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由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出版的《中國影響與美國利益：提高建設性警惕》（China’s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是一份全面解析中國（主要在美）的「影響力活動」（influence activities）或「尋求影響力」（influence seeking）的報告書。這類中國影響力活動遍及美國的政治部門、公民社會以及產業界。有鑑於其重要性，報呱觀點在今年五月初即以專文詳細介紹，現在，網友「為台灣而翻」小隊將整份報告翻譯完成，報呱將用兩星期每天連載刊登方式全文登出，千萬不要錯過。
（本節由匿名天使、高紹芳、黃蕙芳、常歡、薛雅卉譯出；陳方隅、林彥瑜校對）
「中國大使館官員會要求會面，以警告智庫不要邀請主題與台灣、香港或西藏相關的講者。許多智庫分析員都回報道，他們或是其他從屬該機構的同事都曾因與達賴喇嘛相關的專案，接到過中國大使館高級官員的來電，其中一位強調，『這麼做對我們造成了困擾 —— 你們會嘗到後果的。』」
「一位學者擔心所有美中交流的領域有越來越多來自中國的控制，說：「中國會跟蹤人、騷擾我們的旅館房間。這整個勢力是倒向為中國共產黨利益服務，而不是我們。美國方面缺乏應對中國影響力的嚴謹訓練。」中資使中國對美國智庫產生影響力的可能性也激起一陣焦躁不安。」
智庫對影響美國大眾輿論、媒體敘述和美國政府政策扮演著空前的角色。因此，它們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外國政府遊說和影響活動的高價值目標。
智庫在美國的由來可追蹤到二十世紀初期。當時如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約翰・戴維森・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安德魯・W・梅隆（Andrew W. Mellon）和亨利・福特（Henry Ford）等帶頭的工業資本和私人慈善事業，由於政府對於一系列公共政策研究的需求提升，便開始賦予及提升私人非盈利機構研究的角色。在過去一個世紀，智庫在美國公共政策過程上的角色愈來愈關鍵。它們對公共教育、經由媒體提倡公共對話、提升公民參與以及讓政府政策的形成能有更多資訊，都有直接和間接的貢獻。
當今在美國的近 1800 所智庫，大概有一半是在美國大學內部的研究機構。不過本章節只關注非大學的私營智庫。這些智庫和研究機構大多享有國內稅收法（Internal Revenue Code）第 503(c)(3) 條下的免稅資格。該法條限制這些機構以「行動組織」方式遊說立法部門。享有這個免稅資格的機構，務必是以非政黨和全民利益為名運作的慈善組織或研究組織（智庫）。由於美國智庫資金大多來自私人募款，彼此間獲取支持、專業經驗和公眾影響的兢爭相當激烈。
美國智庫界的組成相當多元，每間智庫都提供了不同的產出，為了滿足不同的觀眾群和客戶的需求及任務。其中四個角色對於討論中國利益和中國企圖尋求影響特別相關。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大眾教育和提供「政策界社群」提供更好的諮詢。大多數主流智庫很自覺地經過一系列機制提供以上作用：出版書籍、期刊文章、短篇「政策簡報」或者「社評」、以及對特定議題推出政策「專案」報告；主辦公開演討會、簡報和會議；與平面、電視、收音機廣播和電子等媒體對話；以及經營網路平台，向全世界宣傳智庫出版品和活動影音等訊息。
第二個角色是影響政府政策。這類活動會透過與政府官員面對面會晤、為美國國會委員會提供證詞、二軌（非政府的、公民的、私人團體的）交流討論、電子郵件（電子報）和其他針對特定觀眾的訊息，以及各種各樣出版品來進行。
第三個角色是承接政府部門的合約專案計畫，提供特定研究。這種研究一般不對外開放，只有部分的而不是全部的美國政策智庫會接這類政府案子。
第四個角色是透過美國著名的「旋轉門」模式，為政府提供人才庫。智庫單位常常在每次的大選前後，為了組織新政府、因應大量人事變動的情況下，形成前官員和準官員在選舉前的「候任政府」。
在美國智庫，一般研究題目的選擇可能以外在因素（管理層、外部資助機構、或政府政策變化）而定。最後決定通常需要經過各方彼此同意，而研究結果通常是不會（也不應）受外在影響。同時，美國智庫和大學研究機構應當堅持獨立分析，在這方面與它們的背後的資助者維持距離。若資助機構試圖影響研究計畫，或者有意推廣自己的目的，該智庫機構的慣例是拒絕相關資助。一般而言，研究員、智庫和可能的外部資助機構會經過互相協商的過程，解決或避開潛在的利益衝突，使各方都滿意補助的條件。不過以上描述是理想的情況。近年來，美國媒體揭發了幾樁違反以上原則的案例。
中國對美國智庫日與俱增的影響力，似乎已經改變了原本的大環境預設狀況。以下提出的發現是從華盛頓特區和紐約 11 間智庫的 17 名分析員進行的訪談中所蒐集。這些智庫正在探討美國智庫與中國同行近年來互動的性質。除了一位受訪者以外，這幾位分析員都是受公認的中國專家，也都曾在他們的機構當過研究中心或研究項目的主任（例外是一位亞洲專家，不過他在負責與中國相關的計劃方面經驗也很豐富）。差不多一半的受訪者曾在美國政府工作。有一位受訪者所負責的智庫，部分資金來自中國政府。全部訪談都在 2018 年進行。
