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由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出版的《中國影響與美國利益：提高建設性警惕》（China’s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是一份全面解析中國（主要在美）的「影響力活動」（influence activities）或「尋求影響力」（influence seeking）的報告書。這類中國影響力活動遍及美國的政治部門、公民社會以及產業界。有鑑於其重要性，報呱觀點在今年五月初即以專文詳細介紹，現在，網友「為台灣而翻」小隊將整份報告翻譯完成，報呱將用兩星期每天連載刊登方式全文登出，千萬不要錯過。
（本章由史提芬周、MAY、陳煒勝譯出；陳方隅、林彥瑜校對）
中國透過控制其在海外經營的公司，對外國公司的影響力日益增強，加上商業聯合集團的迅速發展，中國正在利用商業行為，作為行使其『銳實力』影響力的重要手段…對此類的商業挑戰，在各方面都必須做適當的回應。在某些領域，會需要政治力介入，來增加透明度或是減少必須依賴大集團資金的風險…
美國企業不只在國內的政治影響力舉足輕重，其中一些企業還是美國海外軟實力的最重要源頭。對美國企業施加境外槓桿，就能推進當事國的戰略利益。此外，由於中國企業向海外發展，他們也就具有受中國政府所影響以推進中國利益的可能。本節檢視美國產業部門所受到的影響，以及因為經濟向中國不設防所造成的後續影響可能。
美中經貿關係規模龐大且面向繁多。貿易數據僅僅只是這張織羅密佈網絡的一個面向：2017 年，美國的對中出口貨貿價值 1300 億美元，進口的貨貿則價值 5050 億美元。伴隨貿易的還有越來越廣泛，涉及每一個國民的各級重要就業的境外投資。從 2000 年開始，中國在美直接投資（FDI）的累進市值已經超過 1400 億美元，而美國的對中投資則是這個數字的兩倍以上。而近來越來越資訊科技部門交易，也引起了「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FIUS）的注意。
中國對於以侵略性的經濟手段作為經國方略越來越躍躍欲試。其中不僅包括拒絕進入或者騷擾中國自己的市場，還包括針對其他國家的國內經濟與企業。這些行動有時候是國家主導的，有時候則是官媒鼓勵「消費者主導」的抵制（像是抵制日本、挪威與韓國等國）。中國的海外企業對於官方政策都瞭然於胸，也非常清楚支持其海外與產業政策目標的價值所在。而中國在其他國家經濟中日益增長的商業影響力，也強化了其影響政治的潛在能力。
本節從三個角度來檢視企業部門所受到的影響：
（1）在美國境內對於商務統戰組織的運用；
（2）在美境內營運的中國企業；
（3）中國以美國企業作為影響載體的施壓與操弄。
這三種方式都應該是關注重點，然而對美國企業的施壓與操弄所得到的關注一般則較少。
本節強調三個主要發展傾向。第一，越來越多與中國官方有直接聯繫的在美地方商會，得到了中方的支持；其次，中國的企業越來越全球化的同時，他們在新美人社群中的社會化與在地化的著力也越來越細緻，也在當地取得了政治影響力；最後，中國提升了施壓、拉攏甚至脅迫的力道，而目的就是影響母國的政治。
商務統戰組織的運用
與在其他國家的做法一樣，在美營運的重要中國公司都由一個商會網絡所代表。以下的詳盡分析表明，中國所運作的還有一組分布廣泛，聲稱是「地區商會」的統戰組織。中國在美公開的門面商會組織是成立於 2005 年的「中國總商會」（the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CGCC）。總部設於紐約，而在芝加哥、休士頓、洛杉磯與華盛頓特區都有辦事處。其網站說，有 1500 百家公司都是其會員，包括中國與非中國企業。該組織的主席是中國銀行的在美總裁兼首席執行長許晨。該公司的網站列出了六十餘名人員，許多來自於中國國有企業，而具有官方身份的，網站則列出了九名。
