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由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出版的《中國影響與美國利益：提高建設性警惕》（China’s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是一份全面解析中國（主要在美）的「影響力活動」（influence activities）或「尋求影響力」（influence seeking）的報告書。這類中國影響力活動遍及美國的政治部門、公民社會以及產業界。有鑑於其重要性，報呱觀點在今年五月初即以專文詳細介紹，現在，網友「為台灣而翻」小隊將整份報告翻譯完成，報呱將用兩星期每天連載刊登方式全文登出，千萬不要錯過。
（本章由包龍星、林俐妏、黃菁媺、楊芬瑩、Silu、辜泳秝、April Liu、胡家榮、慧心、
Sharon Lee、葉芳如譯出；陳方隅、林彥瑜校對）
日本似乎是中國這個黨國體制國家透過檯面下的努力將潛在對手轉變為友好朋友的最佳目標。日本與中國有著深厚的文化和情感聯繫，這源自於歷史、語言、藝術，還有各自掙扎於對抗西方列強的侵略和壓迫所打造出的亞洲同胞之誼。在日本，許多人也對自己國家在二十世紀初對中國的殘酷征服感到由來已久的悔恨。然而，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和歐洲部分地區 —— 只有一個例外 —— 已曝光的中國秘密影響力行動，在日本並不容易找到。
尋找中國散播影響力證據的一個自然場所，是中國對日本左翼和平組織的支持。長期以來，這些團體一直在調查並公布帝國陸軍在上世紀三十和四十年代的戰爭暴行的證據。日本的這類研究在政治上對中國很有幫助，一方面使中國更有理由致力於記錄其人民在衝突期間所遭受的苦難，同時，在中國政府與日本政府就如何處理和講述戰爭歷史的角力當中，也為北京提供有力支持。
可是，日本的運動人士根本不需要日本在這個戰線上的支持。他們帶著在日本自己特有的政治目標，領導本地的運動，特別是攻擊保守派的建制力量，並捍衛國家的「和平憲法」。這些根基穩固的團體，根源在 50 年代日本政壇的冷戰式分裂，他們一直以來都被日本的右翼抨擊為不愛國。但他們沒有一個與北京的冷戰部門有可信的連結，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他們被共產黨所串連或指導的利益所操弄或擺佈。
日本共產黨依據保留可觀的選舉實力，在這種狀況下對北京的幫助不大。日本共產黨在冷戰期間是親蘇的，但與北京卻沒有特別的交情。
日本在文化與制度上對中國的熟悉，使它比起初看之下，更能以不同的方式免於中國影響的操弄。畢竟，日本幾個世紀以來已經從中國那裡吸收了很多，取自身所用，應自身目的而取，同時也將許多東西排除於外。此外，各種亞洲團結共榮的想法，在 20 世紀初就因為戰爭與政治因素，以及兩國在 1945 年日本戰敗以及共產黨勝利無法達成平衡，而被完全推翻。
兩國各自不透明的政治文化，型塑了他們進行雙邊關係的方式。除了一般的外交之外，兩國主要政黨的領導層也廣泛運用各種秘密管道，建立在敏感議題上的諒解，包括在一般的國與國關係之外，公開地運用共產黨的機構。
由中國前國家主席李先念之女李小林所領導的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長期以來一直都是雙邊進行對話的一個論壇。友好協會實際上是中共統戰部門的門面，並不是什麼躲躲藏藏的組織，畢竟一切都在其命名盡在不言中，它也公開聲稱自己是黨國臂膀。就這個面向上，友好協會也依然是兩國傳遞訊息可靠的管道，特別是在近年一些令人憂心忡忡的高層政治交流的期間。當 2012 年雙邊關係在因為尖閣諸島衝突而急凍時，就是一個指標，說明秘密渠道或者日本稱之為「管道」也凍結時，以致於外交訊息跨不過東海時，事態會有多危險。
秘密干預最顯明的事例發生在遠在東京南邊的沖繩，這個古老的島國地理上更接近台灣而非日本本土。直到最近 2015 年，都還有一些知名的中國人宣稱，包含沖繩在內的琉球群島，同樣也屬於中國。其論點很大程度上基於這個島鏈過去是中國的朝貢國這個事實。兩國依然對於這串島鏈爭論的不可開交，日本稱之為「尖閣諸島」，中國則稱之為「釣魚台」。「我並不是要說過去所有的朝貢國都屬於中國，但我非常確定，釣魚台並不屬於日本。」解放軍退役上將羅援是這麼說的。中國學者認為日本在 1879 年兼併這些島嶼是一種侵略，島鏈的主權歸屬仍有爭論空間，但目前中國外交部仍未對此議題施壓。
