限制，還包含了無法舉辦公開、不受審查的學術討論、會議、或其他類似的活動。在此同時，中國學生和學者卻可以在美國暢通無阻的參與學術活動，在美中的學術往來之間形成了嚴重的不對稱，這也牴觸了美中雙邊教育交流協議的精神。
同時，在美國校園中，也因為對中國在美不平等「尋求影響力的活動」有了更多疑慮，使得雙邊教育交流烏雲密佈。
美中教育交流中最具爭議處之一，即是孔子學院。目前美國境內有 110 間（加上 501 間中學內設置的孔子課堂）。大學與中學如果沒有或是鮮少有其他中國團體，孔子學院就是很重要的資源。由中國教育部直接領導的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漢辦）資助，孔子學院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對外政治宣傳領導小組有所關聯，主要任務為海外教授中國語言及文化。然而，教職及其他監督者則提出警告，孔子學院有可能利用美國大學做為推進中國共產黨政治議程，進而威脅智識自由的風險；對於孔子學院的指控逐漸提升，主要是因為使用中國共產黨的教材、推進中共的觀點、詞彙、簡體中文等，並且避免在美國課程及課堂中討論圖博、新疆、法輪功及人權等對涉中政治敏感之議題；而且，有潛在破壞美國校園中理論上獨立研究的課程之威脅。
儘管孔子學院會跟法國文化協會、德國歌德學院、西班牙塞萬提斯學院等機構常被拿來相提並論，實際上仍然大相逕庭。不像這些機構，孔子學院為校園內部設置且集體行動，是由該大學或中學與漢辦共同資助設置，而且漢辦會從中國的大學提供師資（因此師資就不需具備綠卡或負擔美國稅務）。一般而言，漢辦提供 15 萬美金為起始設置並且後續資助每年 10-20 萬美金（視不同機構而定）給美國的大學，而中學則接受 5 萬美金為初始基金且後續提供每年 1 萬 5 千美金。最麻煩的是漢辦與美國機構所談的條件：禁止孔子學院舉辦任何不符合中國法律的活動，以及維持聯繫其網絡的機密性質。這使得學術社群難以清楚了解其運作。
有些合作的美國機構則對此感到遲疑。2014 年，芝加哥大學終止與漢辦在孔子學院的合作，原因是其中一篇來自榮譽教授的文章激起了校內激辯，自此也有至少兩間美國大學（賓州州立大學與西佛羅里達大學）關閉了孔子學院。參議員 Marco Rubio（共和黨-佛州）則帶頭批評中國的「影響活動」並署信要求佛州境內大學關閉孔子學院。眾議員 Michael McCaul（共和黨-德州）與 Henry Cuellar（民主黨-德州）則同樣呼籲在德州境內之大學關閉孔子學院：他們在向大學的信中表示，該機構為「提供中國情資收集及政治議程的平台，正威脅著我國國家安全」，而且「我們有責任堅守我們美國言論自由的價值，而且盡所可能面對任何威脅我們民主的行為。」德州農工大學系統因應此要求而關閉所有的孔子學院； 之後在 2018 年 8 月，北佛羅里達大學也宣布關閉孔子學院。
其他州也有類似的呼籲，而 《2019 年國防授權法案》（2019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中也規定，一所大學若設置孔子學院，則會限制國防部贊助語言學習計畫；其他數間大學（包括賓州的狄克森州立大學、賓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雖曾考慮設置孔子學院但如今作罷；同時，哥倫比亞大學（也包括其他大學）的孔子學院也飽受批評，不單是因為危害國家安全的特定活動，也是因為缺乏公開透明的機制。儘管如此，大多數孔子學院目前在執行語言與文化教育交流上並無爭議。
2014 年，加拿大大學教師學會（Canadi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achers, CAUT）以及美國大學教師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AAUP）呼籲大學廢止孔子學院，除非他們與漢辦的合作協議完全透明，且符合學術自由的規範 9。2017 年，政治保守派非營利倡議團體 —— 全美學者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 NAS）—— 就美國境內孔子學院進行地毯式的研究，並提出 183 頁的報告。呼應美國大學教師學會的聲明，全美學者協會基於四點要求關閉所有孔子學院：對於學術自由的限制、缺乏公開透明、與中國共產黨相關機構牽連、以及擔憂作為中國「軟實力」或親中政治議程的工具。