與其他國家的商會組織一樣，CGCC 會與母國與東道國進行各種政治接觸（例如，參與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的聽證與接待中國商務部官員）；與成員的非正式活動（例如，就勞工與安全問題的午餐會與學習會）；以及推廣活動（例如，晚宴與慈善晚會）。CGCC 也相當積極與美方政治與商業領袖打交道。2017 年七月，CGCC 在州長協會（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的羅德島州會議中，舉辦了歡迎午宴，馬里蘭州、肯塔基州、阿拉斯加州、亞利桑那州、路易斯安那州以及羅德島州的州長都出席參加。2017 年九月，該團體與籌辦了阿拉斯加州與密蘇里州的中國參訪。
但與其他國家的做法不太一樣的是，中國也監管著這麼一個分布廣泛的商會網絡。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也就是他們與黨國的可能聯繫，以及是否這些商會在發起與聯繫時，錯把自己當成中國官方代表。這個計畫的研究指出了 31 個在美運作，主要關注商業的組織，這些組織或者明顯涉入統戰工作，或者其簡介與活動顯示其高度涉入統戰工作。大部分的團體都集中在洛杉磯與紐約，以及兩個華人離散社群。這個數目一般是以原籍省份來組織的，但還不包括許多用以推進中國影響運作的專業僑民團體。
這類團體自 2015 年起在美的活動就越加活躍，許多團體都與在美境內及在中境內的統戰組織都過往甚密，這類接觸都遠遠不同於邀請大使館或領事館外交官，有待進一步檢視。
在這份分析中，至少有 11 個組織是在 2016 年或之後成立的，與中國在社會其他部門投射強化軟實力與海外影響活動的時間一致（很能說明問題的是，習近平任內中國的外交支出翻倍達到了每年 95 億美元）。美國浙江總商會的微信，明確描述了強化該省在美華人連結的省級指令。許多這類團體都透過網站，也越來越透過微信來維繫其存在。有一個個案是，我們研究人員在研究美國福建商會組織時，防毒軟體阻截了入侵。
中國在美營運企業作為影響力載體
在美營運的中國公司超過 3200 家，雇用了 14 萬美國人。除了十個國會選區以外，其他選區都有中國公司運作的跡象。隨著中國企業對美國經濟動見觀瞻，以及統戰運用公民社會組織以遂其目的的傾向，他們也就自帶了許多潛在風險。首先是他們為北京所利用的可能，或將導致有悖於美國利益的活動，CFIUS 對其投資活動力度更大的審查，以及反情報官員所呈報的警告就是明證。其次，對於美國政治體系越來越高的進出，儘管目前還只是用以推進其合法經濟利益，卻也為中國政府未來的運用，打開大門。第三，中國企業也或能有效「輸出」腐敗或者不道德商業行為。
悖於美國利益的活動
科技部門一直以來都是最主要的關注對象。2012 年，中國的科技公司華為與中興通訊因為被指控與中國軍方關係密切，且其技術可被用作間諜或網路攻擊，而被眾議院情報委員會宣告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
華為及中興通訊是技術的主要提供者，在非洲聯合總部大樓中的公司，調查者發現大規模地的電子滲透活動可追溯至中國，而該大樓是國有企業所建造的，同時，華為及中興通訊被控訴為在海外行賄，以贏得合約。
多年來，聯邦政府一直積極勸阻當地的美國公司、本地政府和相關國家與華為合作。儘管如此，華為公司的全球業務持續增長，並為 5G 無線技術制定標準扮演重要角色。2018 年 4 月，美國針對中興通訊違反對伊朗及韓國的銷售限制發出制裁，禁止美國公司與其進行交易。這個政策本來是可以確實地讓中興通訊停業，因為中興通訊過於依賴美國關鍵技術和晶片的投入，但此後不久，針對國會議員的反對意見，川普政府讓公司繼續經營。
有很多其他公司被用來作為進一步的反美標的。舉例來說，有些發展前端技術的企業被用來違法輸出關鍵技術至中國，過去其他例子，新聞周刊在 2016 年報導美國正在調查中國企業 Fosun 收購一家美國保險公司，並向美國高級情報部門的官員出售法律責任保險。
廣泛使用美國政治系統