香港長期以來是中國狂熱行動分子煽動釣魚台議題的基地。他們所訴諸的是中華兒女一家親思想，加上這個團體以繁體字書寫，在在表明這個組織的主要支持群眾並不在中國大陸。反倒很可能是台灣國民黨的支持者或者海外華裔社群，在台灣，統派的支持者已經在主流政治中被邊緣化。
饒富興味的是，有一些組織委員會的成員，也列名中國在香港的統戰部門，為之效力。這個組織在網路上也頗有存在感，有一個網站，也有微博（類似於推特）帳戶。但值得注意的是，以香港為基地的收復琉球運動，至今還沒有得到北京任何公開或者一貫的支持。
不過香港愛國者運動的好處是與沖繩的反日情緒連成一氣，兩邊的政治領袖與當地媒體都敵視東京。當地的不滿與島上數萬名美國軍事人員的長期駐紮，以及他們與當地人民互動的方式直接相關。
然而，在與政府愛理不理的情況下，香港這群自詡中華愛國兒女公開叫囂要收復失土，將琉球（尖閣諸島）從日本手中奪回。這個團體自稱「中華民族琉球特別自治區籌委會」。長期以來，香港一直都是中國狂熱行動分子煽動釣魚台議題的基地。「中華民族沒有戰爭，中國人民只維護和平！」其中這項聲明是向沖繩的潛在支持者喊話，「中華民族讓你依靠，中華民族今天讓你依靠，中華民族今天能讓你依靠」，甚至更極端的是，該組織聲稱琉球應該要是中國的一部分，「大和民族本就是中華民族一部分，日本本就是中華血脈」，該組織的主席趙東是這麼說的。
對於北京的中共來說，著眼於更長遠的未來，在沖繩的不滿人士以及香港的愛國者之間建立聯繫，未來可以很輕易得到回報。
日本政府一直都在抵禦中國亞洲影響力著手的最前線。它與台灣維持著一種穩固但不太顯目的關係，與越南關係密切，也嘗試調整中國對柬埔寨以及寮國的影響力，儘管成效不大。日本與新德里之間也是關係密切，不單只是貿易還包括安全議題。日本與印度近來推出了「亞非發展走廊」（AAGC，Asia-Africa Growth Corridor），已抗衡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日本與澳洲的關係也同樣深刻，「一個自由與開放的印太」語出日本政府，以抗衡中國想把西太平洋（或者至少南海）轉化為中國內湖的企圖。還有，日本公司現在在東南亞基礎設施的投資，也已經超過了中國。
在 2017 年九月，中國在紐西蘭的影響力操作開始得到大幅的關注，彼時坎特伯雷大學的教授 Anne-Marie Brady 發表了一份關於該國在全國大選前幾週經歷的詳盡評估報告。
中國在紐西蘭的影響力操作，同樣基於中國指導其工作的相關政策與機構，經常著力於其僑民社群來推進發展。就像在其他地方也可以觀察到的那樣，中國在紐西蘭的影響力操作因為習近平就任總書記而顯著增長。中國政府把紐西蘭視為「如何與其他國家建立關係的典範」。一位不具名的中國外交官，甚至把兩國的關係描述成類似於中國在 60 年代初期與阿爾巴尼亞極權政體那樣密切。
紐西蘭對中國的戰略利益乃出於幾個原因。作為南極的一個主權要求國家，紐西蘭對中國在疆域上越來越猖獗的野心，可說至關重要。紐西蘭經手南太平洋三個疆土的防衛與外交事務，是鄰近空間研究的理想位置，並坐擁未經探勘的石油與天然氣資源。最為關鍵的是，紐西蘭是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與英國的「五眼」戰略夥伴之一，於是中國對紐西蘭的間諜活動，就有了巨大的可能。
而紐西蘭對中國影響也特別不設防，因為這是一個只有 450 萬人口的小國，並與中國有著重大貿易連結。中國既是紐西蘭的第二大貿易夥伴，也是其最重要的兩個部門，觀光與奶製品的重要市場。要注意的是，跟其他國家相比，紐西蘭一直以來都在尋求與中國更緊密的關係。事態有所變化的是，中國對於運用這種動態，來顛覆紐西蘭獨立製定期政策優先序位的能力，顯然躍躍欲試。
幾個在紐西蘭發生的不正當影響事例包括，一名國會議員透露，他在移民紐西蘭之前，曾高度參與中國軍事情報工作長達十五年；一家紐西蘭公司被發現透過其中方夥伴，違反對北韓的禁運；而華文媒體則幾乎為親中傳媒所主宰。
目前紐西蘭約有 20 萬華人，主要集中在奧克蘭。冷戰期間，華裔的紐西蘭人「既不親共產黨也不親中國」，其社群組織「對其獨立性相當自豪」。但現在，卻少有活動明顯獨立於北京。