中國已變成專注國際關係的美國智庫的重點研究項目；大多數現在都雇用（有時是好幾位）專長是在相關議題研究和出版的員工。許多具有博士學位、華文語言能力、甚至在中國居住過或有經過好幾年多次訪問的經驗，部分原本還可能是中國公民。有些這類人員會在該智庫工作多年，而其他則是經過短期（兩到三年）合約在該機構任職。大多數智庫也會聘用學生助理和實習生，不乏來自中國者。
美中智庫之間的互動相當頻繁。美國智庫研究員為了瞭解議題和進行研究工作，不但需要訪問中國也要迎接來訪的中國人員。大多數受訪者都提到，經常在自己的機構主辦或參加為來訪中國官員或學者所承辦的臨時會晤。還有兩位受訪者雖然不曾為來訪的中國人員舉辦會晤，不過他們會參加其他機構主辦的類似活動。除了一位受訪者以外，其他都曾為工作訪問中國。他們參與的活動包括：演講、加入會議或者 1.5 軌（半官方）或 2 軌（民間）對話、以及為了撰寫文章、書籍和報告而進行研究工作。
有一些學者注意到近年內，與中國同仁和研究計畫的互動，在本質上有明顯的變化。隨然與中國在資訊政策、核子政策、美中在第三國互動等議題上的長期二軌對話（民間交流）仍然持續，不過沒有像以往公開、健全和有效果。幾個長期二軌對話被縮減、甚至中斷。許多學者彙報稱，與中國智庫建立和維持有意義的對話，正面對中國方面的新規定、限制和不確定性的挑戰，使這類交流愈來愈困難。譬如，包括智庫和大學在內的中國機構，在國內主辦有外國人員參與的活動前，對話議題和與會者身份必須先經過中央政府核准。中國政府的新條令一般更限制中國智庫學者和大學老師一年只能出國一次，甚至還會扣留護照，使這些人員的個人旅遊更加困難。
當對話進行時，另外一個明顯的趨勢是中國對談者的言語愈來愈不坦率，也愈來愈一致。據一位美國智庫人員的描述：「對話的效應（能理解議題的程度）有所減低。」另一位學者提到：「愈來愈不參加這類的對談，因為中國來的學者除了回答跟習近平教條相似的回應之外，沒有什麼好說的。既使私下談話，也得不到任何有趣的東西。」還有一位指自己已經不怎麼參加合辦的活動，因為它們必須：「在符合中國要求的框架下進行，這包括講者、議程、議題和文章書寫。」在這些智庫單位的對話上，如果要與中方有實質且坦誠的交流，長久以來可說是相當困難的。中方的對話者經常緊貼著事先規定好的「談話要點」和口號，謹遵指示，堅持「不離題」，也怕在同行者面前提到任何可能讓他們在回國後，遭受政治麻煩的事情。
一位美國分析員評論道，近期在北京的一場研討會中，中國學者對於提出合作的新看法顯得興趣缺缺，和先前的會面的情形大相徑庭。這位人士相信，美中關係的緊繃或多或少有些影響。而且，並不是只有美國人發現這些對話缺乏效用。一場由中國方面發起、關於全球合作規範的第二軌（民間）討論，在中方說他們不覺得有任何有建設性的益處時，儘管美方有心要持續推動，仍舊嘎然而止。
儘管這些問題長期存在，到了習近平時代，情況明顯變得更糟。就像一位智庫學者評論的，「協作開始變得更為困難、更加武斷，而針對一個計畫找到共同的定義變得更為艱難。過去我們通常可以找到一些可以協同合作的區塊，但現在在世界觀上就存在了很大的嫌隙。」一個欲催生新興中美策略思想的前瞻計畫，原先輪流由中國和美國主辦，但一位負責指揮該計畫的美國智庫分析員便因為受壓迫的政治氛圍，將計畫完全移出中國。另一個機構也將原本與中國合作的專案，轉用於加強投注資源在其他國家與中國互動的能力上面。
許多美國智庫學者也開始擔憂，中國和美國學者的關係已經退回單行道 —— 由美國提供情報給中國與談者，而中方的主要目的便是把資訊傳回其政府。的確 ，一些中國與談者往往帶著幾無偽裝的「採購清單」抵達美國智庫辦公室，當然能夠料想到，這些是北京政府設定的任務。這在平常是很常見的現象，不過當有政府高層來訪或即將有高峰集會時，又通常會突然增量。中國一項與之相關的目標，便是要傳達中國政府的政策觀點，予美國智庫的對應機關。
自 2010 年以來，美國（和其他外國）研究員在中國的研究環境便逐漸遭到管制。一位美國學者指出，一項先前的專案因為包含橫跨多省的落地訪談，而不再得以執行。她認為， 2017 年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所要求的註冊與資訊提供，是造成這些問題的部份原因，因其嚴格的抑制在中國進行與外國的聯合專案和研究的機會。和中國智庫的學者與政府官員安排會面也變得極其困難：許多機構的圖書館現已不再開放、無法取得中央層級的檔案、省級與地方的檔案取得也變得高度受限、問卷調查完全不可行（除非和受到許可的中方單位合作，但這樣的單位也極為難尋），其他官方障礙也讓外國智庫研究員要做好研究中國的基礎工作非常艱困。於此同時，在美國工作的中國研究員卻可以輕鬆的和其對應的美方單位預約會面，享用權限公開的美國圖書館與政府檔案，可以在任何地方施行問卷調查，而且能在美國各地自由移動進行田野實察。
在北京，只有兩間美國智庫建立並運作了海外分部，另外在香港也有一間。兩個北京的中心都由清華大學共同主持，且都位於清大校地上。其中一間有一個由中國研究員所執行的紮實計畫，他們會從智庫的其他中心帶人進來，有一個提供給美國和中國人的年輕大使計畫，更以擁有「寬廣開放的網際網路」為傲。另一間中心主要將其場舍用於對在地的研究人員與其他訪客提供簡報。某些演講是對大眾開放的，但大部分都僅提供給教職員與研究生。中心的野心原本更高遠些：舉例來說，主辦一系列匯集中美雙方高階專家與官員的年度研討會。然而，中方沒能履行承諾，在要求美方派出高階官員時卻沒能派遣相對應級別的中國官員。
