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由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出版的《中國影響與美國利益：提高建設性警惕》（China’s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是一份全面解析中國（主要在美）的「影響力活動」（influence activities）或「尋求影響力」（influence seeking）的報告書。這類中國影響力活動遍及美國的政治部門、公民社會以及產業界。有鑑於其重要性，報呱觀點在今年五月初即以專文詳細介紹，現在，網友「為台灣而翻」小隊將整份報告翻譯完成，報呱將用兩星期每天連載刊登方式全文登出，千萬不要錯過。
（本章由包龍星、林俐妏、黃菁媺、楊芬瑩、Silu、辜泳秝、April Liu、胡家榮、慧心、
Sharon Lee、葉芳如譯出；陳方隅、林彥瑜校對）
中國在多重戰線上加速影響力活動，美國所面臨的挑戰，是這份報告的聚焦所在。然而這個議題卻遠遠不是美國獨有：事實上，中國的影響力活動正在全世界開展。在一些個案中，這些活動較之在美國很明顯取得了更大的進展，特別是在澳洲。總體來說，中國的影響力活動在亞洲與歐洲的進展更大，也有證據證明在非洲與拉美也有這類活動。
為了探究一些目前所出現，更廣泛的模式，這個附錄概述了八個國家的中國影響力活動：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德國、日本、紐西蘭、新加坡與英國。在這些各自的狀況中，中共都透過反覆的試誤，來精進其著力方式，以徹底運用一個關鍵的不對稱：中國的共產黨國體制，為自家建立了境外政治影響的壁壘，但同時卻善加運用了海外民主體制的開放性。
中國想方設法透過運用各種軟實力的慣常渠道，例如國家資助的研究中心、媒體管道、大專院校的連結以及人際交往的各種項目，來讓自己更為民主社會所接納。這些項目模仿的像是民主國家的獨立公民社會機構，很大程度上掩蓋了黨國對這些活動的掌握，以及在中國境內，真正的公民社會還是被牢牢壓制。伴隨中國海外經濟利益的急遽擴張，中國政府把影響力的重點方案放在模糊其政策，並盡可能壓制中國境外批判中共的聲音。針對媒體、學界與政策社群，北京用盡各種辦法滲透民主國家中的種種中共關注或者阻礙中共利益的機構，抑制這類的可能反抗。中國的經濟活動是此一著力的另一個重要工具，北京擅長運用經濟槓桿，來推進其在思想場域的政治目標，這類通過間接管道的活動並不是那麼明顯，除非一併檢視中國企業的活動以及北京的其他影響著力。
世界各地的民主國家都在省思「銳實力」的效應。從中國在中歐發起「16+1 合作」，到中國近年在非洲撒哈拉以南以及拉美顯而易見對基礎建設與媒體的投入，中國的銳實力已經迫在眼前。需要更多的研究來理解這類全球層面的影響力活動。只有藉由這樣的理解，以及個案研究的比較，民主社會才能在忠於自由民主價值的同時，擘畫確保其體制完整一致的對策。
澳洲的記者、學者、官員與政治領袖會發現自己正處於一場中共如何隱密操控世界民主政治近程，這場全球性論辯的前線地帶。澳洲政府是第一個制訂連貫與堅定原則政策回應的政府，這些努力催生了國際級的影響。五角大廈的亞洲事務高階官員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說，澳洲「喚醒了許多國家的人民正視自己境內的中國活動。」希拉蕊柯林頓，前紐約參議員與總統參選人說澳洲以及紐西蘭，為「一場新的全球戰爭」發起了號角。紐西蘭、加拿大與英國的政府領導人，都已經在密切關注這些不斷增長的中國活動。然而，儘管澳洲領先全球，但卻無法確保其有效的執行。要抗衡擁有近乎無可匹敵資源與組織的中國共產黨，維持抗衡干預的策略，需要澳洲議會兩黨政治領袖，在政策上史無前例的堅毅以及政治策略，還有企業領袖與一般公眾的支持。
這類的對話主要是由極為進取的記者所發起，並得到一些漢學家的幫助。這是一個健康的催化過程，安全單位向處境堪慮的相關機構發出警告，而政治人物則認真對待安全單位與媒體的可信調查報導。澳洲安全情報組織的總監路易斯（Duncan Lewis）說，由於更大量的境外情報活動以及網路科技時代的到來，目前的間諜與干預威脅遠遠大於冷戰期間的任何時候。他指出，境外的干預活動從「運用本地澳洲人以監控與騷擾其僑民社群的境外勢力，藉由招募與籠絡動見觀瞻的澳人，來遊說我們的政策做成者」。