雖然國外企業或公司捐贈政治獻金給美國的公職選舉是違法的，但有許多替代途徑可針對國外企業的利益去影響美國政治系統，就像最近澳洲人所發現的那些行為：透過美國分公司進行的遊說，間接性組織行動，以及雇用前任資深政府官員。所有這些方法雖然目前是合法的，但在下面討論中，將說明這些中國法人實體參與的各類活動，以及突顯出不正當的問題。
遊說
針對美國政治系統最為直接且合法的途徑是遊說，例如，在美國總統川普推特上公開發文說要發佈禁止中興通訊的協議之後，不到一天，中興立刻與遊說公司 Mercury Public Affairs 簽定合約。這事件主導的中興通訊代表是 Bryan Lanza，前川普政府成員。同樣在 2018 年，前資深商務部倡議專員 Wibur Ross 被另一間中國公司海航集團雇用掌管國際事務部。這兩個實例都再次顯現，美國的「旋轉門條款」（避免退休官員的利益衝突）有必要進行更新，尤其是攸關被母國強力控制著的國外公司或分部。
總而言之，中國主要公司公開承認在 2017 年支付 380 萬美元遊說聯邦政府，從 2000 年以來的總共支付 2020 萬美元，在全球標準下並不算多。2017 年中國電子商務巨頭阿里巴巴在是最大的資金來源，佔 200 萬美元支出，其次是科技公司中興通訊（51 萬美元），中石化（38.4 萬美元）和萬達美國集團（30 萬美元，隸屬於大連萬達）。但更難追踪的是中國企業在美國一般貿易行動當中的作為，例如，在 2018 年初，兩家中國公司加入了兩個主要以政治影響力為名的遊說團體。
間接捐款
外國公司對聯邦選舉捐款是被禁止的，但有一個例外是，可以透過外國公司的美國子公司進行。聯邦選舉委員會寫道：「在州法律允許的情況下，美國外國公司的子公司可以為州和地方進行選舉捐款，只要（1）捐款完全來自子公司美國業務產生的資金，（2）有關捐贈的所有決定，除了設定總預算金額以外的，是來自美國公民或永久居民的主張。」
這種例外本身隱含產生濫用的可能性，特別是監督和執法的內在困難。例如，《THE INTERCEPT》媒體報導美國太平洋國際資本公司（APIC），一家所屬中國公民的的美國子公司，捐款 130 萬美元給總統選舉參選人 Jeb Bush 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這個決定是根據一位著名的共和黨競選財務律師的建議（Neil Bush, George W. 和 Jeb Bush 的兄弟，以及曾擔任美國太平洋國際公司的顧問的前任大使駱家輝）。中國企業的員工在捐款時可能是美國公民，也是活躍的捐款者。一份選舉捐款報導指出，在近幾次的選舉活動中，發現許多個人捐款者是美國的中國總商會的成員，或是被商會成員的公司所雇用。例如，有兩位成員與中國海航集團有關，包括 2017 年集團總裁譚曉東每次捐贈 2,500 美元給 Greg Pence （他的兄弟是美國副總統）的國會競選活動。
在 2018 年五月，有中國背景的公司被報導邀請中國人參加許多由共和黨組織舉辦的募款餐會，總統川普也同時在場，該邀請函具有共和黨與中國建設銀行的官方標誌特色，為一個正式的連結關係。
但共和黨跟中國建設銀行都否認了這一點。任何外國人都能參加募款活動，只要他們沒有支付任何入場費，就不會違反法律。只要有錢，就很容易可以做到規避規定、進而做政治獻金。
雇用前資深政府官員 在其他國家（如澳洲、英國、法國和德國），前資深政府官員經常在中國企業內擔任要職。這樣的情形在美國並不常見，一個著名的例外是 Dentons 法律事務所，在 2015 年與中國大成律師事務所合併並僱用了許多前政府官員，包括前任大使、國會議員、市長和將軍。
早在 2018 年，《彭博新聞》報導了一家中國人擁有的帝國太平洋賭場公司，在美國境內塞班島經營。它的交易量很大，可能產生洗錢問題。 除此，它還支付了數百萬美元給地區州長的家族成員，包括前後三個州長，以及以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管理階層，作為其董事會成員及顧問。
州及地方政治