這兩間中心也已被捲入逐漸緊張的中美關係，以及中國內部箭在弦上的政治氛圍。根據一位附屬單位研究員的說法，「和中心的連結反而是負擔，因為如果你說錯話的話，這些機構和其中的人是會找你麻煩的。」在大中國地區的中心裡，至少有一間有時會限制他們針對敏感政治議題的公開活動，因為他們不想毀掉該機構在中國及亞洲的地位。然而這間智庫的其他工作人員與研究員也證明了自己能熟練的規避政治禁令。舉例來說，當一名知名的香港運動者被一間中心的活動拒絕入場時，稍後再邀請他參與舉辦於美國總部的另一場活動。
中國向美國智庫拓展的形式有許多種，包含透過大使館、領事官員、中國智庫學者和中國國有的傳媒。
中國大使館與領事官員會定期和諸多（但並非所有）智庫人員進行訪談。有時他們的目的是要評估美方在特定議題上的立場，或針對特定文章提供回應（通常是指批判中國的）。舉例來說，有一次，一位中國官員表示一位特定分析員的立場「太過悲觀」了，另一次則說一位學者「並沒有掌握正確的數據」。一位智庫學者指出，中國官員會同時使用威脅和讚揚來影響她。一方面，他們與她進行午餐會面，表達「對於她立場的擔憂」，表明她「對情況並不了解」。但大使館和中國的政府官員有時對於誇讚及協助的提供又相當熱情，暗示她「對於中方政策知道的太多了」。
中國官員通常會在重要的中共或政府活動後要求與智庫人士進行會面。例如，在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2018 年的年度集會後，一位智庫分析員被邀請共進午餐，只為了聽長達一個半小時，針對美國媒體及分析員如何誤解總書記任期限制，與習近平為改革所花費的努力的說教。另一位人士則受到中國大使館駐外軍官的訪問，以試圖傳達中方對於台灣旅行法、美國國防授權法案、可能的美方海軍巡訪，以及對台灣的潛水艇軍售等事情的看法。總結這位軍官嚴肅而強硬的警告：「我們已經不再軟弱了，如果美方不小心謹慎、不遵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內容的話，我們是可以對台灣造成傷害的。」
在其他的場合下，中國大使館官員會要求會面，以警告智庫不要邀請主題與台灣、香港或西藏相關的講者。許多智庫分析員都回報道，他們或是其他從屬該機構的同事都曾因與達賴喇嘛相關的專案，接到過中國大使館高級官員的來電，其中一位強調，「這麼做對我們造成了困擾 —— 你們會嘗到後果的。」不過據這些分析員的了解，後來並沒有什麼後果。另一位分析員在邀請一位從台灣民進黨前去的代表後，接到了中國大使館的抗議。在另一個案子裡，一位中國外交部的高級官員警告一個針對中國安全議題的互動式網站「具仇中色彩」。該智庫邀請了一位傑出的中國智庫學者參與貢獻作為回應：「這個網站的內容並沒有進行調整，但那位官員就沒有再抱怨了。」另一次，在一間美國智庫拒絕收回對一位台灣講者的邀請後，中國政府便撤銷了外交部長王毅出席該智庫另一場活動的申請。
一般來說，中共的訪客不是避開就是少接觸那些和台灣關係密切，或接受大量台灣資金的智庫。一位寫過大量有關台灣和中台關係文章的分析員發現，中國官員通常不會和他打交道。有一次，他為台灣官員主持的活動，和他同事主持的一個中美達官顯要為主的重大活動，在同一個下午衝堂了。中國大使館指示他們挪開台灣活動，但是他們拒絕了。兩個活動照常進行，並未發生負面後果。
正如上面所述，中國官員及其相應的智庫，基於收集資訊、情報和影響美國政策辯論的目的，接觸美國智庫的中國專家。一位中國學者向美國智庫分析員表示，每次有美國專家和中國對話者會面，之後就會有人撰寫報告。另一位中國訪客向華盛頓一家重要智庫的專家指出，中國外交部有工作人員專職追蹤約 20 位重要美中專家的活動和出版狀況。
許多中國智庫在中國和美國與其相應的美國智庫一同舉辦會議和研討會。有些例子中，中國方是有名的政府機構。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和（北京）國際關係學院，皆與國家安全部（MSS）有關聯，他們主辦了數個美中關係或者是二軌對話的研討會。隸屬中國外交部的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和外交學院亦然。雖然另一個「察哈爾學會」與政府機構的關聯不明，但在性質上也與這樣的活動有關。
最近，假裝獨立於政府管轄之外的中國智庫，開始主動接觸相應的美國智庫。海國圖智研究院就屬此類贊助與美國學者的對話活動的組織。中國與全球化智庫是另一個這樣的「獨立」智庫，擁有上百個研究員和工作人員。根據多位智庫分析員指出，其創辦人和領導人王輝耀，主動請求想要到美國智庫演講。然而在 2018 年五月，參議員馬可．魯比歐公開質疑為什麼王輝耀的中共資歷 —— 尤其是他以中華海外聯誼會常務理事的身份為中共統戰部工作 —— 於即將舉辦的華府智庫活動邀請函上的簡歷提及。縱使該智庫計劃在專題討論演講時承認王輝耀的職位，考量到接踵而至的公開檢視，王輝耀還是退出了活動。然而之後他又在另一個美國智庫活動出現，未提及他隸屬政府的關係，也沒有引起任何國會議員的注意。對於此類「獨立」中國智庫來說，舉辦研討會能大幅提高他們在家鄉的聲望。一位中國智庫主任告訴一位美國智庫分析員，大學黨委書記發給他好幾十萬元獎金，獎勵他將美國的高名望中國政策研究專家代表團引進中國。