除此之外，亦有批評孔子學院在美國大學中文課教育只提供簡體字教材。這在我們看來並不嚴重，只要學生能在學習簡體字及中國大陸使用之詞彙外，大學也能夠提供學生學習（在香港、台灣、新加坡及諸多離散的華人社群通行的）正／繁體中文及非中國大陸使用詞彙的機會。有篇評論指出，就孔子學院使用的漢辦教材，查無過度政治的內容：在全套六級的教材中，也只有一課提及美中關係，而且是前總統歐巴馬就美國不會圍堵中國所發表的演說；也無證據顯示，孔子學院干涉主流中文學習課程安排（就孔子學院的資訊，請參考我們列出的參考資訊）
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s, CSSA）在美國校園中持續與中國對美外交單位保持聯繫；即使這些聯繫只是純粹文化交流。聯誼會為中國駐美大使及領事館的政治部門提供了既定管道或是輸入據點，作為資訊蒐集及行動策劃，像是向中國留學生的行為施壓等。有時候則是藉由中國安全單位向言論不為國內接受的中國留學生的家屬施壓，甚至是，中國學者或外交人員在校內的討論或政策爭辯中，爭取有利中國的影響力，而且在美國大學邀請中國認為的非親中的講者來辦演講時，發動抗議；最後，有些中國學生學者利用美國校園內的產官學研合作的研究環境，來取得美國敏感科技。
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現存於 150 所美國大學校園。另外一類校園內的組織也正萌芽，中國發展學生智庫（China Development Student Think Tank, CDSTT），在雪城大學、波士頓大學、喬治華盛頓大學（華府）等均設有分部。聯合會做為中國公民在校園內自願成立的團體，提供諸多社交聯誼的功能，像是協助在美國生活的迎新或是安排社交活動；儘管如此，因他們與中國外交單位的連結，以及他們試圖干涉其他校園活動及政治議題論辯的動作，而引起注意。他們在華府與大學校園中並無掩飾與中國大使館的關係，而且直接接受小額的活動資助。其他地區的聯誼會也與鄰近中國領事單位有類似的連結，中國官方提供他們資助以及其他方式的支持，還有就近的監視。據報告，中國共產黨已在數間美國大學成功佈建。
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時常向中國外交單位舉發校園內冒犯中國政治敏感議題的活動，例如就圖博、台灣、新疆、人權及中國菁英政治的演講或討論。曾有通報，當地中國單位有時候會接觸大學教師或是職員以防範類似活動的進行。很多時候我們難以區別，發起抗議活動的組成份子到底是聯誼會或是當地的中國外交單位人員。例如，2017 年，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聯誼會動員了反對校長邀請達賴喇嘛擔任畢業生演講來賓，最後發現為聯誼會與中國在洛杉磯領事單位共同策畫。
不管怎樣，活動雖如期進行，但中國政府以禁止獲中國獎學金會議資助的學生、學者前往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部來報復。其他美國大學在考慮邀請達賴喇嘛或是其他人士時，也有類似的壓力。華府學術當局、大學甚至遭到中國大使館警告，如果舉辦新疆議題相關的活動則會失去孔子學院的資助。
聯誼會也為中國提供政治「同儕審查」的管道，像是牽制中國留學生的學術自由，這樣的舉動損害了言論及學術自由的核心原則。過去數年來變得更加嚴重，因中國政治環境日趨嚴峻，故中國留學生也恐懼在校內（甚至在課堂、其他校園活動或是私下談話中）的言論，因會觸犯中國官方政策，進而被向中國當局舉報而危害到在中國的家人。
2017 年 5 月馬里蘭大學的畢業典禮有類似的公開例子，中國留學生楊舒平在以畢業生致詞時讚揚「新鮮的空氣，言論自由的空氣」，並且比較了美中之間的不同後，在中國網路與社群媒體引起譁然。她受到雪片般飛來的電子郵件威脅信，甚至她在中國的家人遭到騷擾。2008 年杜克大學也有類似的案件，當 22 歲的大學生被舉發參加為圖博發聲的示威抗議後，她不但在網路被惡意攻訐，而且她在中國的家人也遭到騷擾。或者，中國政府當局會拜訪留學生在中國的家人，並且警告他們孩子在海外據說有不服政府的言論。