除了威靈頓的大使館外，北京也透過其海外華人服務中心，來進行與僑民的交好，這個中心在 2014 年於威靈頓成立。而被認為與中國官方關係最密切的組織是 2000 年成立的紐西蘭中國和平統一協會。它由統戰部門控制，在華人社群鼓勵集體投票，也為友好的華裔候選人募款，並組織抗議活動。該協會目前的領導人是一個食品產業的商界人士，同時也在紐西蘭的其他統戰組織扮演領導角色，並曾經被公開列為北京海外華人事務委員會顧問。
幾個目前在紐西蘭相當活躍的華人，與中國統戰組織的關係「非常公開」。他們得到的回報是和平統一協會所舉辦的募款活動，鼓勵華人投票給他們。在 2017 年的選中，紐西蘭華裔學生與學人協會的一個女性領導人，被列為工黨的候選人，但工黨沒有得到足夠的選票讓她進入國會。在紐西蘭政壇活躍的華裔人士，也會出席和平統一協會的聚會，席間他們會就圖博議題向中國輸誠，並力推一帶一路相關的智庫，也在地方的競選題材中，反覆提及習近平的口號。
2017 年，根據揭露的訊息，至今仍是國會議員的楊健，隱匿了他在移民紐西蘭之前，曾經在中國兩所軍事情報院校求學與擔任教職長達十五年的經歷。他在一所紐西蘭大學的英文求職履歷、永久居留與公民申請以及國會席次中，都略去了這段經歷。不過，他倒是選擇性地向說中文的人坦承。楊健承認了報導的真實性，包括他曾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的事實，但宣稱他在 1994 年離開後與中國就不再有瓜葛。楊健從政以來，一直都是「推動與協助形塑紐西蘭政府中國戰略的核心人物」，還是 2014 年到 2016 年間，外交國防與貿易特別委員會成員，這給了他獲取機敏資訊的特權。
中國影響紐西蘭政治的著力超越了外交圈子，含括了競選捐獻以及與前高階政府官員建立關係。與統戰組織關係密切的個人，已經捐獻了數百萬美金，主要是給國家黨。還有這樣一個名列七個以上統戰組織官員的人，在 2017 年向國家黨捐獻了數百萬美金。而被授與在中國企業擔任頭臉人物的高階政治人物，則包括了一位前黨魁，以及數位任職中國重要銀行分支機構董事會的國會議員。一位前財政部長任職於中資所有的紐西蘭乳製品公司董事會。去年九月，一位現在代表美國公司在華利益的前總理，因為向未披露的中國買家出售「遠遠高於市場行情」的地產，引起了關注。而地方的政治人物也是鎖定對象。
華人公司也一直都是干預紐西蘭的工具。中國電信巨頭華為在 2011 年收購一家本地電信公司後，接著在 2013 年贏得了打造紐西蘭 4G 無線網路的契約。
華為也在紐西蘭境內建立可能會被非商業目的影響的研究夥伴關係以及其他投資。其他的個案包括，紐西蘭的航空公司太平洋航空與北京汽車集團，在 2014 年就紐西蘭飛機的中國市場銷售，建立了夥伴關係，到了 2017 年，太平洋航空被紐西蘭海關指控，透過其中國夥伴，在知情的情況下向北韓出口零件。
紐西蘭與中國一直都有長期的科學研究合作協定，大部分都是良性的。然而，從中國在 2015 年開始恢復軍民整合的相關研究起，紐西蘭就跟其他擁有大型研究機構的國家一樣，因為其有助於這些目標的潛力，而成為鎖定對象。紐西蘭許多大學，與幾個跟解放軍關係密切的中國大學，都有合作關係，像是解放軍軍事文化研究所（梅西大學）、國防科技大學（梅西大學與奧克蘭大學）、西北工業大學（坎特伯雷大學）、瀋陽航空航天大學（聯合理工學院）與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奧塔戈大學與惠靈頓維多利亞大學）。紐西蘭經常性地接待這些大學畢業的博士生，也接待在學學生以及短期訪問學人。一些紐西蘭學人也在與解放軍關係密切的大學擔任要職。要探究這些關係的玄機，則有待重新政府對科學研究交流的重新評估。
媒體是中國影響力的重點著力。紐西蘭當地的華文媒體，都與中國的新華社有內容合作協議，也都參與中國年度舉辦的媒體培訓會議，有時甚至聘用隸屬共產黨的高階工作人員，也會接待中共的宣傳官員。中共官員也會直接給華文媒體下達編輯指導，這是中國結合海內外媒體內容的策略一環。在電視頻道方面，一個華語頻道已經移除了台灣的節目，而新華社也建立了自己的電視台。
在英文媒體方面，中國日報在 2016 年與澳洲及紐西蘭的 Fairfax 建立了合作關係。