許多州並未禁止外資投資。個人捐款者中最惡名昭彰的例子是發生於維吉尼亞州，在 2013 年和 2014 年，王文亮，一位中國實業家、2016 年被驅逐出中國國家立法機關，捐款 120 萬美元給 Terry McAuliffe 競選州長的活動。
中國企業也在各州各地致力參加遊說行動，這等同於獲得法令上的影響力。雖然說我們能取得的資料素材和公開資訊不像聯邦層級那樣健全，但是我們仍然能夠得知，過去十年中國企業在各州遊說的花費超過一百萬美元。最主要的捐款以及參與遊說行動的公司，包括比亞迪（生產大眾運輸使用的公車）、華為及萬達集團。
2017 年聯邦選舉委員會控訴大連萬達加州子公司，這是一個鑽法律漏洞以進行政治獻金的例子。聯邦選舉委員會發現 Lakeshore 公司（一家總部在芝加哥的房地產公司）其負責人是美國公民，是資助加州當地選舉的資金來源，而他們的遊說行為將阻止萬達的競爭對手擴張。萬達承認這項措施的資金來自 Lakeshore，其中包括萬達以 120 萬美元的貸款形式開展業務。但萬達也說，聯邦選舉委員會並任何條款禁止這些遊說和政治獻金行為。此外，它認為，即便有限制條款的存在，但他們的資金並沒有爭議，因為他們的活動主要是來自 Lakeshore 這間美國公司；萬達副理被認定為選舉活動委員會主要負責人、且具有美國公民身分（而總經理是中國公民）並且資金來源及支付來自於美國的收入。
「輸出」腐敗或不道德的商業活動
中國在國際腐敗的指數得分頗低。伴隨中國企業在海外的擴張，它們非常有可能就藉由輸出可疑的商業活動，造成有害影響。一個舉足輕重的產業是銀行業，中國「四大」銀行都在美國境內營運，它們的資產在 2010 年到 2016 年間，成長了七倍，來到 1265 億美元。他們也經常參與在美境內營運中國公司的房地產買賣。分別在 2015、2016 與 2018 年，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以及中國工商銀行都因為沒有對打擊洗錢採取足夠做為，而遭美聯儲的強制執行處分。
在美境內的中國企業，也以其他的方式阻撓法治。中國國有企業以主權為由要求豁免，來回應美國法院的訴訟；其他的例子是，因美國法律而合法的中國公司，拒絕服從美方的調查，並聲稱配合調查將會違反中國法律。這類動態拘束了美國政府商業控管的能力，並陷美方自己國家的競爭者於不利。
中國操控在美營運企業作為影響力載體
在美國的國內外政治中，公司企業都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公司企業的領導人也經常被選為政府部門的領導。而由於中國國內市場的潛力，企業在美國的傳統角色是傾向交好中國的，這也對於美國的對中政策產生影響。而中國方面也歡迎境外企業的投資，以期刺激經濟發展，這是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一環。
中國與美方企業之間的關係，越來越令人憂慮。這份報告以及其他的出處，都記錄了中國官方下指導棋，所著力的智慧財產盜竊，而智慧財產可以說是已發展經濟體的命脈。中國以強制技術轉移，作為美方海外公司在中營運的條件，則是川普政府與歐盟的一個主要的不滿。
但中國對美方企業的施壓，還包括了三個更隱晦的面向。第一，由於認知到企業在美國的影響力，中國經常培養，甚至借助企業領導，遊說中方所反對的政策。如果培養不成，就會以經濟報復作為威脅。例如，2018 年六月，華爾街日報就曾經報導，習近平警告一批來自全球的 CEO，如果美國不從貿易戰中收手，中國將會針對企業，以「定性措施」進行報復；第二，中國現下正施壓美方企業，以正當化其地緣政治主張及利益，例如要求西方國家的企業公開承認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三，中國也恩威並施，攏絡美方企業為其海外戰略利益服務，特別是與好萊塢之間的互動。