許多的爭議早已在華裔澳人的社群中紮根，特別是在早期階段。華裔的作家、企業家與運動人士，首先引起了全國對於中國通過監控、脅迫與籠絡，著力壓制輿論多樣性的著力。中國的叛逃者陳用林，揭露了一個龐大的訊息網絡，這個網絡密切關注華裔澳人，包括違逆黨路線的法輪功成員。到了 2008 年，當聖火在北京蜿蜒進入奧林匹亞會場時，上千手舉紅旗的學生被動員在坎培拉議會前遊行，以「捍衛奧運聖火」之名對抗聲援圖博以及其他抗議人士。近來，中國的澳洲記者為中共如何隱藏其與澳洲政治連結的調查報導奠定了基礎。《雪梨晨鋒報》的駐北京記者 Philip Wen，揭露了中共是如何「草根化」基層的政治運動，以給人華僑支持北京政策與領導人的印象，並壓倒異議的反對聲音。過去這兩年來，澳洲記者的調查報導，則記錄了一系列與北京千絲萬縷的政治獻金個案，收購頻道與影響力，大學則被收編成為「宣傳工具」，澳洲資助的科學研究，被轉向幫助中國解放軍的現代化。還有一些報導則顯示，中共如何運用脅迫與籠絡的手段，來操弄澳洲國會的審議。
到了 2017 年，中國對澳洲民主程序的干預已經如此明目張膽，中共的黨職人士開始運用其干預的能力，當作外交槓桿，其所針對的對象是不分黨派的。根據報導，中共運用其對於中國澳洲囚犯的獨斷權力，意圖說服滕博爾政府，批准一項有爭議的引渡條例。根據一份澳洲報紙的報導，「如果中國政府的代表，得要告訴澳洲的華人社群說工黨不支持中澳關係，那將會非常遺憾。」
在 2017 年的六月，一份由澳洲廣播公司（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及費爾法克斯媒體公司（Fairfax Media）的聯合調查報告，揭示澳洲安全情報組織的警示，顯示澳洲兩大黨的最慷慨的政治獻金捐贈者，皆「與中國共產黨有強烈的連結關係」，而他們提供的捐贈「可能會伴隨一些附加條件」。其中一名捐贈者藉由捐贈四十萬澳幣，試圖軟化工黨在南中國海問題的立場。最出名地像是鄧森（Sam Dastyari），一名具有政治企圖心的年輕參議員，被發現當政治捐贈者威脅要撤回獻金後，立即發表演說並大幅度雷同地引用了北京當局提出關於南中國海的論點。鄧森也被發現提供「反監視」的建議給捐贈者。由於上述舉動，鄧森被迫從議會辭職。再一次，中共被發現在不同大黨之間都具有影響力。自由貿易部長安德魯．羅布被揭露從原先的辦公室工作直接到與中共有關的公司擔任顧問，這間公司之前涉入了爭議性達爾文港租約。這份合約揭露羅布每年可以從中賺取 88 萬澳幣（超過六十萬美金稅前）的酬勞，關於其工作的內容則不甚清楚。
在 2017 年 12 月，當針對鄧森的政治攻擊告一段落，總理滕博爾揭露他曾在 2016 年 8 月委託調查一份針對他領導的聯合政府造成威脅的機密報告，報告顯示境外的干預既益嚴重。滕博爾提出一套新的「反外國干預法案」，其中包括四大原則。首先，這項策略會瞄準國外政府的活動，而不是澳洲僑胞。如滕博爾所說：「我們的僑胞社區是解決方式的一部分，而非問題。」第二點，這項策略將不針對特定國家，尤其不針對中國的干涉。第三點，這將會針對並且辨別那些「隱密的、強制的、或腐敗的」行為。然後第四點，這將會建立在「光明、具執行力的、嚇阻的、及有能力的」執行基礎上。
同時，總理向議會提出全面性的立法。一項法案針對外國政治捐獻提出廣泛深遠的禁令，其中一項措施預防外國人透過捐款去遙控當地企業。第二項法案加上了利益揭露的義務，要求那些在澳洲工作者揭露自己與外國政府的連結。這項法案將會揭發許多以間接方式進行的中共情報統戰組織活動，這些是沒被外國代理人登記法規範的。再者，第三項立法藉由提出強硬但漸進的政治干預及間諜罪法案，將會補足一些在澳洲既有法律上的漏洞。
滕博爾也提出建立新國土安全事務部門，主要角色包括設立國家反境外干涉協調機制，負責整合情報和執法，並協調政策協定與發展。在 2017 年 12 月 16 日，在這場辯論的高峰期之間（也就是在滕博爾提出新法之後），聯合政府贏得了一場在雪梨班尼朗地區的補選。根據民意調查，三分之二的投票者支持這項反外國干預立法，僅 11% 反對，在這個有著國家中最大華人社區的選區席位。
然而，儘管有這項政治進程，有力的選舉支持、及國際上的支持，滕博爾政府發現在外交方面推行的困難重重。首先，不令人訝異的是，中共一直很擅長使用隱蔽和欺騙的手段，運用各種漏洞來影響開放的民主社會。中共早有打算以經濟投資做為槓桿，來做政治上的施壓。先前並沒有一個前例是像澳洲這樣子，一個中型的、開放的、多元文化國家能堅持立場，去面對一個正在崛起的獨裁大國，其中，中國在澳洲佔有其巨大比例的移民，以及三分之一的出口份額。