澳洲則有其他困擾的情形發生：有些中國留學生曾錄下教授批評中國演講的內容，並上傳網路，引發社群媒體上對該教授的騷擾。雖沒有證據顯示美國校園中也有類似情事，但就校園內的學生組織與中國政府的關聯看來也不難理解，如有涉及政治敏感言論的授課內容會因擔心遭到監控而自我審查；可想而知，特別是學術人員有研究或是其他工作原因而要到中國旅行時，會備感壓力。
由於中國不斷成長的財富積累，富有的中國人開始發展海內外的慈善事業；這對美國大學或許是件好事。確實，根絕美國教育部揭露，自從 2011 年中國參與至少 77 所美國大學之 1,186 項捐贈及合作契約，市值超過 4.26 億美金，使得中國成為以捐贈項目數量來排名的第五大國，而且根據總捐贈市值則是第四大國，緊隨著卡達、英國及沙烏地阿拉伯（此調查謹針對接受美國聯邦政府資助之大學，並計入台灣參與的捐贈及合作契約）。
全美國高等教育機構的發展，端賴於畢業校友及其家屬捐款。有鑑於中國學生入學人數、家屬財力及未來職涯收入之發展，中國學生逐漸成為校園募款的優先對象；的確，有些中國家屬也似乎相信，他們得以藉由捐款來保障，或至少有利於孩子在入學申請頂尖學府的結果。
由於中國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無所不包的角色，當大學接受中國的捐贈與獎助時，會需要高於其他捐款標準的「盡責調查」（due diligence）。中國政府相關的捐款上尤其需要如此，像是漢辦（孔子學院的監管單位）藉由「孔子新漢學研究計畫」（Confucius China Studies Program）、及中國文化部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青年漢學家」計畫等所分配的研究獎助金，或者像是透過捐贈所成立的教授職缺（在史丹佛大學）等例子，都需要更多的審查。
中國企業及私人捐款也開始挹注數百萬元至美國教育系統、智庫、非營利機構等。有鑑於中國的私營企業是在政治權威下生存發展，而且獨立單位也是在政府意向下行動（因為他們認為這樣可以討好政府），中國大陸及香港主要企業、與從事商業創投的個人，如今有很多積極地主導或實際捐贈給美國大學。
同樣也有以香港或美國為屬地的基金會，與中國政府或受中國政府扶植的企業或家族而有直接或間接的連結，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中美交流基金會 ─ 創建於 2008 年，由香港前特首與船舶大亨董建華（C.H. Tung）為創任主席；董建華同時也是中國統戰最高單位「全國政協」副主席，並曾參加 2017 年 10 月召開的中共十九大（全國代表大會）。甚至，基金會任命以中國籍成員為正式顧問，以及與中國政府建立各種方便管道連結等，都使得該基金會所宣稱「不受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府牽制」之獨立運作，形同虛言。
中美交流基金會所從事一系列針對美國人的活動，可精準形容為「尋求影響力的活動」influence-seeking activities），因此已在美國《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oreign Agent Registration Act, FARA）下註冊；其遊說活動包括全額補助到中國參訪，對象為該官網所稱之「思想領袖」─ 從記者編輯、智庫專家、地方及中央官員等。中美交流基金會並非時常與美國大學及智庫合作，但最近曾資助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中國公共政策研究中心（China Public Policy Center）；然而，受到參議員 Ted Cruz（共和黨-德州）等人批評下，該大學則婉拒資助。中美交流基金會亦資助頂尖美國智庫，例如布魯金斯學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亞洲協會等。