中國對美企業的影響力來源，來自於其龐大的國內市場，以及在國際供應鏈中的重要地位，相對的，中方很少直接擁有美國企業的所有權。而美方企業的各分支（也就是美國跨國公司至少擁有一半的各分支）則聘僱了 170 萬的中國員工，上百萬計的華人飯碗，也與之間接相關。根據報告，超過五十家的美國企業其至少 20% 的收入來自中國，而自然會有許多在中國持有大量股份的公司（與企業協會），會在中國相關的議題上遊說美國政府，並經常性地對美方的政策做出還算適度的影響，不過這需要進一步檢視，並且應該權衡本節所提出的其他證據。
透過企業利益，嘗試影響美國政治
但中國確實至少對一些美國公司及企業主管，與美國政府的互動方式，運作一些影響。這類影響一般採取兩種形式。第一，中國依靠美國的企業，來阻止美國政府調查與制裁中方被認定有損國家經濟或戰略利益的行徑。例如，有一些美國企業，因為畏懼中國的報復，而對與政府的貿易調查合作抱持保留態度。
中國官員也定期在官方的特別會面或重大會議中，召集企業高階管理階層。通過這些接觸，西方世界的 CEO 們對中國的正面評價，透過海內外媒體的傳播而廣泛放送，這是中共為其國內目的，尋求外界認可的露出方式之一。此外，中國也運用這些會議，企圖強迫美方的企業高層，在中國與美國政府的衝突中，站在中國這邊。伴隨貿易戰的風險在 2018 年春季開始升高，中國官員也開始鄭重警告這些企業小老弟，遊說美國政府讓步，否則他們在中國的事業就有告吹的風險。中國政府部會策略性地召集海外商業領袖，更不用說下指導棋，讓他們在母國運用他們的影響力，來制定有利於美國的政策。
提升國外戰略利益：好萊塢案例研究
隨著中國在市場上的力量不斷增加，中國越來越能夠利用外國公司，不僅影響其本國政府，而且還尋求中國在全世界更廣泛的戰略利益。這一點可以從好萊塢的案例看出來：中國在努力增加軟實力的過程中，以黨國政府的力量，極盡所能地影響好萊塢產業鏈。
幾十年來，美國的流行文化席捲了全世界，這是美國「軟實力」的關鍵要素。然而，在胡錦濤時代結束時，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也開始呼籲全國，努力成為軟實力的領導者。
儘管中國持續地以總量限制外國電影在中國放映的數量，但隨著美國的收益成長放緩，中國在娛樂業或其「文化產業」上的支出大幅上升，使得中國市場十分吸引好萊塢的注目。2017 年，中國電影票房達到 79 億美元，年增率是 21%，而美國市場僅增長 2%，達到 111 億美元（外國電影約佔中國總票房的一半，其中大部分歸功於好萊塢）。
在 2010 年代，除了投資其國內電影業和維持外國電影的總量限制，中國政府也鼓勵媒體公司結為聯盟或直接收購美國的娛樂公司。總體來說，由於中國投資的原因，美國的電影公司為了進入中國市場，可能會開始自我審查，甚至最終可能失去自己的獨立性。
以美國電影協會為代表的好萊塢，長期以來與習近平政權建立了密切關係。例如媒體學者 Aynne Kokas 指出，在 2012 年時，副總統拜登與當時的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會面，討論中國對外國電影的配額。在習近平的訪美期間，拜登還介紹夢工廠與一群中國投資者會面，並達成協議。最終，中國對美國的這些行動以及美國在世界貿易組織中的協助，回報以將進口電影的年度配額從 20 個增加到 34 個。
外國電影製片廠可以透過與中國合作夥伴共同製作電影，來規避進口配額，然而中國市場的審查制度可能引發製片廠開始做自我審查，這不僅影響中國的市場，更會間接的影響全球觀眾看到的內容。製片廠為了審查通過而起用中國演員，或為了中國而增加或剪輯特定場景的例子多不勝數，甚而是在撰寫腳本時，就開始移除任何可能造成中國反感的內容。
意識到中國市場的地位在電影業中不斷增長，各大電影公司因為擔心工作室的其他電影會連帶受到阻礙，而不願製作任何可能讓中國感到不愉快的電影，即使這部電影不是針對中國市場。事實上，1997 年就已經是涉及中國政府認為敏感的話題的電影發行的最後一年，其中包括〈紅色角落〉（李察吉爾與白靈主演）、〈火線大逃亡〉（布萊德彼特主演）和〈達賴的一生〉（Kundun）等。而有些著名的美國藝人由於他們與達賴喇嘛的關係，被中國所封殺。在接受好萊塢報導採訪時，一向直言不諱的西藏文化倡導者演員李察吉爾說：「肯定會有些我不能參與的電影，只因為中國人說『不能有他』。」