中國大使館則贊助了記者與政客的旅遊活動。其他的事例是，與中國政府關係密切的捐助者，捐助了提供研究資金與資助記者與青年訪問中國的組織，還有展覽跟出版物，以及其他「宣傳非批評中國立場」的活動。
中國的駐紐西蘭代表，對於在相關議題高聲批判中國的紐西蘭人，也施加了相當的壓力。根據早先澳大利亞情報與安全委員會的證詞，Anne-Marie Brady 自從發表關於中國在澳洲影響力活動的報告後，其辦公室與住家，都有入侵跡象。
不像澳洲政府，紐西蘭對於國內事務的境外干預，幾乎沒有任何應對。統戰組織用以掩蓋捐款的慈善捐獻，依舊被排除在披露要求之外。紐西蘭的情報部門也不能在沒有部長批准的狀況下，調查政黨內部的顛覆與境外影響案件，而部長的政治考量恐將限制這類行動。對媒體的管制則依然不足以應對除了直接所有之外的不當影響，這些都需要改革。
新加坡的特別之處在於，它是華人地區（台灣、香港、澳門）以外唯一一個華人多數的國家。新加坡也因為其嚴苛的治理標準，以及對貪污的零容忍，而在東南亞地區與眾不同，這使得賄賂或者公開收買政治或輿論領袖幾乎不可能。
2016 到 2017 年間，新加坡與中國總體來說友好平順的關係，陷入了低潮。最直接的原因是新加坡輪值中國在東協的國家協調員，這個職位由東協成員國三年輪值一次。中國似乎對於讓新加坡接下「協調」東協成員，然後在領土衝突的議題會有利於中方深具信心。不過中國一直都對新加坡在南中國海問題的表態是不太高興的。新加坡對南中國海沒有任何主權要求，而前任的國家協調員是越南，對南中國海有宗主國的要求，且與中國的關係自古以來即充滿張力。中國對於新加坡的期待或許高的不切實際，特別是在 2016 年七月仲裁法庭對菲律賓所提起的反中國立場案件，做出不利中國的裁決之後。
中國批評新加坡支持以國際法解決南中國海爭議的立場，是「選邊站」。它反對新加坡的領導人，甚至也反對談論南中國海爭議議題的官員。當新加坡在一個對該地區無疑具有重要性的議題堅持表明自身立場時，中國的影響力機制也啟動施壓政府改變立場。新加坡在 2016 到 2017 年間的遭遇，足堪東協各國借鑑。
中國表面上宣稱並不干預其他國家的內政，但同時，它是由一個懷抱統戰核心戰術理念的列寧式政黨。轉化成外交政策，統戰工作的本質包含了遊說、脅迫、籠絡以及其他影響力運作：有些是合法的，有些則不是。中國自稱是所有世界所有華人的代表，中國的立場，所有的中國人都有義務幫忙，這讓擁有 76% 華人的新加坡，立場更為複雜。
這個多面向，且彼此之間或者互為扞格的統戰手法，也被運用在中國崛起勢所必然，而美國的沒落大勢所趨的總體敘事中。此一與其他類似的敘事被以不同的方式傳播：主要以華語人口為主的微信以及主流媒體、基層的耳語、商業界、同溫層圈子以及文化交流類學會，以及中國情報組織所回報的重點頭人等等，情報組織的任務就是培養列寧所說的「有用的笨蛋」。
中國在新加坡的影響力操作並不是最近才發生。在 50 與 60 年代，中國的統戰活動就已經試圖向南亞輸出中國的共產革命，這是公開政治鬥爭的一部分。即便在這場政治競逐中中國的代理人輸了，中國依舊一直試圖影響新加坡的公共輿論，2016 到 2017 年期間的狀況有別於過去，主要是手法的運用，這反應了當下所能運用的技術。
1971 年 5 月 15 日，新加坡政府宣佈依據《國內安全法案》，逮捕並拘禁三個人。官方聲明揭露了在 1964 到 1968 年間，「中共駐港情報機構的官員」，以「低到離譜的 0.1% 年利率」，向一位華裔商人提供總計超過七百萬港幣的借貸，以開辦一份名為「東方太陽報」的英文報紙。該報在 1966 年開始發行，鉅額貸款所要求的回報是，東方太陽報被要求不能在重大議題反對中國，其他一些小議題則可以保持中立。
2004 年，副總理李顯龍計畫非官方的台灣訪問，中國對此施加了巨大的壓力。中國想方設法讓新加坡取消這個行程。新加坡堅持「一個中國」，但若是中國的施壓得逞，將導致新加坡的對台方針產生巨大改變。
這並不是新加坡領導人第一次對台灣的非官方訪問。此前的非官方訪問，即便是層級更高的官員，都相當進行得相當順利，沒有任何意外。2004 年的訪問在形式與實質內容上都遵守既定的模式。不過，2004 年的意外與 2016 到 2017 期間的共通點是，都發生在新加坡的政治過渡時期。
2004 年，李顯龍即將取代吳作棟，接任第三任總理的態勢明顯。而在 2016 年，總理李顯龍公開表示，他將在 2020 的大選之後引退，年輕一代的政治領袖將會接班。在這兩個關口施加壓力，意在測試新領導人的決心，也是警告他們不照中國意思的後果。