在強勢掌握 2017 年的政治與政策的議程後，滕博爾政府在 2018 上半年比較風平浪靜。他面對來自國內強力的游說，認為該項擬議立法太過頭了。媒體公司針對間諜法、慈善機構捐贈法及大學擬議的透明度法來做挑戰。注重多元文化的游說人士更進一步抵制，他們認為，一旦去提到外國政府干涉地方事務的行為，就會挑戰了澳洲做為一個具包容性社會的聲譽。與中國有強力連結的知名企業領導人和學者們則大力呼籲「攻擊中國」事件要停止。
中國在坎培拉的大使館也參與其中，以支持者的角色公然地介入處理在澳洲的中國人社區「種族偏見」。中國政府堅定地講說反干預政策與相關討論，都是一種對「中國」及「中國人」的攻擊。而且北京當局描繪坎培拉當局對保護自身機構保護的努力，是一種攻擊雙方關係的行為。為了要加強論點，北京當局宣佈要凍結雙邊關係中一系列的部級官方會議。而中共持續以各種宣傳手段去對澳洲的立法做反動員。目前尚不清楚滕博爾政府在推進這項四十年來最重大的針對反間諜與反干預法的重大修正時，是否能突破各種困境。
如果要獲得推進，還需要進行一系列更進一步地媒體調查，及一些非官方的政治手段，來確保澳洲政府主導議程的能力，以及確保兩大黨可以支持立法。聯合議會情報與安全委員會主席安德魯．哈斯蒂指稱，有位非常大方的政治捐獻者是一個正在聯合國賄絡調查案件中的「主謀」，並且與外國秘密干擾事件有關。「中共很明顯地暗中干預我們澳洲的媒體界與學界，並且也影響我國著政治進程與公共事務。」哈斯蒂在獲得副主席安東尼．拜恩的支持後，對委員會發表言論，「現在是時候讓我們把光明照進我們政治系統，及那位在過去幾十年中在澳洲政治中佔據重要地位的人。」
在 6 月 28 日，議會通過了反外國干預的刑事立法，及外國影響力透明化計劃。國土安全部的立法在當年更早的時候，議會就通過了，伴隨著反國外干預特別部隊在 2018 年 4 月成立。這些立法有效地將反外國干預提高到與反恐怖主義相似的地位。在寫這本書的同時，關於禁止外國捐贈立法並未通過議會決議。而滕博爾自己也不再是總理。不過，新任總理史考特．莫里森，在這些議題上似乎是選擇延續滕博爾的政策路線。
滕博爾政府在診斷外部挑戰方面做了很好的帶頭作用，並且形成了內部共識，提出了一個大膽且連貫的反擊對策。澳洲因此變成世界上第一個，奠定反外國干預持續性政策基礎的國家。
但如果澳洲要重新調整與中國這個超級大國來往的模式，尤其是要求中國能遵守不干涉他國政治事務的原則、並建立主權平等的原則且讓其他國家可能追循這樣的行為，那麼澳洲勢必會受到來自中澳雙邊關係的壓力。如果政府要在保護澳洲的民主進程和社會凝聚力上能成功施行轉型策略，那麼必須找到政治上能持續經營且促進民主參與的方式，公開地進行。
加拿大自 1970 年代以來即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歷史悠久的交流。其與中國的連結大幅及快速地在包括人流（移民、觀光、學術）、貿易（持續不平衡地偏向中國利益）與外交互動等多層面上擴張。目前大約有十六萬名中國學生在加拿大的學校就讀，其中約七成為大專院校學生。若以人口比例來算，此比例為美國的三倍且大約等同於澳大利亞。
加拿大所經驗的中國干涉，跟澳大利亞與紐西蘭所記錄的相比，還算是輕微的程度。早在 1997 年，就由皇家加拿大騎警安全情報服務（RCMP-SIS）組織發現透過社區協會與中國情報單位連結的不當影響，以及企圖以政治獎勵與中國單位有所連結的加拿大高層職位。現今在渥太華的一個主要觀點是，中國無疑地正在企圖影響加拿大的輿論與意見領導者，但目前尚未有太多進展。在聯邦層級，對中國最大的疑慮大多在於以法律手段併購像是油砂或大型公司等加拿大策略性的資產為主。
至於在其他國家，中國國家行為體（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商業單位、媒體）則已鎖定政黨與政治人物（部分省級與市級個案正在接受 RCMP 調查中）、公民社會（透過孔子學院與領事使館推廣）與學術組織（透過中國學生聯合會、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監督受獎學生，以及對加拿大籍的中國專家施予壓力）。一份非正式的民調指出，加拿大籍中國執業人員（政治與商業行為者）與中國專家（研究專業）證實了中國在以上這些領域中的國家行動。不過尚未有任何個案達到在澳大利亞與紐西蘭內記錄中的強度與威脅性。
大致而言，其強度上的差別可歸因於物質因素：加拿大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度遠低於澳大利亞與紐西蘭，規模較美國小而弱。簡言之，加拿大雖然與美國一樣面對來自中國的類似影響與干涉企圖，但似乎有比澳大利亞與紐西來更有效的回應機制（外交、選舉經費透明、外國投資法規）。不過，在 2018 年五月，加拿大的安全服務組織發表了一份報告，對中國在紐西蘭的干涉程度提出警告。