最後，一群來自不同機構的高級中國政府官員和智庫學者，扮演了中美智庫合作的推手。這個團體包括了知名人物如傅瑩（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王緝思（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袁鵬（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和王文（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皆有雄厚資金撐腰，足以為中方活動，以及參與他們在中國專案的美國訪客的交通及住宿支付費用。
傅瑩在美中日益增加的交流中扮演高層人士。根據幾位智庫分析員指出，她努力擘畫確保中國最佳利益。包括例如優先與公認較傾向中國政府觀點的學者結盟，並且確保排除持反對意見的學者。一位分析員提及前香港特首董建華和傅瑩與美國智庫學者及主席的關係，讓他們有頻繁的機會可以在知名的集會場合，對大眾發表談話並促進中國官方話語權，同時提升自己在家鄉的正統地位。
傅瑩對於她認為可能會進入政府任職的智庫專家，亦清楚表現亟欲經營與他們的關係。在唐納．川普當選後，她「急忙」去見一位與新政府有關係的智庫分析員，隨後使館官員也蜂擁而至。然而，當該位分析員顯然不會進入政府任職後，他們對他就失去了興趣。此外，在一個傅瑩所推動的美中關係專案會議上，她提到她希望有些人會進入政府任職；否則就無法證明該專案那麼有價值。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亦鼓勵中國智庫「全球化」—在美國及其他國家內建立一席之地，以「促進中國話語權」。在 2015 年，中美研究學會（ICAS）在華府依 501(3)(c) 免稅條款以非營利組織的名義設立了辦公室。ICAS 資金來自海南南海研究基金會，而這個基金會的資金主要來自中國政府支持的機構中國南海研究院，ICAS 其他資金來源還有亞伯達大學（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中國研究所、南京大學和武漢大學。ICAS 負責人洪農與這些研究院關係密切。ICAS 維持少數的研究工作人員，還有來自中國、美國、加拿大、澳洲和印尼的國際專家組成的多樣化委員會。ICAS 專案集中在美中關係的中心議題，包括美中合作、海事安全、北韓和貿易關係。洪農本身則專注在南海和非北極理事會會員國的北極政策，而中國正是非北極理事會會員國的國家中最大最重要的。這個學會亦每年舉辦年會。
習主席號召建立智庫的時間和 ICAS 建立的時間相同，洪農清楚表明在華府設立 ICAS 的決定，乃出自於她和一些中國及加拿大較了解美國智庫運作的同僚努力的結果。她應要求領軍 ICAS，然後由她選出董事會和顧問成員。她認為智庫的任務是作為美國與中國間觀點的橋樑。洪農不希望人們認為研究學會在推廣中國觀點或戴著「中國帽」，但是她相信，在華府，反映中國觀點（不一定是政府）的聲音太少。然而她也認知到，ICAS 所代表的觀點，本質上沒有太大的歧異：對於中國政府的政策沒有過度的批判。她希望一旦 ICAS 站穩腳步，可以從其他機構吸引到更多高階的學人，來為其網站貢獻更多樣的觀點。
最近，中國的出版業主周志興創辦了「美中新視角基金會」，在華府與洛杉磯都有辦事處。然而截至目前，都沒有這些辦事處的活動與出版追蹤記錄。這類或有中國官方支持或無的智庫，未來美國境內很可能會越來越多。
美國不同的智庫有不同的資金提供模式。至少有一種類型是完全由美國政府所出資（聯邦資助的研究與發展中心，FERDCs），還有其他是接受一些美國政府的資助，以及其他透過承包契約由他國政府出資。接受訪談的智庫中，有三個智庫並沒有接受美國與其他政府的資助，有一個智庫的中央經營基金完全是透過捐獻，另外兩個則是依賴基金會與私人捐獻的混合，一個智庫的工作完全靠基金會。大部分的訪談者都容許中國的資助者為北京的旅遊與會面費用買單，還有一些則堅決不肯：或者是因為規定，或者是因為利益衝突的原則。
至少有一個智庫在用以其在華盛頓活動的資金，以及支持其位在中國的中心的資金，做出了區隔。該智庫在中國的中心，美國的學者從中國發展銀行，華為企業與來自香港的私人企業家身上籌款。同樣的智庫有一個捐助者的「中國理事會」（包含華裔美人，但不包括中國本籍人士），以支持智庫的活動。有一些美國的機構會拒絕接受中國商業體的資助，雖然他們有時樂意接受其美國子部門的捐獻。然而其他的智庫，就接受來自中國企業與個別商務人士的資助了。有單位因為中國進入 WTO 十五週年的慶祝活動，從阿里巴巴拿到錢，還有一個智庫因為關於環境的計畫而從中國的萬科房地產公司拿到錢。還有一個中國商人 Fu Chen，資助了智庫在中國的中心的活動，這個陣容還包括了一些知名中國商人。還有一個智庫有華籍美人的諮詢委員會，還有一個智庫正著手一個包含華人的諮詢委員會，但僅限於取得美國公民的人。（這個分析員也正在考慮接受私人的中國金援，而不是中國國有企業的金援）
董建華與其中美交流基金會（CUSEF）已經成為許多智庫的領頭資助來源，對各種計畫提供經濟援助，從專書研究與寫作，到資助協力計畫，再到推進交流。CUSEF 在這個領域的工作可以追溯到 90 年代中期（更多關於 CUSEF，參見報告中大專院校一節）。然而訪談人對於 CUSEF 是否與中國有直接的連結，有著不同的評估。一個分析員說「董建華是一個特別的人物，他半是香港人，半是中國人」。另一個分析員則說他目前還有餘力可以承接一些跟董建華的合作計畫，且「很有可能為了錢與契約這麼做」。還有一個單位接受了文化交流與氣候變遷工作的資助，然而也有一個單位特別謹慎，把董建華描述「公開的統戰代理人」，畢竟他是能在政治協商會議當上副主席的人。CUSEF 與美國智庫建立的許多夥伴關係，代表著找出共同立基的努力，特別是符合中國的倡議與政策者，例如，「2014 年大國關係研究項目新模式」、「2014 年台灣武器銷售研究項目」以及「太平洋共同體倡議」。