當新加坡在 2016 年接任東協國家協調員時，中國的外交官要新加坡向其他東協國家「解釋」中國的南中國海立場，或者確保這個議題不在東協論壇上提出，或者低調處理。但多年來這個照會討論在東協國家之間行之有年。
同時，針對民間社會與其他部門的訊息也開始釋出，特別是在社交媒體上。目標是灌輸多族群的新加坡，接受中國人身份認同的必然與必要，讓新加坡人，不僅僅只是華裔新加坡人，向政府施壓，以把新加坡的國家利益跟中國的利益串連。基本上，他們主張：
不像 2015 年去世的李光耀，現在李顯龍新加坡領導層，不知道怎麼跟中國打好關係。過去好得多。既然新加坡在南中國海沒有領土主張，那麼為什麼要站在美國那邊對抗中國呢？那麼無疑，作為一個「華人國家」，新加坡應該向其他國家「解釋」中國立場，或者保持中立。
很難確定這些與中國官方媒體，特別是環球時報相近的言論，其確切來源。但這類論述所忽略的歷史事實是，李光耀是 50 年代晚期與 60 年代初期，唯一一個以非共產黨人身份躋身中國共產黨所支持的統戰組織領導，並在最後成為勝利者。這畫下了一條紅線，成為李光耀與後繼領導人發展對中關係的基礎。同樣也被忽略的事實是，即便新加坡對南中國海沒有領土主張，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沒有利益問題。而最為關鍵的是，雖然多數新加坡人是華裔，但它是一個建立在菁英統治基礎上的多族群國家，並不是一個跟中國一樣的單一族群國家。
然而，還是有許多對國際事務認識相當粗淺的新加坡人，並沒有理解到他們被餵食的這種過度簡單化，正在吞噬他們，或者伴隨其他因素而作用。商界與學界人士，以及其他在中國有利益問題的人士，不斷被暗示，除非新加坡對中國更加讓步，否則他們的利益將會受損，讓他們把這類訊息傳遞到層峰。一帶一路的提案被像是誘餌般掛著，如果被排除在外就像是威脅，即便新加坡這麼一個高度發展的國家，並不需要 BRI 基礎措施。習近平更親自要求新加坡啟動一個在重慶的 BRI 計畫，總理李顯榮則非常被針對性地，不被邀請參加 2017 年在北京所舉辦的 BRI 高峰會，新加坡的出席代表層級較低。中國也向其他人呼籲族群的自豪。
這類操作非常有效。政府承受著巨大壓力，很難向大眾解釋南中國海問題或者新中關係的細微之處。
北京的行徑越來越過火。2016 年 11 月，九輛新加坡裝甲車在結束海外軍事演習回返途中，被中國以薄弱的理由扣押。新加坡人很快就意識到這是赤裸裸的恐嚇。即便反對黨工黨的領導人，也在國會嚴詞批判中國。後來，對川普政府越來越用心的北京，決定和解。2017 年一月，裝甲車被釋回，影響力的機制漸漸消聲，關係也回復常態，中國領導人也著意表現出友好。當李顯榮被邀請到白宮的消息見報後，李顯榮匆忙地先行趕到北京，也得到了習近平與其他高階領袖的接待。
中國在 2016 與 2017 年間用以散播這類論述的手段，都並非不合法。然而，在 2017 年八月，一個生於中國，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任教的黃靖，被驅逐出境並永久不得入境。專責國內安全與反間諜事務的內政事務部，在聲明中指出，驅逐黃靜是因為他被認定是「境外國家影響代理人」，「刻意與情報單位接觸，並與境外勢力代理人合作，以影響新加坡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及公共輿論。為此，黃靖與新加坡顯要人士交好，並提供據說是關於該境外國家的『特權資訊』，以讓他們的輿論有利於該國，黃靖為了其活動之便還招募了其他人。」聲明接著指出，黃靖還向一位校內高階人士提供所謂的「特權資訊」，以便將之傳達給新加坡政府。這些資料被適時地傳達給外交層峰。聲明指出，其意圖是運用這些資訊，迫使新加坡政府改變其外交政策，聲明的結論是，黃靖勾結境外情報機構，是「顛覆與干預新加坡的國內政治」。
雖然新加坡沒有點名這個「境外國家」。1988 年，新加坡也以干預國內政治為由驅逐了一個美國外交官。一般認定，新加坡驅逐黃靖的動作，是針對中國而來。
中國在東協國家的影響力操作，至今還沒有系統性研究。然而，作為東亞的重要鄰近經濟體，中國即便沒有這類操作也始終具有重大影響力。而坊間普遍認為新加坡的經驗是與該地區國家一致的。差別主要在於其他東協國家鬆散的治理水平，以及較低的發展程度。經濟上的誘惑，以及對中國投資的更加依賴，在一帶一路這個大前提下，就顯得扮演更可觀的地位。