在 2015 年十月當選的自由黨政府偏向擴張與中國在外交與商業層次上的關係，包含某些形式上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以及像是在環境變遷、反恐與維和等全球議題上的深化合作。然而，儘管亞洲在地區經濟與政治的重量提升，加拿大的策略重心仍維持大幅與美國以及跨大西洋世界的西方觀點連結。目前在公眾領域及政府內皆有對於與中國深化關係的可能性、機會性、限制與風險等議題有著顯著的意見分歧。
媒體報導凸顯了包含以下對於不當干涉的疑慮：
2010 年，加拿大國家安全情報局（CSIS）主任表示至少有兩個省級議會成員與其他政府官員受到外國（包含中國）的控制。在面對政治壓力下，他稍後表示這些控制行為並無「非法」且「外國干涉在許多國家皆為普遍情況，且已行之數十年。」
2016 年，總理杜魯道（Justin Trudeau）因其參加以獻金換取接觸（cash-for-access）的募款餐會而成為爭議主角。其他與會者包含捐獻了一百萬美金給老杜魯道基金會（Pierre Elliott Trudeau Foundation）的中國富商張斌，以及中共中央組織官員劉萌，其當時在該國成立統戰組織中國商會。
2017 年，國會的保守黨成員訪問中國的簽證被拒，原因是她企圖質問中國的人權問題。
2017 年十月，《金融時報》取得中國統戰組織的內部工作手冊，其中讚揚在多倫多選戰中的海外華裔候選人的成功，其表示：「我們工作應注重更高層次的個人和組織，在社會主流活動，有進一步發展的前景。」
2017 年十二月，《環球郵報》報導有兩名保守黨參議員設立了私人顧問公司，以吸引中國到紐芬蘭與拉布拉多省的投資。這份文件也報導了參議會的倫理監察組織正在調查三名參議員到中國的免費參訪行程，其中一位參議員也有涉入這間顧問公司。（此份文件先前已報導三十六趟由中國政府組織或商業團體贊助的參訪行程。）
2017 年十二月，保守黨參議員琳達・福倫（Linda Frum）要求針對外國對加拿大不當影響的調查。她指控目前禁止外國對於政黨直接捐款的法規雖然足夠有力，但第三方團體只要在選舉日的六個月以前收到款項，其仍可使用外國資金來影響選民。
2016 年，《紐約時報》報導指出，加拿大的獨立華文媒體遭受施壓。2018 年一月，國際特赦組織領導的聯盟向加拿大政府提交了一份機密報告，詳細記錄了針對維吾爾人、藏人、台灣人、民運人士與法輪功成員等的騷擾與數位假情報活動。
加拿大近期出現的爭論是與中國電信龍頭華為有關，一般相信華為與中國解放軍有所牽連。華為在美國的業務規模無足輕重，近期還被禁止參與澳洲 5G 無線通訊網絡計畫，儘管這家公司已跟加拿大主要電信營運商、及頂尖研究型大學建立了深厚人脈關係網絡，如今加拿大正在爭辯是否禁止華為參與 5G 網路計畫。加拿大國家安全情報局 （Canad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兩位前局長法登（Richard Fadden）、埃爾科克（Ward Elcock）以及前通訊安全局局長亞當斯（John Adams）在 2018 年八月時曾告訴加拿大《環球郵報》：應該禁止華為成為 5G 網路的設備供應商。
學術圈有個例子可表明加拿大人正在努力對抗中國影響力。加拿大西岸一所擁有大量中國學生就讀人文社會科系的大學裡，課程內容涵蓋了對於中國及中國政治操作的多元觀點。在澳洲，雖無紀錄顯示校方承受壓力，但當地教授往往因立場不夠親中而必須面對中國學生的公開指責。然而，該所大學對外營利的「國際學生銜接課程」，提供不符合入學資格的國際學生付費學習的機會，以提升達到入學標準，但對於所招收的那些英語水平低落且絕大多數來自中國的學生，校方往往無法讓他們融入校園生活和在地的社群。這個結果顯示，就算沒有來自中國領事館的壓力，仍然會有股強烈的親中國文化，自動自發地配合政治正確的統戰目標。此例看來，造成這種情況的因素，出於中國學生們與周邊社會的孤立。
中國在加拿大進行的許多影響力操作，算是所有國家公開外交工作的正當延展範圍，急迫問題是中國何時及何處跨越了影響力及干預的界線。截至目前，加拿大人經驗顯示，中國操作影響力的情況較多，實際形成政治干預的情況少。但是，也有中國影響力後來變成實際干預的例子。目前情況看來，導致中國政府工作（或其代理人）成效不彰的主要成因，原來是加拿大自身的政治及社會實踐慣例的影響，大於中國政府作為。特別是加拿大華人社團內部分歧，削弱了彼此（包括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影響力。總的來說，加拿大對於多元文化、透明政府、競選財務規定、商業法律及學術誠信等價值的實踐，已經建立起來並發展相當健全。