除了自我審查之外，美國工作室和創意人員也面臨著是否該協助中國增加軟實力的選擇難題。中國的政治及娛樂產業管理部門領導人，從電影〈花木蘭〉到〈功夫熊貓〉中意識到，美國的娛樂公司在定義中國的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這方面可以從〈功夫熊貓三〉是與中國的合作夥伴一起製作的看出來。以正面積極的形象來描繪中國的影片數量，每年不斷的增長，像是太空電影〈地心引力〉以及由中國資金挹注的〈絕地救援〉，電影中的美國主角被中國人所拯救。諷刺的是，在地心引力中，其中重要的一幕是描寫俄羅斯擊落了人造衛星，但事實上，唯一曾在現實生活中擊落人造衛星的國家正是中國。當然，這些積極的描述本身並不令人反感 —— 事實上，它們很有建設性地抵銷了美國跟中國在其他方面惡化的關係。問題是：這些描寫是如何形成的？換句話說，獨立的藝術視野是否被政治壓力所操縱，以換取它的商業地位？
中國投資美國電影業的熱潮引發了對該行業徹底失去獨立自主能力的擔憂，在 2012 年，中國大連萬達集團收購了 AMC 連鎖電影院，隨後於 2016 年收購了傳奇影業公司。在自家遇到政治麻煩之前，萬達董事長宣布了希望投資六大好萊塢電影公司的願景。在此之後，由於北京政府的過度壓制以及思慮不周，其他合作關係或投資的風聲都逐漸消聲匿跡。
結論和建議
中國透過控制其在海外經營的公司，對外國公司的影響力日益增強，加上商業聯合集團的迅速發展，中國正在利用商業行為，作為行使其「銳實力」影響力的重要手段。與其他部門一樣，中國的大部分活動，無論其意圖如何，都是合法的，因此不應該被貶低或歧視。但我們對此類的商業挑戰，在各方面都必須做適當的回應。在某些領域，會需要政治力介入，來增加透明度或是減少必須依賴大集團資金的風險，有鑑於資金來源的可替換，任何對境內還是境外資金的區別都意義不大。各公司也應該在財務跟供應鏈方面，提供更清楚的資訊，特別是有關中國或是中國共產黨的成員，揭露其成員在合資或獨資企業中的存在。在某些情況下，可能需要對公司活動進行限制，這可能會造成一些傷害，不過以國家利益角度來看的話是有必要的。
美國商界領袖應該要更了解中國對全世界的野心，特別是利用商業聯合策略來影響中國與美國互動的所有方面。當美國公司面臨壓力或脅迫時，公司應透過商會或其他商業團體，代表其集體利益來發聲。
為了更有效地抵禦來自中國日益增長的壓力，美國公司需要找到新的方式，讓彼此可以更密切地合作，甚至是跟美國政府一起協調。像智庫、大學、其他民間社會組織和媒體一樣，美國公司在被分裂和孤立時最容易受到中國的壓力。美國公司所面臨的挑戰是，要面對一個正在崛起的，對全世界有更大的野心的獨裁中國，與本報告中強調的美國社會其他部分所面臨的挑戰並無太大的不同，各個地方都必須面對中國所提供的不平等跟不互惠的競爭環境。
為了矯正這些不平衡的狀況，在某些情況下，美國政府應該出來協調集體行動，如同最近與美國航空業共同合作一樣。它可能還需要對中國公司所造成的不對等與不互惠的限制措施加以處罰，甚至在個別公司對中國採取懲罰性行動時，賠償公司的損失，以維持美國商業公司的決心，這也是一種激勵措施的展現。
最重要的是，企業高層、董事會和股東必須加倍努力，要更有原則性的領導和自我克制，這將有助於他們不會為了短期利益而失去公司的控制權。這不僅包括個別公司，還包括其代表組織，特別是美國商會，美中貿易理事會和其他特定行業協會。這些機構不僅需要在必要時，需要反擊中國前來影響美國的商業利益，而且它們也必須高度體認自家公司在這之間所扮演的角色，才能同時保護自身利益以及美國國家的經濟安全。
在企業領域，美國的市場開放性不僅是美國的驕傲，同時也是美國經濟活力的支柱，中國不僅利用美國的市場開放性來獲利，也同時利用了美國資本主義中短視近利的模式來獲取國家利益。短視近利可會威脅到美國公司與中國維持健康經濟關係的能力，這也是北京所期待能利用的針對性戰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