CUSEF 也資助了一些包括國會議員、州級與地方官員、一些頗具歷史的大專院向，還有幾個記者代表團，其中一個項目是專為新聞系所學生設立。CUSEF 的經常性合作對象有美國進步中心（Th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美國外交政策協會（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ouncil）與東西方研究所（East-West Institute），合作的方式各有不同，例如美國進步中心是以自食其利的方式與 CUSEF 合作。CUSEF 也會一些非中國學人分析員的計畫項目提供資助，例如一個關於北極地區美中關係的項目。一個參與 CUSEF 所資助的「打造一個太平洋共同體」計畫的智庫分析員，因為對於計畫的整體方向感到不安，而退出了計畫。
董建華本人也相當積極，經常訪問美國並與智庫專家會面。有一個場合，他鼓勵一個美國學人，跟一個知名中國學人一起撰寫一篇關於南海的論文。他也向一個研究所提過培訓黨校官員自由市場經濟知識的大規模計畫（這個項目最後被智庫否決）。除此之外，CUSEF 也資助了至少兩本美方分析員也參與的專書出版。分析員說明，在這兩個個案中，董建華本人在過程中並不做任何干預。然而，在另一個個案中，在一個美國學人向中美關係基金會探詢是否資助一本關於美中關係的重要著作時，基金會則堅持兩個條件：一半的論文貢獻者必須是中國學人，而基金會有權審閱初稿。案主學者後來拒絕了這些條件，另尋他助。
台灣的駐美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也會資助一些智庫。美方的智庫最終得能同時接受台灣與中國兩方資助的狀況實屬少數，因為雙方的資助常是互斥的。
對大部分的美方學人來說，能到中國參訪是他們得以完成研究工作的重要部分，包括參加會議、參與代表團還有進行獨立研究。鑑於此必要性，簽證可說是一個核心議題。
雖然大部分的分析員都能取得單次入境專業交流的（F 級）簽證，少數經常性進出的分析員則可以取得多次進出的（F 級）簽證，也有一些人可以取得十年期的（L 級）觀光簽證。如果可以出示單位的邀請證明，則可以得到兩次進出簽證。還有一個美方智庫學人，同時也是中國公民，則是持中國護照進出。儘管十年期的觀光簽證是最佳選擇，但還是有重大的潛在隱憂，簽證是專為「觀光」而發，而根據中國法律規定，並不允許進行專業性活動。一個持十年期觀光簽證的資深學人，最近結束與中國智庫及大學的數日會晤行程後，就在北京的下榻遇上了中國官方上門與質問。
部分智庫分析員表示，現在的中國官員越來越關注他們的言論，不只是著作論文與專欄，還包括了社交媒體。之所以這麼做不只是為了更加熟悉觀點的變動，也是列出對中國政策的支持者與批判者。有一個學者相信，他是因為推特上的言論，而被要求在取得簽證得先到大使館面談，這是過去幾十年赴中參訪所沒有發生過的事。在其他一些個案中，北京則企圖通過簽證申請過程，強加其主權宣稱。一個美國學者起初被拒絕發予簽證，因為他用「台灣」與「香港」來描述他所參訪過的地方，而不是用「香港特區」或者「中國台灣」來稱呼。大部分接受訪問的學者都認為，在近一兩年，核發簽證的過程越來越政治化與困難，對於申請人的政治觀點，投注了更多的審查。而在接受訪談的人當中，事實上只有一位智庫學人回報他被拒絕簽證（然而，還有一些被報導拒絕簽證的學者，對於公開談論簽證被拒頗為遲疑）。此外，大部分的訪談者都注意到，中國大使館現在經常在出發前一天，甚至出發當天早上，才核准簽證，這讓整個過程變得非常吃力與緊張。
有兩個受訪者則報告說，專門處理簽證申請的公司像他們表示，他們各自的智庫被列入黑名單，這讓他們取得簽證困難重重。其中一個案例中，受訪者談到一個例子，一名年輕研究人員曾被告誡不要在簽證上把那個智庫列為她受雇的地方，否則可能被拒絕。（為避免這種狀況，資深的研究員向一名中國官員請益以做準備，簽證也核發了。）另外一個案例中，一名簽證辦理官員被禁止和中國使館進行業務往來，因為他告知一家智庫說他們被列某個名單上，將難以取得簽證。
一位資深中國官員告訴一位智庫分析員，簽證申請的審查責任已經從中國外交部移到公安部了，因此造成許多延宕和困難。一位美國智庫學者指出他不只曾經在不同場合被建議根本不要去申請簽證，更曾有一個由美國公司主辦的會議邀請被撤銷，因為中國外交部叫該公司不要邀請他。其他有些人被核發只能進行「個人」旅遊的簽證，附有但書是不能做任何公開講話、不能見任何家人或藝文人士之外的人。
智庫學者表示，有時候當代表團成員有無法取得（或來不及取得）簽證的危險時，向中國使館或領務官員尋求協助（其中一個例子是威脅取消整個代表團）會帶來了有利的傾向。有兩個智庫現在會為了促成申請，慣例性在送出申請前找中國官員。然而，有些智庫分析員則擔心因此會欠使館或領事館人情，這種依賴帶來的陰影會影響他們繼續進行工作的能力。一位分析員表示，儘管他被要求幫忙其他成員的簽證事務，他並不想因此虧欠使館，所以不是很積極地協助。