這些經驗表明，在加拿大案例當中我們所提供的建議最佳作法，與本報告的發現相呼應：
從歷史的角度來說，法國是西歐國家中，對中國抱有最大好感的國家。這份好感可以追溯至 1964 年，法國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開始。然而，法國同樣是歐洲國家中，對中國公開表示最多負面意見的國家，2017 年時即超過了義大利。同其他國家一樣，法國也很難將其從中國崛起獲得的好處，與中國積極地利用法國脆弱之處給區分開。
法國的左翼及右翼皆贊成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不像其他歐洲國家，多為左翼批判美國的亞洲政策並支持中國與越南。法國在查爾斯．戴高樂領導的右翼下於 1964 年 1 月承認中國的主權，並在越南戰爭時評判美國的政策。因此也不意外，在 2014 年 1 月慶祝認同中國主權第五十周年的狂歡會中，捐款有大部分都來自在中國發展的法國公司。
但這也同樣說明了，為何 1960 年代的法國電視台經常公開讚揚文化大革命，彼時中國正由毛澤東思想影響的極端左翼領導。法國的外交部也有自己的「中國派」，主要領導人有戴高樂主義的外交官 Etienne Manach 以及克勞德．馬丁（Claude Martin。最近出版了以毛澤東名言「外交不是請客吃飯」為名的回憶錄）。
現在法國對中國的態度轉變仍值得注意。李克曼（西蒙利斯）以法文撰寫漢學相關著作，引起法國對漢學的批判潮流。法國在七大工業國家組織（G7）高峰會中一同譴責中國 1989 年的天安門事件（法國對台軍售最早可追溯至 1990 年代）。前總統尼古拉．薩科奇於 2008 年奧運時支持西藏的舉動更是引發了激烈的爭論，並影響了法國的官僚。雖然法國與中國的外交關係在之後幾年便恢復正常，但此舉表明了法國在亞洲的外交政策開始恢復平衡。如今，法國已成為澳洲、馬來西亞、越南、印度、新加坡以及日本的先進武器供應來源（日本較少量），並和其他先進國家（且是唯二歐洲國家中的一個）一起派遣軍艦巡邏南海，儘管法國此舉的政策目標較為有限，如果對比美國戰略平衡中國的目標。法國也與德國及義大利帶頭要求歐盟徹查外資，以防中國獲得歐洲的高科技。
所有歐洲國家中，移民法國的華裔數量最多，約有六十萬至一百萬人（法國禁止統計宗教歸屬與種族，只能估算）。華裔數量不僅多還有各種類型，包含在 1970 年代後期逃離中南半島的難民、溫州移民、東北移工，以及近年的學生以及富有的中國人。溫州移民不太關心政治，而東北移民則保有更多中共的傳統。極少數有影響力的華裔法國人多來自這兩個團體。
中國位於巴黎的大使館及位於馬賽與史特拉斯堡的領事館近年的服務對象擴增至其他華人團體。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大使館及領事館於在 2008 年巴黎奧運時，鼓勵並組織「反示威行動」（那些對中國示威的行動多來自學生團體），並大力強調與炒作法國出現的針對亞洲人的犯罪問題（尤其針對觀光客或當地住民的犯罪）。2016 年一名中國人死於法國警方手下的案件，再次像 2008 年法國人對奧運的示威行動一樣（既是一個提醒，也是一個迴響），在中國國內引起了很快且很大的反應，又出現抵制法國貨的浪潮。中共在法屬玻里尼西亞及留尼旺皆設有領事館，主要處理當地中國居民業務。
法國來自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的公眾人物緩慢增加，而巴黎第十三區的早期移民傳統反共聲音也幾乎消失。來自該區的社會黨國會議員、曾是台灣的擁護者，在 2017 年離開政壇前轉而支持中共。在法國將自己視為一個大熔爐（即使是母語都會在世代傳承中消失）的情況下，中國經濟的吸引力仍然是可以被清楚地感受到，並沒有被融合。
政策及司法上的合作也成為其中一個議題。2017 年時，法國與中國首次引渡合作，將一名被控貪汙罪的中國公民遣送回中國，然而，沒有人出來保證被告的人權不會受到侵害，在被告有可能被判死刑的情況下法國仍和中國合作。另一個引發爭議的案件則是，中國的安全部門官員在未公開的狀況下造訪法國，且強迫一名法國居民回國接受審判。