中國透過私人、企業、政府等資助中國研究之教員職位或中心營運並不常見，但據信很多大學都有尋求這些資助。舉例而言，2014 年曾有中國大學向華府一間頂尖大學提出每年度五十萬美金資助的中國研究中心設置合作案。中方提出三項條件：（1）持續提供中國官員及其他參訪者演講的公共平台；（2）來自中國的大學教職人員得在美國校園教授中國相關課程；（3）將中國研究課程加入新的大學課程表當中。這所華府的大學在他們的中國研究相關系所的建議下，婉拒了這誘人的提議。
2017 年 8 月，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研究學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AIS）宣布曾在收受中美交流基金會實質獎助下，設立一席年輕教員職缺，以及「太平洋社群倡議」（Pacific Community Initiative）的金援計畫；SAIS 國際研究學院的行政人員表示，儘管媒體影射如此，這些獎助並沒有政治或是其他關連。耶魯法學院的中國法律研究中心（China Law Center）創建於 1999 年，在獲得阿里巴巴集團的聯合創辦人暨執行副主席、臺籍加拿大億萬富翁蔡崇信（Joseph C. Tsai）的三千萬美金捐贈後, 則更名為蔡中曾中國研究中心（Paul Tsai China Center）；蔡崇信是耶魯大學及法學院校友，他的捐贈是為了紀念同為耶魯法學院校友的父親蔡中曾。
中國並非唯一捐贈美國學術機構或智庫的威權政府，但卻是最富有的。並沒有證據顯示，這些捐款對與收受機構的獨立運作有所影響，但來自中國大宗的捐贈項目（與中國政府常有一定程度的連結）不僅在執行調查上需要更嚴格規範審查，也有可能損害大學行政與教學單位的透明程度。
中國與美國的大學之間有龐大的交流計畫。三所美國大學在中國設有分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杜克大學、紐約大學），超過百間大學參與中國教育合作計畫，以及不計其數的美國教職人員與中國學界進行合作計畫（主要是自然科學的合作）。這些關係並不容易建立或維繫，但總體而言都蠻成功的。美國政府審計處 2016 年報告揭露，十二所美國大學在合作計畫中「一般而言享有學術自由」，但表示在自我審查與網路審查上仍舊是問題。
近年來，這些合作計畫也因中國校園內日趨增加對學術自由的箝制而有所變質。2013 年，為了服膺於中共中央常委會九號文件，據報中國國內大學受指示須避免議論包括「普世價值」與人權等議題，而且關切不得教授西方價值等則仍舊持續。自 2017 年，有合作計畫的國外大學也被要求設置中共黨委會及在校務董事會上安插黨書記；2018 年 7 月，中國教育部終止與 234 所，也就是佔合作計劃總數五分之一的國外大學的合作，其中超過 25 所美國大學。
當這些與中國有合作計畫的國外大學邀請達賴喇嘛，或是舉辦認為是政治敏感或觸怒中國的活動時，中國政府總是以各種抗議活動以作為制衡，像是暫緩或是停止既有的合作交流計畫、取消已規劃的大學教職員參訪、擱置大學機構與中心之間的合作計畫、而且關切原本計畫到美國留學的中國學生，轉安排到他處就學等。像是埃默里大學、馬里蘭大學、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大學及其他大學就因曾邀達賴喇嘛參訪而受罪，尤其是馬里蘭大學是與中國合作交流計畫中最嚴重受害的大學，他們在 2013 年邀請達賴喇嘛就有短期的後果，而後在 2017 年的畢業典禮事件下中國政府則終止所有合作。
這些案例，使得原本對中國入侵美國學界的困擾更為確實。中國對美國大學的訊息是明確的：不要去越中共或政府的政治雷池一步，不然就會付出代價。施壓有時候是很明顯的，有時候則是隱晦的，但都是同樣令人擔憂的。美國有些教職人員表示，在跟行政單位溝通上很困擾，因為行政單位一直認為中國學生是很誘人的收入來源，「不必要去激怒中國當局」而陷入險境。
最後，中國如何影響美國校園的擾人之處，則是中國研究師生自我審查的棘手問題。 Perry Link 一篇備受引述的論文中提到，中國內部的審查以隱晦的威脅來使得學界、作家等自我限制，猶如他所說的「吊燈裡的巨蟒」（the anaconda in the chandelier）症候。而最近，這個現象開始籠罩在中國以外的學者，而且中國政府開始部署各種科技來讓自我審查在國外奏效，像是在美國，這症候使得學術工作者開始自我審查，以下舉出最惡劣的例子：