中國媒體對美國智庫分析員提供機會也提供陷阱。智庫分析員的工作其中一項重要任務是影響官方和公共意見，而媒體，不論中國的或西方的，是該過程不可或缺的環節。然而，智庫分析員並不癡心妄想中國媒體可以可靠地呈現分析員所傳遞的想法。如同一位受訪者強調：「中國媒體的目標是要讓美國人用中國的方式看事情 —— 尤其是一個正向、有益的眼光。同時也要對中國大眾呈現正向的美國觀點。你必須有心理準備，中國將主導所有的訪問議題，且要了解到，他們不會帶入太多重要的事。」一位資深美國學者對於中國報社言論審查有多次經驗，還有一次被捏造訪問問題。
很明顯中國記者也越來越會蜂擁至各種美國智庫在華府舉行的公開活動，然後把這些活動當成是記者會以主導提出問題的取向。當西方記者對這種行為還無法招架，中國媒體卻已在依循著通常是由政府當前政治路線所決定的各種政治議程，用更加系統化的方式進行觀點的扭曲。
有這種心理準備後，美國智庫分析員發展出各種與中國媒體互動的方式。有些人將中國媒體視為他們對中國大眾發聲的管道，即便如此，一位智庫成員仍表示他認知到他可能被以「不當方式」審查。另一位則表示儘管中國媒體有明顯偏見，他還是頻繁受訪 —— 其中有中國中央電視台、中國全球電視網、新華社、人民日報、上海東方傳媒集團。至少有一人聲稱，他常常上中國全球電視網訪談，但沒有受到審查。
有些美國智庫學者指出他們會追蹤自己的訪談，若是他們被錯誤引用，就停止對該名記者發表。有一人提到他會拒絕針對敏感政治議題受訪，例如黨代表大會。另一人則表示他只上直播節目，作為防止被審查的手段，但也有人說他只接受以電子郵件往來的訪問。有兩位分析員拒絕任何中國媒體訪問，除了其中一位有時候在公開談話後立即被中國記者接近。其中一個案例的分析員表示，新華社曾在她拒絕寫一篇特稿後對她做面對面的背景訪談，但她也願意分享她的看法（是負面的）。新華社後來竟她的名字草擬了一篇完整、正面而誇大其詞的特稿，並計畫不經過她同意就出版。她成功擋下來了，現在她的研究機構全面禁止這家中國媒體的採訪，除非有特殊理由。這可能釋放了一個訊息，他們不認為中國媒體可信賴。
透過訪問來賺錢的機會有被一位學者提到。她說中國全球電視網一次訪問付 150 美金。然而，該媒體警告她，如果對中國政府太過批判，她將不會再被邀請。中國全球電視網也暗示她應該要「更像」某個已經成為中國電視網常客的智庫分析員。
大多數在這部分受訪的智庫分析員都拒絕為中國報紙寫特稿，其中幾個表示他們有過內容被審查的經驗。一位學者反映，幾次受《環球時報》委託寫文章，對方卻只因為爭議性內容，在他交稿之後又拒絕刊登。然而，其他曾為中國出版物寫作的人卻沒有經歷這種問題。幾位分析員表示他們曾聽說自己的文章和報告被翻成中文，給政府官員和智庫在內部（非公開管道）流通。一位受訪者評論，如果她寫的是正面的，就會公開發表；如果是負面的，就只會在內部發表。
一些受訪者也反映，他們的作品被不當發表在中文網站。搜狐拿了智庫報告並且未經許可放上網；一位分析員迫使該公司將報告從網上下架。另一位學者反映，一個中國智庫聲稱她是他們的一員，在他們的網站上貼出不實的內容，說是她寫的。
有些受訪的智庫學者有著作被中國出版社翻成中文，但大部分沒有。越來越多人試都不試，因為知道他們書中重要的部分可能永遠不會通過審查。在被翻譯私下通知書中有一大部分將被刪除後，一位學者停止了中文出版程序。另一位學者在西方出版社和中國出版社簽約後，與中國出版社奮鬥了兩年。中國新聞出版總署要求超過七十處的刪除，最終得到該學者同意刪除五處。然而，結果中國出版社通知該學者他的書無法出版，因為他在媒體上發表種種「不友善言論」。多數美國學者就不拿中國出版社自找麻煩，轉而找台灣或香港的出版機會。一些美國學者相信自己的書在中國境內有盜版，或至少的部分盜版。至少一位學者發現，在百度上一搜尋就出現半數她最近的著作在線上。
並不是所有學者都願意犧牲在中國出版的機會。一位分析員反映，他們智庫的一位非中國籍專家即便自己的書有幾頁被錯譯，還有幾頁是編輯無中生有的，仍然允許他的著作在中國出版。甚至發現書的標題和副標，以及作者的專業頭銜都是錯的。
這個問題也存在於智庫分析員如何公開呈現他們觀點的脈絡中，特別是在中國。整體來說，智庫學者在敏感話題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時，都表現得有決心且直截了當。但也能夠理解，人本能地想要表現得禮貌、客套一點，同時又能夠誠實傳達自己的想法。就像一個也徵詢過許多意見的學者所表示的：「能夠進入中國是我的飯碗。」同時，他爭辯：「我從來不說任何跟我觀點相反的話，但我會用比較不刺耳的方式來寫。」
另外一位學者提到：「我不會自我審查，但也不必每天都發文引戰…引戰文會讓你丟簽證。中國最強的力量就是簽證管制力。」第三個人則表示：「我不審查自己的講話重點，但可能會調適說出來的東西。」他辯解說他有時候會縱容中國的觀感，好讓他更深層的想法傳達過去。而另一位分析員說：「我避免煽動。我願意批判，但是會試著不攻擊習近平。」不同的受訪者皆認為寫作跟談話有所區分：「在寫作上，我不會妥協，但是我接受訪問的時候很小心：我會道出同樣的訊息，但是以間接的方式，而非對峙爭論的。」一位分析員說：「我確保自己如果進入論戰的話，是深思熟慮的，不是意外加入戰局。」她試著很有策略地傳達訊息，並且避免在每個小議題上都積極參與或是明目張膽地指責：「你錯了！」另一個差不多風格的學者說他在提出有挑戰意味的議題時，例如人權，常用盤問而非指控的方式提出。
一個分析員公開說的話不只反映個人想法，還有他所屬的機構。這樣的認知下，不難理解至少有一個學者在想著：「保護研究機構和說真話之間存在著衝突，不管是為了進入中國的機會或錢。有時候我會先說正面的，然後再說：『但有人說…』我可能不會直接從習近平開始講—可能會比較間接。在公開會議中，有個默契是對中國不會超級批判。」另一個人表示：「很難不下意識地自我審查。」這個人指出當他們的研究機構在做中東或南亞反制恐怖主義的研究計劃時，他們對於討論中國難受控的新疆地區都非常謹慎，據信近百萬維吾爾人現正困在再教育營裡。一般來說，他們不接關於台灣或新疆的計劃。