幾十年來，中國國定節日的慶祝已成為法國最熱門的帶有外交性質慶祝活動，參與的人常常排隊排到街上。事實上，中國的外交建築在巴黎叢生，有些甚至來自法國官方網站。中國一定數量的法國政治人物保有良好關係，其中特別對中國感興趣並多次拜訪中國的是前總理多明尼克．德維勒班。前總理多明尼克．德維勒班常常對中國政策發表正面評論，包含了中國的一帶一路以及與歐洲國家的合作。2018 年時，他成為了中歐國際商業學院的榮譽教授，並現任該校顧問團。
法國新世代的非政府組織由法國及中國人組成及資助，補上了傳統商業的不足。其中最著名的是「法中基金會」，由一名積極的法國外交官指導，並由現任法國總理愛德華．菲利普主導。法中基金會與著名中國商人（如馬雲）以及法國政壇新舊成員（如前總理洛朗．法比尤斯以及著名數學家兼下議院議員塞德里克．維拉尼）合作，舉辦了包含位於凡爾賽宮的眾多社交活動，最有影響力的活動是承繼了傳統 Fondation France-Amérique 的青年領袖計畫。其他非政府組織包含了法國展望與創新基金會，由提供以中國駐法大使吳建民為名獎學金的讓．皮埃爾．拉法蘭所領導。
法國與中國在商業上的貿易平衡是負的，向中國傾斜，且中國的公司在法國的發展不如他們在德國、義大利、英國的蓬勃。2016 年至 2017 年法國總統選舉期間，中國的投資者便減少投資，因此在某些合作項目上被如核能公司亞瑞華能源集團等公司拒絕。此外，中國市場拯救了法國的酪農產業，甚至在 1945 年時奶油短暫售罄。然而，中國過強的消費能力以及過多的觀光客引發的不滿掩蓋了與中國貿易的好處。
法中委員會做為法國的貿易聯盟，時常在法國與中國間的經濟往來扮演重要角色。該委員會通常由著名的退休法國政治人物領導，從雷蒙．巴爾到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與讓．皮埃爾．拉法蘭都曾擔任主任委員。該委員會也分別設立了用於雙方貿易的投資資金，由一位前財政部資深官員管理。
直到不久以前，中法間的活動大部分都是由在中國發展的法國公司資助，如與中國合作研發核能的半官方法國電力公司 EDF 便脫穎而出。外界批判 EDF 傳授技術給中國，而 EDF 認為自己與中國簽有契約，且同英國一同出資，並無任何問題。然而法國可能很快就會改變這種說法，因華為現在時常投資捐贈，其出資項目包含了在著名地點舉辦公開會議，像是下議院或是參議院。
中國的廣泛影響力不知不覺地來自於許多投資持股低於 10% 的產業，以及像是在房地產等領域。特別是在地區型的產業，中國的投資者爭先恐後地進入投資，而各種仲介的生意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但中資針對許多工業園區及國內機場的建設計畫，雖已提出但都尚未開始實行。中資曾經企圖掌控土魯斯機場（Toulouse，法國空中巴士及其他航空業的根據地），但由於主要負責的投資者在中國被逮捕，也由於中國投資者尋求快速獲利的想法，因此中資入主的計劃暫時被擱置。
整體來說，法國學術界與科學研究機構對於中國學生與研究者一直以來都相當歡迎。能源署（CFA）、巴黎綜合理工學院、巴黎薩克雷研究群以及科學園地都積極與中國的同僚合作。巴黎薩克雷研究群以及科學園地也都與清華大學及其商管與高科技子分支，清華控股以及清華紫光集團簽訂協議。法中科學及應用基金會（FFCSA）是兩國共同創辦，促成中國科學家留法，它並沒有列出任何中國的贊助公司。但華為已經是法國知名的數學研究機構高等科學研究所（IHES）的主要捐贈者。勝利基金會是法國商學院 ESCP 以及中國發改會（NDRC）的合作項目，也由華為以及一些法國公司贊助。最近一連串的一帶一路倡議會議，其中一個在巴黎智庫 IRIS 舉行，該智庫由中國駐法大使館贊助。
中國目前控制法國唯一的華文印刷媒體。其電視頻道（加上香港的鳳凰衛視）是法國及其海外領土唯一的中文頻道。在法語媒體中，中國的姿態並不強硬，中國的官員會對法國記者所謂的負面報導表達遺憾。中國在出版界則取得了比較大的成功，有幾本讚揚中國模式的作品面世。最顯著的例子是 François Jullien，一個後來轉為哲學家的文學教授，他強調中國的思想「與我們的思想相互交錯」，其作品在親中商人間相當受歡迎。一位反資本主義經濟學家 Michel Aglietta 則推崇中國的國家驅動經濟；一個曾經是毛派運動者，後來成為政府官員與主權論者的 Philippe Barret，則在 2018 年出版了《不要害怕中國》一書。
到目前為止，德國的政治、社會和商業受到中國的影響與干預並不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已經發生的干預狀況，這些行為伴隨大量的名義上是合法的資源及活動，而這些事情會需要一套連貫性的相應反制策略。