• 拒絕核發簽證給符合資格、以研究教學為目的入境中國的師生。根據美國國務院估計，有 15 到 20 名是直接列為公開黑名單，而數十名則列為灰名單。但拒絕核發簽證雖非絕對的，有時候則為暫時的、或是限縮在某種類別的簽證，灰名單的效用在於產生某種出於不知哪些行為會導致簽證被拒的不明狀態，使得會有人開始進行「不願造成其他人麻煩」的自我審查，避免由灰轉黑。也就是說，保留或拒絕核發簽證，使得中國政府對學術人員施加跨越不同言論立場光譜的有力監控機制。
• 即便簽證已核發，仍拒絕訪談會晤、檔案庫、圖書館、及研究機構等。
• 限制美國訪問學人只能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科學院及某些大學下轄的機構參訪。其他智庫跟研究機關則不能接受國外研究人員，同時，必須留意的是，中國研究人員仍可正常地自由赴美國大學及智庫進行短、長期的訪問。
• 試圖控制共同舉辦的學術會議之議程、邀訪名單、發表文字及言談內容，這不單是在中國，也出現在美國（最近的手法是，要求美國與會學者事先交由中國籌辦單位進行文字及言談內容審查，以致於如果必要時可不邀請該學者。）
• 限制在中國境內的網路及電子郵件通訊。
• 國安單位監控甚至跟蹤美國學者在中國活動。
• 要求審查國外出版社數位內容，以讓其能在中國網路中使用。
• 國家廣播電視總局持續審查以中文編譯之書籍，這使得國外作者陷入默認審查才能在中國出版其譯著的窘境。
• 審查中國的線上期刊及出版品資料庫，像是中國知識網（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美國大學每年花費數萬美金以取用這些資料庫，但最近發現─特別是中國知識網─會藉由刪除中國政府目前不希望出現在歷史紀錄的文章來「策展」館藏。由於在中國知識網所擁有的線上期刊資料很齊全，美國有些大學已開始丟棄其紙本檔案，這相當於中國扭曲了存取歷史紀錄之影響，不單是針對中國，而是針對全世界。
除了以上對美國學者的特定限制外，中國政府也影響著美國（及其他地區）的中國研究領域，像是針對境內如圖博與新疆少數族群的地區、就中國國內所禁止的政治、宗教、民族及公民社會等範圍各種研究題目設置禁區。因此，美國的教授不得自己研究這些領域，亦無法本持良知指導學生，如果要做那些受限的題目，不單是研究者必須冒著學術職涯的風險，也可能讓受訪或觀察的對象遭受危險。這種限制，影響了全世界的中國研究的開放性。
美中學術交流對於美中雙邊都是有價值的，而且應繼續維持發展；然而，大學在維持交流合作時，應對中國政府機關以及資助來源保持警覺，並且主動在「盡責調查」（審核）時採取更嚴格的標準，藉此維護學術自由的核心原則，特別是在自家大學內發生衝突時。
孔子學院：在符合幾個條件下，我們並不呼籲關閉孔子學院。美國機構應向大學社群成員及相關利害關係人公開與孔子學院的合作契約以利監督，並且主辦機構應有權全然管理契約合作之內容（並且不是與漢辦共同監督）下，得以管理孔子學院的教學、活動、研究獎補助金，人員聘僱等。與漢辦的合作契約中關於孔子學院必須「根據中國法律」運作的條文必須刪除。
如果無法達到這些標準，與孔子學院的合作必須終止。而且，大學應避免孔子學院在課程規定及內容上的任何干預；在其中國研究或是其他領域之課程，應清楚劃分出孔子學院與校內研究教學單位的分際。最後，大學必須確保，所有孔子學院提供的公開課程遵守保障平衡多元價值的學術標準，而且不得成為中國政治宣傳、甚至是限制討論有爭議的議題之平台。事實上，本報告建議，大學不應讓孔子學院參與其他推動中國語文教育業務以外的公共計劃，因為這可能為政治宣傳來製造機會。
盡責調查：為了減少中國捐贈合作所帶來干預學術自由的風險，大學必須針對資助目的及來源，來實施更嚴格標準的審查。大學收受中國國民、企業、基金會等捐贈，必須在堅持學術自由不會受到限制的原則下進行。雖然應該歡迎外國捐款，但大學必須確保收受的條件是合理、符合原則、接受監督的，而且不讓這成為不當勢力的灘頭堡。所有大學必須進行高標準的盡責審查，不僅是針對捐贈的資金來源，也包括將命名權利的實施等納入考量。最重要的是，必須堅持每項捐贈條款不得限制學術自由：所有中國資助的教學職位、中心、計劃等，必須受到獨立的系所委員會及校務機關監督而且完全透明；即便是受過盡責調查的合作計劃、研究獎補助金、捐贈等，也必須留意可能仍有因不願得罪慷慨的捐贈者之心態所造成的問題。這不單是出自於中國的捐贈而已，而是美國高等教育運作所端賴的募資結構。