受訪者們表示台灣議題以及如何談起這個島和其官員極為敏感。一位分析員在一份邀請中觀察到，他的研究機構不會把到美國的台灣代表稱作「大使」，但在活動中，他一定會口頭上以「大使」來介紹該名官員。或者像另一個學者說的：「我圓滑，但是保有我原創的觀點。我不會改變重點。對台灣，在私下對話中，我稱蔡總統—但我也在公開場合中保持中立，確保台灣和中國都可接受。」
兩位分析員表示他們「完全不會」自我審查。他們了解那種誘惑，但試著讓公開寫作和談話跟私下作風完全一樣。
智庫分析員和其研究機構董事會之間的互動樣態相當多元。有些董事會成員頻繁參與、交往和諮詢中國相關事務，但有些幾乎沒有聯繫。只有三個受訪者反映有試圖介入干預的狀況。其中一個案例中，一個顯赫的前董事位成員向智庫抱怨某篇文章對中國「太嚴苛」。然而，除了一篇特定文章被監督者挑出來講所帶來的驚嚇，該名學者沒有被施壓。另一個案例中，一位董事會成員嘗試向智庫負責人施壓，避免接待達賴喇嘛，但是失敗了。第三個例子涉及了前面討論到的香港政治運動分子。態度傾向可能往另一端作用。一位學者指出他的董事會最近幾年對中國變得強硬，關注著「如何對抗中國，但保持中國的參與」。
美國智庫對於接待中國訪問學者或聘請中國籍員工的風險和好處有不同的評估，其中大多數認為讓他們加入智庫以了解他們如何思考和工作是比較好的。一位分析員說他「猜想他們之中有些人可能會在回到中國後被盤問」。「蘭德（RAND）」他說，「應該要擔心」。一位研究員表示她「謹慎地避免中國人士參加有美國官方或軍方人員的敏感會議」，但是在其他方面歡迎他們加入活動。
只有一個華盛頓智庫固定且持續地接待中國學者（雖然在華盛頓的大學做得更頻繁），在計畫和會議上讓中國學者融入，就連被中國的主持機構贊助時也是。這個機構的學者認為他們在洞察和訓練的目的讓都是有價值的。另一個接待過中國訪問學者的智庫分析員指出，兩位在機構待過的著名中國學者回去後寫了「重要的報告」。儘管如此，「聰明年輕的中國人出現在麻省大道」並且有向北京報告的可能，還是令有些人對此表達擔憂。這名學者表示智庫想要年輕人「深掘中文文獻」，這代表要為了語言能力雇用中國人、華裔美國人或台灣人。一些分析員擔心，智庫中有中國籍（不論是中國人或美國公民）可能會面臨汙名的壓力，被認為是華人所以比較容易受中國影響或控制。
智庫分析員對於中國在美國尋求影響力的議題吐露出各種擔憂。其一是管理美方觀感，好以有利中國共產黨的方式修飾議題。如一名分析員所說：「這需要反彈，而反彈不是容易的事。」雖然有很多人相信他們可以適當自我防衛不被影響，了解到「美國社會一般的反彈能力並不差」，他們仍擔心不是知識豐富中國專家的同事可能因此較容易上當。例如，一位學者指出美中合作鼓勵提出共享價值和想法。他表示在三亞倡議（Sanya Initiative，美中退役軍官的對談）案例中，他必須「力勸他們（美國參加者）不要做傻事，他們以為自己很強硬，但是他們搞錯了。」這名學者也將美國媒體視為附和中國觀點的共謀，他指出當習近平 2017 年在達佛斯（世界經濟論壇）發表談話時，幾乎沒有報導者了解中國正在進行全球化 2.0 的政治宣傳活動。他並且表示「實際的自我審查」確實存在於學術圈，人權就是個例子。另一位分析員也表示出了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她看不到有多少基金會對這個議題的常態交流有興趣。
一位學者擔心所有美中交流的領域有越來越多來自中國的控制，說：「中國會跟蹤人、騷擾我們的旅館房間。這整個勢力是倒向為中國共產黨利益服務，而不是我們。美國方面缺乏應對中國影響力的嚴謹訓練。」中資使中國對美國智庫產生影響力的可能性也激起一陣焦躁不安。幾個學者對資助議題表達憂慮，指出依賴單一資助者、尤其是那些大力推動某些特定議題的人，會讓智庫學者們變得很脆弱而無法獨立研究。此外，一名學者擔憂中國花在提倡自身觀點的錢非常龐大，不管是透過智庫配合或是中國媒體（例如中國環球電視網付錢做訪問），這意味著中國最終將能夠「一路買通」。
一些研究者相信美國政府捲入其中的話只會讓這個議題更加爭議。有人擔心華府會過度反應。如一位分析員表示，華盛頓有種「一翻兩瞪眼，也就是你必須『支持或反對中國』；你不是對中國友善，就是在產出說中國是惡魔的東西。」這位學者和其他幾位一起提出了反中國情結的議題，就像以前的「黃禍」和麥卡錫主義，在以前的經驗當中，華裔美國人以及任何和中國有利益關係的人會遭受大量無端的攻擊，學者們對此表達憂心。一位研究者提到百人會（Committee of 100），一個集結傑出華裔美國人的組織，像這類組織如果面對無故的攻擊，會讓整個組織變得很脆弱。
另一個分析員則指出，我們需要「更細緻看待銳實力問題」。他特別提到了孔子學院，並說他不會接受孔子學院所贊助的研究，但對於語言訓練則覺得無妨，雖然它如果遠離校園更好。他對認為孔子學院是「中國宣傳的有效利器」這個說法不以為然。循此思維，有好一些人指出他們並不特別關心中國對社會科學的影響力，而更在意實驗室裡的中國學生與博士後，會把受到限制的技術帶回中國。
最後，還有一些分析人所呼籲的是比當前更多的互惠。這些人士認為，兩個國家之間的競爭場域已經失去了平衡，並認為應該加強雙方的互惠，在美中交流上採取「強硬手段」，他們並認為，除非中方的機構願意比照美方同樣等級的開放程度，否則應該中斷雙方的接觸。