一個共同的因素是對於海外華裔社群的著力。這類影響力操作讓中國進入東南亞的敏感區，海外華裔族群在該區並非是受歡迎的少數族群。中國在許多進入這些複雜議題深水區的處理一直都很笨拙。馬來西亞就是一個特別糟糕的例子，這個例子透露出某種文化與政治上的自閉形式。在 2018 年的馬來西亞大選中，中國大使在其選區，公開為大馬華人協會主席助選。這公然違反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 41 條的不干預原則。這類情事不可能藏的住，中國對於不干預的真正想法也昭然若揭，馬華協會的主席也因此失去了這個席次。
這不是中國外交官在大馬毫無敏銳度的唯一個案。2015 年，幾天前大馬警方才在吉隆坡的唐人街以高壓水柱驅散反華遊行，幾天後前中國外交官卻認為前往吉隆坡的唐人街沒有什麼問題。中國的外交官還發表演講，指出中國政府反對任何形式的種族歧視，還特別額外補充，如果該地區的和平被惡意破壞，對中國來說是恥辱，北京也不會對於任何威脅其公民利益與中馬關係的情事袖手旁觀。
如果是在其他場合，這類激情發言或許會被無視。但這個時間點與脈絡卻讓該外交官的言論，存在令人憂慮的解釋空間，也引來大馬政府的抗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為其大使的舉措辯護「正常友好的舉動」。一天後，該大使繼續火上加油，在另一場演講中說「我要再次強調，海外的華僑華人，無論你們身在何方，無論幾代人後，中國永遠是你們溫暖的民族家園。」
中國外交官這類舉動在東南亞國家並非少見。如果有其他外交官應對東協國家海外華裔社群的舉動，比較謹慎克制，似乎還是個體的差異而非政策的變革。因為這類舉止明顯不合中國利益，中國或許已經開始相信自己的宣傳。習近平的權力集中與堅持黨更強大力道的控制，似乎創造了一種回聲效應，可能就讓中國外交官與官員只回報符合既有信念的部分，導致了盲目命令與追隨的狀況。
這類棟並不侷限於有大量海外華裔社群的國家。文化上的自我封閉或遲鈍，一直是中國順利推動 BRI 的障礙之一。隨著這類問題的媒體報導，公眾也開始警覺。這並不是說各國會迴避與中國合作。而是說各國會越來越審慎小心，若是交流的條件過於繁瑣，他們可能會撤手，也尋求與盡可能多的強權建立關係。
馬來西亞大選後，中國對大馬大放善意。但就像與新加坡的關係一樣，這只是一個過渡，不是結局。因為影響力的操作已經鑲嵌在中國這個國家的本性當中，本性不變，就不可能放棄這類影響力操作，而這似乎不太可能。
不同於美國、澳洲和紐西蘭，對於中國迅速擴展政治影響力，英國並沒有全方面的具體論辯出現，縱使有，這些論辯往往局限於一些少數領域，如：媒體、學術或經濟。但是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任何機構嘗試揭開中國統一戰線及利用權力的種種操作。因此英國面對中國試圖對國內一些關鍵的基礎建設、大學、公民社會、政治體系及智庫的影響力，依然是毫無頭緒。
中國這個日益重要的投資來源及重要的貿易夥伴，一直以來跟英國維持複雜的政治、經濟和歷史關係。尤其是自 2014 年英中關係正式發展到「黃金時代」及 2016 英國脫歐的結果出爐後，英國對中國影響力的態度更顯得門戶開放。在許多最容易受到中國權力滲透的領域，如政治領域、民間社會的人們及媒體，中國正有策略地將手段介入英國經濟，如電信跟核電方面。這些表面上看似正常但實際上卻是包括不正常影響力的活動包括民間交流、公共外交及商業行為，其實是很難辨別出來。問題不單只有中國針對政治組織和智庫的網路攻擊，還有各種自願地和中國合作，或因受到脅迫服從中國指令的行為。一份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PPI）及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的報告顯示，中國特別著重的區域即是媒體和民間社會，許多人也都注意到中國對英國的經濟影響力已越來越重要。
自 2012 年以來，首相大衛卡麥隆及梅伊所帶領的英國政府對於中國人權問題態度逐年軟化，也不再對北京當局理當尊重中英對香港協議的義務表達強勢意見。這可能能跟英國相對處於弱勢地位有關，然而這些變化已讓中國成功影響英國政府的外交政策。