中國對德國的影響活動很複雜，儘管這些影響尚未形成有效的成果。從中國角度來看，最大的問題是，德國輿論和媒體傳統上對中國領導階層多有批評。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大屠殺仍舊在德國輿論中扮演重要角色，因為它發生於東德開放的那年。因此，中國代理機構在德國的行動策略和其他地方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在美國是針對那些懷疑中國的言論去做公關，在德國，中國的代理機構特別鎖定的是：
（1）年輕族群，尤其是對中國具有職業生涯上的或者學術上的興趣的那些人；
（2）削弱歐盟影響力，因此可以減低德國的實質影響力；
（3）將重點放在商界，這是德國社會中明確地對中德關係展現出很高興趣、並因此格外容易受到中國影響的社群。
雖然本報告重點在於區分合法的影響力以及不正當的干預行為，但認清非法行為也相當重要。大部分的間諜行為未為大眾所知。偶有未經證實的報告指出，諜報行動透過網路活動與裝載有中國資訊硬體的設備進行。例如，2017 年十二月，德國官方揭發中國特工利用假的領英（LinkedIn）帳號或利用與中國有接觸的德國人的虛擬化身，去跟政治圈以及媒體圈取得聯繫。
儘管多年來德國已與中國建立密切合作的機制，現任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仍對中國採取絕對冷靜的態度。或許是由於她在共產主義東德長大的背景，梅克爾清楚地了解中國對民主和自由社會提出的挑戰。事實上，有一種觀點認為，隨著美國退出對人權問題的興趣，德國已成為中國人權問題最強烈批評者。例如，正是梅克爾政府協助劉霞的釋放（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的遺孀）。因此，中共選擇在商業領域中慢慢滲透，與商業精英建立網絡關係，期許在梅克爾交棒下台之後，更容易取得所需利益。
另外，德國也是中國對中東歐「16+1 國家」發揮影響的中介。在這十六個中東歐國家（其中有十一個為歐盟成員國）與中國組成的 16+1 機制中，對於中國投資的期望使得這些國家對於歐盟採購法規的態度更為鬆懈，有時候甚至反對與歐盟共同譴責中國（例如：南中國海、人權以及一帶一路的議題）。中國以「分而治之」的策略削弱歐盟對中國的政策及凝聚力，因此對德國也產生不利影響。
中國對特定政治家進行培養的目標一直有限，不過，已故的前任總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和前經濟部長 侯斯勒（Philipp Roesler） 是明顯的例外。針對政黨的影響活動則有些微不足道，比較大的動作是將政黨囊括進一帶一路相關活動與最近紀念改革開放政策四十周年的活動之中。中共一直試圖與新右翼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建立關係。
2016 年，德國議會人權委員會主席被告知，他若不將個人網頁上一份有關德國各市政府升圖博旗的報告刪除，他和委員會的成員將不許入境中國。委員會後來拒絕拜訪中國。
超過十萬中國人居住在德國，其中大部分是學生。多年來，大學、研究機構、智庫以及學者之間在自然和社會科學領域，一直有頻繁的交流。類似於其他國家的學者，一些德國研究人員和學者對中國政府持批評態度，而無法取得赴中簽證，也會被切斷與中國受眾的接觸。總的來說，中國的目標是鎖定年輕學者進行耕耘。由中國發起聯繫，邀請他們加入研究專案、申請補助、參加會議、撰寫及發表文章。
一個值得注意的脅迫事件發生在出版公司「施普林格自然」，中國從出版社的中國網路目錄上中刪除了約一千份出版物，因為這些出版物的標題可能與北京官方政治立場相悖。目前為止，施普林格並未為此進行任何修正，跟另一個類似案例中的劍橋大學出版社不同。
德國的大學院校中設有 20 所孔子學院（整個歐洲共約 160 所）。就像其他地方的孔子學院一樣，他們透過文化活動取得德國民間社會的認同，而非推進公開的政治意圖（雖有發生但不常見）。在德國，組織健全並似乎資金充足的中國學生或學者協會有五十八個。
中國官員經常抱怨德國大眾對中國的負面態度，雖然這樣的大眾態度已有民調的證實，但中國還辦法直接解決這個問題。德國非政府組織與政治性的基金會在中國的活動受到的侷限越來越多，原因除了中國新推出的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以外，中國原先的合作夥伴對於合作也開始產生疑慮。