美國智庫的中國學者所面對的是越來越嚴苛的研究環境。但這樣的挑戰並非他們特有，媒體、民間社會還有非政府組織都同樣面對到類似，甚至更令人挫折的挑戰。獲得簽證的程序變得更為繁瑣，與中國同行接觸的質量也在下降，並且更為困難，而田野研究與檔案工作的機會也在減少。越來越多的美國學者與政策專家，對於第二軌對話的價值越來越感到懷疑，他們發現中國的同行越來越無法，或者說不願意以開放且有意義的方式分享觀點。許多智庫分析家的反應是，對第二軌的限制，改變了他們進行研究的方式。
但同時，一小群擁有中國資助豐沛基金且逐漸膨脹的團體，正積極地尋求重塑美國對中國的敘事以及觀點，這是藉由支持與贊助美方夥伴的聯合項目，這樣一種能反映中國政府優先考量的方式來做到，而這些機會只會給那些被中國視為認同中國目標的美方學人。雖然目前為止，這些著力似乎還沒有以顯著的方式影響美方圈內對中國的論辯，但對於中國對此所投注的金錢與著力，有所警惕還是很重要。
中國所資助的美國智庫仍然相當有限。董建華通過他的中美交流基金會，目前還是最大宗的金援來源，雖然多數的回報都是他的金援是「不干涉的」。一些中國公司也資助了為數有限的美方智庫活動，然而，一些中心設在中國的美方智庫，也主動地尋求來自中國的金援。除開少數的例外，美方的智庫分析人預測，中國的資金將不會在短期間內，變成他們本地工作的重要因素，但因為多數非營利組織普遍存在的資金短缺現象，依賴中國資金的擔憂並非全無來由。
中方的媒體毫不手軟地徵求美方智庫學者的意見，以在美中兩地消費。至少有一個媒體管道表明不歡迎批評中國的意見，並為合謀者支付了報酬。對書面作品的審查是很普遍的現象，甚至幾乎可以預期，很少有受訪者會期待他們的書能在中國出版。美方智庫分析員最為憤慨的是，他們的研究成果被非法，或者是以不正確的方式發佈在中國網路。他們多數希望這些都能從網路上撤下來。
美方的智庫分析員對於中國正著力影響他們觀點，還是有高度的理解，無論是從中國大使對他們論文嚴詞批判的規格，或者是與諸如達賴等人士會面的提議，或者藉由一些通過中國合作夥伴資助的合作計畫中，巧撐空間的努力，就最後一項來說，所有這份研究的訪談人都指出，他們拒絕被施壓改變他們的做法。有些智庫學者承認，在公開討論中國的論述中，他們會用上修辭，但他們堅持這並沒有改變整體的資訊內涵，而只是語調與措辭的改變，一些人認為，他們會保留嚴厲的用語，來傳遞最重要的訊息。但也有一些人承認，在像是在智庫網站宣布舉行會議的公開場合介紹台灣官員時，會屈服中國的要求。雖然並不是所有人都認同，但整體來說的立場是避免不必要地刺激或激怒中國人，是比較好的策略。但大部分的人都同意，可被中國接受的說法空間正在縮減，而施壓的力道正在增加。
美方的智庫社群應該理解自己的位置具有相當的，對症下藥的影響力。中國的官員與學者一直想利用智庫作為訪問中國官員的場所，利用智庫來正當化中國所支持，將會影響美國的對中敘事研究計畫的合作夥伴，利用智庫當作關注美方政治變動地景的重要訊息來源。美方的學人應當為自己的獨立地位而慶幸，運用其制度框架所提供的槓桿，來抵禦入侵，更建設性地推進更大的雙方互惠，一些具體的建議如下：
智庫應當連同大學院校一起定期製作中國相關研究難處的摘要（出入區域、機構、人員、簽證等等），並讓這些資訊彼此流通，也提供給美方官員。官員則應該接著關注智庫工作的互惠性質，注意到當中方學者具有特權，美方學者卻連其與中方官員及學者的會面都無力確保，是如何傷害整體關係的穩定。
智庫應當公開披露其項目、出版品與其他活動的資金來源。如果智庫領導人選擇從香港或中國募集資金，就應該要對金流以及如何運用公開透明，確保中國資助者沒有機會對研究議程或成果，施加不良的影響。
智庫之間應該制訂一套行為準則，這或許可以跟美國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合作，建立與中國機構交流時的「做與不做」。如果可以在美方的機構間制訂行為準則，那麼其他民主國家的同行，就可以跟進建立多邊的行為準則。
美方的智庫代表，包括智庫主席以及其他資深中國研究學者，應該安排與中國大使的會面，表達他們對一些議題的集體觀點，並呼籲改變。這樣的會面搭配由所有主要智庫負責人聯名簽署的關切信，會是更有效的。
而如果智庫代表團有任一成員被拒發簽證，代表團就應該取消行程。若否等於釋放出一個完全錯誤的訊息，就是中國可以控制代表團的組成。智庫也要考慮延期中國官員的參訪，直到簽證問題解決。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拒絕接待美方學人訪問的中國智庫。在這樣的情況下，美方智庫應該認真考慮不予接待那些來自沒有對等接待美方學人中國智庫的參訪學人（目前，只有中國社科院與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允許境外學人居留）。
美國政府也不應當像是一直以來的那樣，在美方智庫與大學學人還沒有得到互惠待遇前，單方面給予中國智庫或大學學人十年簽證。同時，美國政府還應該堅定不移地站在被中國禁止入境的美方智庫與大學學人這邊。
兩個核心價值貫穿我們的一切關懷：言論自由與互惠。一個民主的社會，不應當容忍任何對言論自由，中國研究自由的違背，無論是明目張膽還是隱蔽的。在我們與中國對口的交流中，需要的堅守互惠的原則與做法，把「競爭環境平衡」，這是創造更公平互惠，更為穩定持久關係的重要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