中國影響力活動除了明目張膽對蘇格蘭議會及專門負責跟政府相關國際安全議題的智庫展開網路攻擊，更有報導指出，中國會向視中國為敵人的政治人物發送恐嚇訊息。英國政界人物，如身為下議院外交委員會黨員及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的羅傑斯（Ben Rogers）欲前往香港調查人權問題，卻被拒絕入境。
中國也透過提供工作機會給卸任的政治人物，藉由雙方產生互相依賴的關係取得影響力，前首相卡麥隆即是個例子，2013 年他特意和達賴喇嘛保持距離，並於 2015 年還在執政時期推動英中的「黃金時代」，聲稱自己是中國在歐洲最好的盟友。卸任後卡麥隆隨即接受英中基金會的高階職位，負責一筆用於投資中國「一帶一路」計劃相關的資金。
中國可以透過一些機制對英國產生影響，比如：中國境內的鎮壓影響到跟中國相關的工作、建立針對境外非政府組織的管理辦法、遠端網路監控、創立受中國控制的機構、接受中國資金有條件的合作關係、控制到英國的中國人數，以及彙報或對英國國內的機構和個人施壓。中國鎖定的目標即是社區服務的參與者、學生、客戶及廣泛的人民。
舉例來說，這個負責安排舉辦政治教育活動，並依照「愛國」指示監視裏頭成員的「全英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截至 2018 年 3 月為止約有 17 萬成員。根據報導，英國有一些學生成立中國共產黨的秘密政治組織，利用這個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去監控異議分子，這在事實上已經直接違反英國民主的原則。
由中國當局創辦或管理的機構（包括 29 個由「漢辦」營運的孔子學院，及中國大學第一個海外校區的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牛津校區），社會大眾對這些機構已產生一些擔憂，北美的案例研究顯示，他們公開歧視某些特定團體，像就業困難的法輪功學員。報導指出，有孔子學院的這些大學必須跟中國簽署同意遵守根據國家漢辦提出的中國法律的保密條約。許多人擔憂這些學術機構會進行自我審查的動作，但這樣的擔憂有時候會被淡化，有些人們會認為只要有公開審查的作者帳號清單就比較沒有關係，或者也有人認為只要不在這些機構內批判中國就不會受到影響。
當中國的影響力變得不容易追查時，這些受益於中國資金或者跟中國有商業關係的活動會令人更擔憂。舉例來說，華為對查塔姆大廈亞太計畫的捐款是否會影響到這備受推崇機構的獨立性？中國的影響力在那些英國大學的中國校區內，是否會滲透回他們的校本部裡？這些是很難判斷的。另一方面，很明顯的這些提供給從中國到英國的研究生和研究學生資金的行為，就是會造成言論審查制度的形成，因此，一個影響力很大、負責提供經費的「中國國家留學網」即成為一個相當大的隱憂，任何會惱怒中國政府的計畫方案將無法獲得資助。在中國的劍橋大學出版社曾迫於審查壓力，刪除網站上敏感的文章。
中國對於那些在中國境內英資的教育單位的所作所為同樣引起英國的高度關切，在 2018 年 6 月諾丁漢大學寧波分校的副校長司馬輝，因發表一篇批評中共「19 大」的文章而被校方解除職務。這間大學之前曾因中國的壓力，在 2016 時在學生準備考試期間，無預警關閉當代中國研究學院，此舉動導致了著名華人學者、擔任中國政策研究所院長的曾銳生離職，他長期以來都是以正直以及獨立於北京影響力之外而聞名的。據內部消息表示，這事件即是中國直接介入施壓造成的。曾銳生現任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院院長。
英國媒體獨立、具批判性的報導一直以來都是國際上對中國情勢分析的主要資訊來源。但中國官媒對英國報導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更及全球；主要方式為擴大經營並拓展觸及層面。例如更名後的《中國環球電視網》歐洲股份有限公司（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 Europe Ltd, CGTN）總部設於倫敦，正積極尋求拓展機會；《中國日報》（China Daily）在《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上以〈中國觀察副刊〉（China Watch）形式刊登廣告。英國及中國政府亦簽訂了電視製作共同協議（Television Co-Production Agreement），為兩國電視製作人提供資源共享框架，但前提為「尊重雙方的法律規範」。