一封中國大使館致德國聯邦內政主管機關的信中，中國方面要求德國社群不要在三月十日圖博日（西藏日）當天懸掛圖博旗。部分邦內政主管機關遵從了指示，但大部分的邦並未同意中國的要求。幾乎沒有任何在地的社群聽從中國要求。中國駐柏林大使館，更介入德國境內所有台灣相關的活動，如貿易展覽，或飯店當中，皆不能出示或升起中華民國國旗。或許因為此行為，會違反與台灣的貿易夥伴簽訂合約，德方一般並不理會中國的要求。諸如此類的事件，如德國第三聯賽足球俱樂部和中國足球俱樂部的比賽，中國教練要求禁止觀眾舉起藏旗。德國足球協會的代表並沒有理會中方的要求，也取消了聯合的比賽。
在中國駐德機構的各方努力下，建立了中德各企業和商業協會（包括新建的「一帶一路」）之間，長達幾十年的密切合作關係。中國政府提供大量的財務及後勤支持，辦理漢堡企業峰會（Hamburg Summit）或亞太日（Asia Pacific Days）等活動，中方通常將德方企業的執行長（CEO），納入中國主要城市和省市長的顧問委員會，而且這些活動似乎都不受到薪酬的影響（意指，商界所在乎的事情並不侷限在金錢回饋）。
中國對德方的戰略性投資問題卻日益重要。2016 年，中國公司在德國投資了 125 億歐元，幾乎與過去 10 年總投資一樣多，主要以大型的、已成功的科技公司為目標。然而，2017 年開始，中方面對更大規模的政治審查，英國和法國也開始限制中方的收購行為，防止中方借用或竊取歐洲領先的技術能力。
在德國以及在中國的德國企業，是中方倡議「一帶一路」相關宣傳活動的主要目標，德方企業普遍反應積極（在中國的德國企業反應較冷，只有 36% 期望對其業務產生積極影響），特別是大型企業（如西門子）已開始並創建了自己的「帶路任務組」。西門子首席執行長凱澤（Joe Kaeser）於 2018 年在達沃斯經濟論壇上表示，「一帶一路，即將成為『新的 WTO』」。類似於其他地方的情況，戴姆勒公司（生產賓士汽車的母公司）Instagram 上使用了達賴喇嘛的頭像，然後受到中國媒體大規模抗議，因此兩次公開地向中國道歉。2018 年 1 月，杜伊斯堡市（跨歐亞鐵路的終點站之一）與華為達成了「戰略合作」協議，將杜伊斯堡變成了「智慧城市」，為了達成這目標，華為建立「萊茵雲端伺服器」（Rhine Cloud）來搜集數據。
德國媒體一直被中國官方與非官方的機構批評為「反中」，數十年來都是如此。中國的國營媒體試圖在德國主流媒體上取得一些正面進展，如在中國日報廣告附錄每日發布一則「中國觀察」，卻在僅出現一篇之後即遭受讀者抗議，而改放其他專欄。2017 年，中國國營的新華社與德國公司德國電視新聞社（DFA）合作「Nihao Deutschland」計畫，提供有關中國對德國重要性的軟實力報導，這項計畫被視為中方干涉德國主流媒體的宣傳策略。
雖然商業受中國影響最顯著，但現在已經出現阻力。德國總理梅克爾和法國總統馬克宏開始與私人企業以及歐盟委員會討論，建立更嚴格的中資在德投資審查程序，並推動歐洲企業可在中國取得更多互惠政策。2018 年 4 月，德國聯邦參議（代表各州）通過「降低政府干預外來直接投資（FDI）門檻」的決議，這項決議明顯地針對中國。至於歐盟，德國政府反對一帶一路概念相關用詞，因為這阻礙了自由貿易，並使中資在競爭中處於優勢地位。
這份報告裡紀錄的大部分脅迫性行動，也可能是德國的外交官在外國推動政務時，會採取的措施。然而，中國活動的「規模」和「目標」才是問題所在。中國在推動公共外交議程上，投入的大量資源，有可能會讓德國和歐洲的合作關係變質。中國所投入的過量的影響力，造成這些行為變成不正當的甚至是非法的，如中資大量的進入，往往涉及德國公司技術知識的轉移。在政治方面，中國對中歐國家的支持，主要的目標在分化歐盟對其政治影響力。這些都不是國家間正當的或合適的行為。
儘管目前中國對德國的干預多半是間接性的，但中長期而言是嚴重的，目前的德國社會，已經證明尚有足夠的反應力。如何防止此問題變得更加嚴重，初步建議是要聚集相關各國一起研議，更加具有一致性、更多的交換情報和增加透明度，特別是在歐盟之內。雖然耗時又費力，但考慮到有些國家（例如一些東歐國家和希臘）希望支持中國以換取更多中國的外來投資，這些作為必須要開始研議。作為歐洲的領導者，德國及法國一起，必須公開地與企業界和一般大眾，就中國的經濟、政治體系及其擴張目標所帶來的挑戰，展開更多廣泛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