學術自由：大學自主是美國保障學術自由的核心手法，也是其研究教學的重要關鍵。不同的機構有不同的形式，但是涉及中國的互動合作必須堅守這重要原則。在與不同合作對象舉凡個人、基金會、捐贈者、合作機構如資助孔子學院的漢辦等，必須公開透明；而且這些對象必須受到系所機關監督，以及行政單位得向系所機關負責，以保有所有教職人員、學生、訪問學人、及其他大學相關人士得享有言論、研究、教學、課程活動的自由空間。
大學及其相關機構：例如大學出版社 —— 必須拒絕在出版、會議、課程、活動與會者、或是學術活動上任何形式的審查干預。有些大學有阻止這類審查的形式規定，但仍必須增加警覺、訓練跟實施；其他大學可能需要實施或是更新這些規定。當向中國學生、學者及研究人員敞開時，美國大學也必須增進與中國合作機構的互惠機制，並且尊重不同形式的研究管道。
簡而言之，大學應加強保護師生，特別是保護國際學生的學術自由免於干涉；而且，應向來自威權國家的國際學生介紹在美國教育體系享有的學術自由權利、以及獨立學生組織應向政府單位保持適當距離。最後，大學應該提供學術自由受到威脅的學生有保密申訴程序，而且在處理類似施壓時提供諮詢協助。
風險警覺：首先，是以在申請、課程內容及活動中，中國政府相關的資助、外交單位、學生團體及機構等有不當勢力者為對象。
這對美國大學行政跟發展單位並非新的挑戰，像是過去至今在處理南韓、台灣、日本、以色列、俄羅斯、科威特、卡達、沙烏地阿拉伯等以捐贈形式的政治利益交換經驗。一直以來，美國大學知道如何拒絕有不當利益的捐贈。從歷史經驗跟既有的防護機制，應讓美國大學有經驗處理新一波的中國金援。教職人員與行政單位必須持續保護公開辯論、多元意見、表意自由、大學自主、以及大學機構體質及名聲所端賴的公開透明。雖應跟向其他資金來源一樣，敞開歡迎中國的資助捐贈，但必須在維護基本學術價值的條件下進行。
再者，藉由學術指導的合作洩漏敏感或專利技術的管道，必須要注意。報導指出在美國校園研發的敏感技術及智慧財產權，美國政府正加強保護措施：像是加強控管 —— 在某些案例，是直接拒絕特定國有機構，或甚至是特定研究領域的個人簽證。可以理解的是，這也引起學術社群的關切，擔憂這會減損學術自由的原則、阻礙合作、使美國大學無法享有豐富的學術人才資源。這樣的保護是有利的，並且在限縮核發任何簽證對象的類別上必須盡可能嚴謹。
就大學而言，當然必須服膺於既有的規定，而且必須積極審視且更新，就專利技術及機密研究上的保護規範程序。校方也應該與其他相關專業團體及政府單位，來就如何兼顧研發創新與學術自由、以及處理科技與其他智財權盜竊之難題，保有密切的討論協商。
為面對這些挑戰，美國大學必須更新規範並加強教職及研究人員訓練，以及提供機構資訊如何就保護研究的專利權進行監管。有些美國大學拒絕機密研究的合作契約，而有些接受合作契約者則必須遵守保護研究成果的政府規定；但所有的研究型大學從事的研究之結果，則會是有價值的智慧財產，這對其出資者而言，則會享有不一程度的專利權。因此，加強保護大學與研究者免於智慧財產權及專利權的損失是必須的。
全國的學術社群必須努力建立一套原則與實踐，來保護學術自由跟增進互助。
為了避免「各個擊破」（以利相誘，以害相逼）的戰略，全國的學術社群必須在形塑與實施一套原則上共同合作。美國大學不應只是跟本國大學合作，而是跟世界各地的大學合作發展一套實施準則，以確立在跟中國機構及出資者的學術交流上，可接受及不可接受的作法（這在智庫間的合作上也是類似的）。學術社群與政府也應監管中國直接接收經濟困難的美國大學之案例，以確保其學術誠信不受侵害。
大學得以且必須持續積極促進美中關係。誠然，藉由介紹美國生活及價值觀給國際學生，連結至新的個人及職業關係，大學可說是美國運用軟實力的最重要工具。一般而言，個人有了實際經驗會對該國有更正面的看法，但總非如此。不幸的是，雖然中國學生為美國大學貢獻許多，而且不只是金錢上的，但校方在幫助他們融入校園生活上實在太慢，結果就是據報中國學生承受高程度的抑鬱跟孤立，或是只能跟本國人來往聚會。在努力降低不當干預的風險的同時，大學不應該忘記對這些學生的義務，也不能忽視增進合作與理解的更大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