因為英國和香港的特殊歷史淵源，中國當局強力干涉香港媒體並剝奪其媒體自由，例如《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自我審查標準日趨嚴格。機密報告指出，離開香港到英國的記者甚至會遭到恐嚇。
英國境內媒體受中國干預的效果難以衡量。批判性報導雖維持一貫水準，但藉由商業廣告管道引進媒體監控的趨勢仍會上升。現今在中國境內言論管控下，外界越來越難取得中國的資訊及情報，而他們持續在遠方對英國的媒體造成影響，將成為一大問題。
多年來，英國對開放中國投資、設廠的態度有點算是特例，即使是國營企業或重大建設也不特別設限。儘管如此，倫敦現在越來越擔心中國會將日漸成長的經濟實力轉化為政治影響力，並利用財富購買、租用甚至竊取西方經濟中心的關鍵技術。
英國政府亦與法國和德國合作引進監控系統，防範中國接管敏感部門的高科技廠商。三國也致力推動相關歐盟法規，加強控管中資，防止中國企業利用一些歐洲國家較鬆散的監管體系來獲取潛在的敏感技術。而英國脫歐計畫將對政府避免關鍵技術落入中國手中的目標帶來哪些影響，仍是一個未知數。
長期以來，中國電信大廠華為向英國電信（British Telecom）、沃達豐（Vodafone）等英國客戶提供寬頻設備和行動網路。多年來華為決策高層以在英國製造的巨大商機，來反擊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指控其和解放軍關係密切所造成的安全疑慮。現今英國政府似乎有了不一樣的看法：一份 2018 年 7 月的官方報告顯示，使用華為器材的科技供應鏈，使英國電信網暴露在新風險之中。2018 年初，英國的網路安全監管機構對電子通訊業者發出警告，指出和中國中興通訊公司（ZTE）打交道，將使國家安全存在「潛在風險」。中興通訊和伊朗、北韓的交易曾多次違反制裁禁令。
核能是另一項隱憂。中國核能產業的主角──中國廣核集團正醞釀買下英國現有核電廠 49% 的股份。這個核能巨人已經取得欣克利角 C 核電站（Hinkley Point C nuclear power station）33.5% 的股份，而該核電站以法國技術建造。英國的中國事務專家如《中外對話》（Chinadialogue.net）執行長伊莎貝爾．希爾頓（Isabel Hilton）就觀察到，對中國開放重要公共建設的英國，彷彿和西方世界活在平行時空：「沒有其他OECD國家這麼做。這（核電廠）是戰略建設，而中國只是合作夥伴而非安全同盟……就像下了五十年份的賭注，賭英國不會和中國發生爭端，英國的同盟國也不會和中國發生任何爭端。這根本沒道理。」
除了對中國經濟走勢的一些有限抑制之外，亦有跡象表明，英國正逐漸理解中國干預行為所帶來的挑戰。英國媒體持續報導記者、傳媒、公民社會、參與政治者所受到的壓力，而這些報導有效地矯正了大眾對中國政府本質及運作的看法。媒體也關注中國如何監控並干預境內外國記者的活動。
政治體制也對中國干預做出反應。國內層次上，一份 2015 年針對英中關係的國會調查報告於 2017 年再度發表，就本文討論的一些問題尋求更多建議。新成立的非營利組織「香港觀察」（Hong Kong Watch）則聚焦於英國對香港的特別責任。執政的保守黨人權委員會也就中國和香港日益惡化的人權狀況發表獨立報告，並發起調查英國孔子學院等行動。雖然英中關係以合作為基礎，外交及國協事務部也正進行中國影響力和干涉行動的相關研究。而在國際層面上，英國亦聯合發表多封公開信，表明其對中國侵犯人權的立場。
公民社會亦提出「外國非政府組織管理法」倡議，也呼籲各界重視中國壓迫加劇的情形。相反的是，目前為止學術圈只出現零星反應，例如 2017 年國際學者聯合起來，要求劍橋大學出版社停止自我審查在中國流通的出版品。儘管 2011 年的伍爾夫（Woolf）報告中，可見到過去有像是利比亞等外國干涉行動影響的案例，但似乎並沒有見到任何能保護學術自由、維持多元道德標準的相對應措施。